宋代的节目主持人

我国演艺活动中的节目主持人古已有之，其中记栽较为翔实的是宋代。宋代演艺活动中的节目主持人有一个十分有趣的名字——“竹竿子”，那是因为他们在主持节目时手里拿着一支“竹竿拂尘”。“竹竿子”多由教坊内的“参军”担任。可能是因为他们擅演“参军戏”（类似今天的相声），口齿伶俐，能够胜任这一举足轻重的任务。一个节目将上场，先由“竹竿子”上前致语，“勾”出节目，相当于今天的报幕；表演结束时，“竹竿子”还要再上台，念七言诗一首，然后以“歌舞既阑，相将好去”之类的话语送别观众。也有不用“竹竿子”的，由演员自己报幕介绍，叫作“自勾”。“竹竿子”有时可根据需要作变通，不拿“竹竿拂尘”，而拿其他东西主持节目，如每年春天诸军聚集宝津楼下，为皇帝表演百戏。由于是广场演出，而且率先登场的又是声势浩大的锣鼓表演，故而“竹竿子”也手摇双鼓上台致语了。     

参军戏与胡乐补论

在“参军戏原为胡部乐”这一观点的基础，对参军戏与钟馗、参军戏与祆教等的关系问题再作探讨，可以得出以下观点：其一，参军这一脚色的扮相受到钟馗形象的影响，由于钟馗染有胡俗，这就可以推断出参军戏具有胡乐的渊源；其二，凡有参军戏演出及有钟馗出现之处，每每就有祆教因素的存在，说明参军戏与胡人宗教火祆教之间有着某些内在联系。     

唐参军戏补说

《云溪友议》中"陆参军"向来无解。唐代参军戏起初为表演陆象先的参军的行为,"陆参军"即谓陆象先的参军,所以又叫"弄陆参军"。晚唐五代,参军戏演变为主仆戏,"参军"一词也就由故事中的人物名转变为角色名。"苍鹘"则意谓"回鹘仆人"。     

瞽矇与中国古代礼乐文化

"礼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瞽矇",精通各种音乐,熟知各种祭祀礼仪,他们在上古礼乐文明诸多的活动中表现突出,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对礼乐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通过对古代音乐文献相关记载的梳理,可以发现瞽矇与音乐的渊源:他们是古代乐官的一类,地位很高,在礼乐活动当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政治教化、历史传承、音乐教育等多方面承担重要职能。     

瞽矇与中国古代礼乐文化

"礼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瞽矇",精通各种音乐,熟知各种祭祀礼仪,他们在上古礼乐文明诸多的活动中表现突出,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对礼乐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通过对古代音乐文献相关记载的梳理,可以发现瞽矇与音乐的渊源:他们是古代乐官的一类,地位很高,在礼乐活动当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政治教化、历史传承、音乐教育等多方面承担重要职能.     

参军戏与胡乐考

古代戏剧史上著名的参军戏在其流行和演出的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乐书》记载唐《胡部乐》中有参军戏，因此这一戏剧应属于胡部；其二，严格意义上的参军戏最早出于石赵，流行于后齐，都是深染胡俗、信奉祆教的国家；其三，参军戏的演员多为胡人乐官或胡人乐官的后裔；其四，参军戏表演中的歌曲、舞蹈多为胡人乐舞。在以上观照的基础上，可以得出参军戏原出胡乐的新观点。     

从日本雅乐看唐参军和唐大曲的表演形式

由日本《新撰乐谱》所录的"盘涉参军"可知,唐代传到日本的"参军"本来是大曲。通过考辨可以确认唐大曲和日传唐乐大曲的相同结构形式是:散序(游声、荒序等)→中序(飒踏、排遍)→入破、虚催拍(第五遍)、催拍(第六遍)、杀头(杀衮、第十遍)→急。大曲"盘涉参军"与俳优的"弄参军"在文献记载中看似两种不同的形式。但是日本唐乐中少数舞乐的滑稽情节与舞蹈动作融为一体,由此推测大曲也可以有滑稽取乐的表演。俳优的"弄参军"、包括有参军、苍鹘两个脚色的表演形式很可能摘自大曲"参军"。     

论十六国北朝古剧与民族文化融合

古代戏曲是文学、音乐、舞蹈的艺术综合,也是古代各民族文化融合的艺术结晶。十六国北朝时期集中出现的一批古剧,促进了唐代古剧的繁荣,形成了以参军戏为标志的主流艺术,从而加快了古代戏曲形成的艺术进程,为古代戏曲的正式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艺术贡献。十六国北朝是古代各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时期,古剧艺术的集中兴起,得力于各民族文化融合这一历史契机,仅靠中原传统文化的自身发展,只能限制古代戏曲形成的艺术进程。     

儒家礼乐文化精神与当代和谐社会建设

"礼乐"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论语>提出的"和为贵"是礼乐文化的根本精神,也是儒家思想的普世价值所在.它要求并引导社会各个阶层按照礼乐文化的规范和模式来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达到建立和谐融洽的社会人际关系的目的.当前我们党和国家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是指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的状态,它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3个方面的基本内涵.显然,上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与我国古代礼乐文化的"贵和"精神是一脉相通的.因此,我们在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业中有必要以批判继承的态度从我国古代传统的礼乐文化中发掘可资借鉴的内容.     

