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办学特色刍议

战国时期齐国创办的稷下学宫,办学很有特色,稷下学宫的办学特色既是战国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使然,也是齐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当时君主个人素质使然.     

简论稷下学宫

<正> 战国时期,七国虎争,出现了并称东帝、西帝的齐、秦两大帝国。齐国也曾雄于天下。《史记》载:“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在文化上,齐国也出现过一个鼎盛时期。郭沬若同志指出,齐国“曾成为一时学者荟萃的中心,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十批判书》) 当时齐国在国都稷门之下设置学宫,招揽文学游说之士,任其讲学议论,史称“稷下之学”。《史记·田齐世家》介绍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这可能是稷下之学发展的高峰时期的盛况。纵观“稷下之学”由兴而衰凡五代,历时一百四、五十年,它对战国中、后期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繁荣都起过积极作用。     

再论庄子与齐文化

庄子是齐海洋文化的产儿,庄子的故里应该是战国时期的齐国,在今山东境内。庄子的思想充分显示了海洋文化的特征,庄子的自由主义更是与齐国的商业文化相一致的。     

稷下学宫史钩沉

<正> 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官,是田氏封建政权兴办的大学堂,它伴随着齐国统治者进行封建化改革而兴盛起来。稷下之学对当时各个学派兼容并苞,通过“百家争鸣”,大大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交流和发展。稷下之学承前启后,宏博精深,遗留下的古文献众多,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影响极大。     

诸子思想与中国侠的人格精神

本文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考辨源流,深入探究了诸子思想与中国侠的侠义观念及其人格精神的密切关系,认为将侠的起源归于儒或墨等诸子那里虽不免偏颇,但中国侠却是中国社会多元文化共同孕育的产物,其原始的侠义观念和人格精神之铸塑,以诸子思想为最。儒、墨、道、纵横诸家从不同方面共同影响并铸塑了中国侠的侠义观念和人格精神的核心,并使之成为历代侠义观念得以产生的源泉和基体。     

《容成氏》、《唐虞之道》与战国时期禅让学说

比较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与上博简《容成氏》的异同,可以窥见战国时期禅让学说发展的不同脉络及其复杂性。二者所表现的“尚贤”观念以及“让”的观念并不相同,因此其思想内涵也不相同。它们对禅让的论述,似乎没有引起战国中晚期思想家的过多关注,甚至可以推测它们所阐述的内容,战国后期诸子并未及见。     

论前诸子时期的“天人观念”及其美学史意义

前诸子时期超越天人二元对立的"天人观念"具有深刻的美学史意义,这可通过中国美学的发生、发展、突破三个方面来说明:就"发生"而言,前诸子时期"天人观念"对于中国美学何时发端的问题具有澄清作用;就"发展"来说,中国古典美学之特征和基本范畴的形成、中国现当代美学之思想体系的构建等都能在前诸子时期"天人观念"中找到渊源;就"突破"来看,前诸子时期"天人观念"对于为何要超越二元对立以及如何超越二元对立均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即追寻"意义"与回到"经验"。     

齐国带钩艺术初探

带钩是中国古代服饰的一种构件,对我国古代历史的影响不同一般,特别是对齐国历史的影响更是非同寻常,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枚带钩改写了整部齐国的历史。关于齐国带钩起源问题众说纷纭,据文献记载,至迟在春秋早期齐国贵族阶层已经使用带钩。齐国带钩,由于受齐文化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影响,在造型和装饰上以变化丰富、形式多样、重实用求美观为显著特色,求新善变、不拘一格的造型与装饰风格体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战国时期,齐国带钩造型和装饰艺术风格表现尤为突出,地域特色更为鲜明。大量出土的齐国带钩,是对司马迁"齐冠带衣履天下"论断的最好明证。齐国带钩艺术是齐国服饰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古代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服饰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稷下学研究(三) 孟子与稷下学宫的关系

<正> 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外设有学宫,聚集了大批来自各诸侯国的学者,从事讲学、议论朝政和著书立说的活动。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大师,曾两次游齐,他与稷下学宫是否有关系呢?本文想就这个问题,谈一些自己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教于学术界的同志们。一、孟子不列稷下说难以成立钱穆认为孟子虽游齐而不列稷下,并写了《孟子不列稷下考》(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列举了三条证明。我认为孟子不列稷下的三证是难以成立的。钱穆说:“《史记·孟荀传》云:‘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等宠之。’不数孟     

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述中的诸子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作迭出,各编者对诸子百家这一部分的编写中,出现三种分类方式:按百家归类诸子、按作品文体、按地域归类诸子。著述对班固《汉书·艺文志》"九流十家"分类方法保留或扬弃,对诸子主要作品也开始有不同于前人的阐释方式和角度,或从文学性来阐述,或从地域对诸子的影响来解释其作品等。对作品的选取方面,民国文学史中所录的不过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辞赋家的主要作品,而关于小说家的作品因史料的缺失,故未录。文中旨在展示"民国文学史"著述中编者在不同的分类框架下对诸子百家的论述,有利于探讨民国文学史研究诸子的特点和文学观念的转变与发展。     