唐宋录事参军法定职能演变探究

由唐入宋,作为州府主要官员的录事参军,在职能定位上发生重要转变。盛唐时期,录事参军主要以监督为职。安史之乱后,录事参军逐渐获得了参与政务的职权。北宋时期,录事参军的政务官尤其是司法官身份不断强化,而传统的监督官身份在淡化;到南宋时期,录事参军终于演变成以断狱为职的专职司法官。从社会治理的层面分析,唐宋之间录事参军职能转变可谓这一时期地方治理模式转变的法律表现。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上）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礼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下）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札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尹湾汉简所载东海郡吏员总额考

《尹湾汉墓简牍》集簿和东海郡吏员簿在统计东海郡吏员总数时出现了差别,前者显示为2203人,后者显示为2202人。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两处统计方法的不同;另一方面则在于郡府亭长正处于从"以故事置"向"员"转变的关键时期。     

《周礼》官计文书与战国时期的行政考核——竹简秦汉律与《周礼》比较研究（十七）

《周礼》中国家实施的各种考核措施统称为“官计”。官计文书是考核制度运行的有效载体,其写作、传递和管理程序都已经标准化、制度化。出土的秦汉简牍中的相关记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考核制度是战国时期官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保障国家行政体系高效运行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对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通判之官”释义简

“通判”在唐代并非九品序列之官,是为职官当自五代始。但是在唐代基础文献中,多见“通判之官”一词。故笔者检阅相关资料,对唐代“通判”之义做详细阐释。文章指出其有两种含义：一是动词,即“共同参理,分曹掌事”;二是名词,指“副贰之官”,是佐职的泛称,即所谓“通判之官”是也。笔者以为,唐代的“通判”是动词和名词之义兼用的;南唐时,以水部员外郎充“通判”的例证,表明了其具有了正式职官的特征,是其走向职官的标志性变化;北宋初,便置“通判”一职,并明确了它所应具有的行政、监察之责。     

论政府机关“三公经费”的法律规制

作为当时的热点事件之一,中央部委“三公经费”公开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分析当前“三公经费”制度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三公经费”制度规制的介绍和分析,认为“三公经费”公开制度是其使用规范化的制度保证。据此对如何构建和完善我国“三公经费”公开制度提出建议:扩大义务主体,及时公开经费,细化公开项目,拓宽信息渠道,建立救济制度。     

从《汉书·儒林传》看《儒林外史》的艺术构思

《儒林外史》题名中的“儒林”和“史”字都透露出它与史传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儒林外史》的艺术构思在人物出场的线索设置、人物退场方式以及主旨确立等方面受到《汉书·儒林传》的诸多启发。《儒林外史》虽日“外史”,却是依托“正史”进行艺术构思,从而探索出了一条汲取历史营养进行小说创作的新路。     

《石头记》靖本第五十三回回前批新解——兼证毛国瑶不诬

《石头记》靖本第五十三回回前批经校读后,依旧说“《石头记》之‘贾家’为大清织造曹寅家”,无可为解,但从笔者新说“《石头记》之‘贾家’即康熙母舅之佟家”,却正可得解.鉴于毛国瑶没有可能知晓笔者新说以及任何其它关于《石头记》之贾家且足以解释靖本第五十三回回前批之见解,则以毛国瑶作诬制造了靖批的观点便难成立.     

八番土司后裔族源认同辨析

八番土司后裔根据族谱和传说普遍认同"祖先是外来汉族将军"。从史料推论,其始祖应是布依族。百姓误读元朝官职、八番精英模仿汉人构建"外来祖先"之说以及八番地区布依语让位于汉语是这种族源认同产生的根源。     

论魏晋时期的“散骑常侍”

"散骑常侍"是发端于秦汉,形成于魏晋时期的一个重要官职。最早是作为内侍官而出现的,其职权经历了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可以说,对"散骑常侍"的研究是很重要的,然而有关这个官职的几个问题目前并不是很明晰,比如"散骑常侍"的设置及其选任和职权,"散骑常侍"成为加官,员外"散骑常侍"和"通直散骑常侍"的设置等问题,仍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