齐国的乡里控制体系及其变化

西周时期,齐国遵循周制,以国、野二元体制作为基本统治制度,"参其国而伍其鄙",即将"国人"区分为三部,而将其所统治的土著人群按地域分划为五个区。齐桓、管仲改革,重整国、鄙二元体制:在国中实行兵农合一制;在鄙中实行军、民分治之制。无论国、鄙,其乡里控制体系,皆由伍或轨(五家)、里或邑(三十家、五十家或百家)、乡(二百五十家或五百家)三级组成。金文所见春秋晚期齐国的乡里控制制度,当是邑(乡)—里二级制。陶文所见战国时期齐国的城乡控制体系,在临淄城中实行"闾—里"制,在乡村地区则实行"卒—乡—里"制,其控制结构与春秋时期大致相同,只是在"乡"(邑)之上增加了"卒"(又分置左右敀)。委派"立事"分治临淄城内外各区("闾"),以及在"乡"之上设立"卒",说明齐君强化了对城乡社会的直接控制,而贵族在城乡社会中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则受到削弱。     

稷下学风与百家争鸣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的文化中心和百家争鸣的舞台 ,当时著名的诸子学派大都曾经在这个舞台上一展风采。其中黄老学派、阴阳五行学派、墨家学派、名家学派、纵横家学派、儒家学派是其主要代表 ,这些学派在学术争鸣与交流中修正、发展了各自的学说 ,形成了百家争鸣的优良学风———稷下学风     

对稷下之学的系统考察

战国时期,齐国在国都临淄稷门外设置学宫,招聘天下贤者来此讲学。于是,“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不治而议论”,故称为“稷下学”。稷下学自田齐桓公午始兴,中经威、宣、闵、襄,至齐王建共六世,约有150余年的历史。它作为当时各国的文化学术中心,虽经几度盛衰,却以历时最久、学者最多、著述最丰、学风最淳而著称于世,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对这一重要文化现象,从汉代至近代几乎无人问津。直到本世纪30年代,才陆续有学者注意。金受申的《稷下派之研究》(1930年出版),虽仅两万字,却是专题研究稷下学的开端。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1935     

《尚书》历史变动思想与先秦诸子历史变动观

先秦诸子著作频引《尚书》,他们的历史观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受到了《尚书》的影响.先秦诸子各得《尚书》历史变动思想之一体,但是儒家最得《尚书》历史变动思想的精髓.老庄的历史变动观念过于迷恋过去且缺乏在现实生活中应用和实现的可能；韩非子的历史变动观念缺少人文性而过于功利；墨子的历史变动观念却又显得自相矛盾；只有儒家诸子的历史变动观念因其中庸、合乎常理而最易为人们所接受.     

《左传》“言语”对战国诸子散文的影响

我国散文源远流长,远在殷商的《尚书》,可谓散文之始。然其勃起,还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历史散文,如《左传》、《国语》,采集前史,记载了春秋时期的历史,《战国策》则记当世之事,保留了大量的战国策士言论;诸子散文,更是蔚为大观。探其原因,一是:时政衰微,礼崩乐     

孙膑

孙膑,战国时期齐国鄄地人(今山东省鄄城县,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详考),是我国春秋末期新兴地主阶级的著名军事家孙武后世之孙。孙膑一生的主要活动和主要功绩都在齐国,并且“以此明显天下,世传其兵法”。《孙膑兵法》也和春秋时期《孙武兵法》一样,受到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重视,但是这一兵书在长期流传中不幸遗失,故埋没多     

先秦诸子文本的经传结构及其文体培育功能

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各学派都有自己的经典,并且为经作传之风盛行.<墨子>、<文子>、<管子>、<韩非子>均有以经传结构出现的篇目,在文本形态上各具特征.先泰诸子经传结构的文本形态,对于格言警句体、说体、专论体作品均有培育功能,甚至在连珠体和骈体赋的用典中,也可以见到先秦诸子经传结构文本形态的痕迹.     

论管仲改革及其作用

<正> 从春秋到战国时期,由于王室的逐渐衰微,诸侯并起,原来的“尊尊”,“亲亲”已经不能用以规范天下了。因此,孔子叹为:“天下无道”。面对这样一个“无道”的天下,先秦诸子各自提出了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实践方法。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诸子异说,百家争鸣,在这紊杂之中,却可看出其反映在思想上的有“法古”与“变古”的二种不同意见。     

孟子借用寓言论事说理原因探究

中国古代寓言,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就开始萌芽,战国时期形成第一个创作高峰。《孟子》寓言与先秦其他诸子寓言相比,虽然数量不占优势;但却能穿越时空经久不衰,充分彰显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试从文学形式产生根源入手,从政治背景、文化背景、思维时代特征和辩术技巧四个方面分析孟子借用寓言论事说理的原因。     

齐国青铜艺术新探

纵观各个历史时期的齐国青铜器,无论是不拘一格的造型艺术,还是丰富多变的装饰艺术,都充分体现了齐国青铜艺术的成就,并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青铜器,其地域特色和艺术风格表现尤为突出。大量出土的齐国青铜器,以广泛的题材内容、不拘一格的造型观念、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以及兼容并包的文化观,为后世了解齐国青铜器的发展历史与艺术风格,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丰富多彩的齐国青铜艺术,作为中华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丰富和发展我国青铜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