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神记》成书年代考论

干宝<搜神记>的成书年代,学术界一直有争议.有学者依据唐许嵩<建康实录>的记载,确定<搜神记>成书于晋成帝成康二年.考<晋书>干宝等人传记及有关文献记载可以推定,<搜神记>始作于晋元帝建武元年,成书于晋穆帝永和初年.     

论《南部新书》对于整理唐代小说文献的价值

<南部新书>是北宋初钱易编撰成的一部小说选集,其内容和文字绝大部分来源于唐代的小说、杂史、杂传以及正史等书籍,该书对于整理唐代小说文献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通过此书可发现一些失传的唐代小说佚文,一些仅有节录本传世的小说可在此书中找到一些较完整的文字.在唐代小说以及<太平广记>等书的文字的校勘方面,<南部新书>也可发挥重要的作用     

欧阳修《试笔》成书考

欧阳修<试笔>是平时信笔所书,后人摭集其手迹面成.<试笔>包括诗、文、书、画等各方面的内容,是了解欧阳修文艺思想的重要资料.本文对<试笔>的流传及成书进行详细考辨,纠正了前人的一些讹误.     

《唐九卿考》订补

<唐九卿考>是近年出版的重要的文史研究著作,但尚有缺误.根据新出土文献进行补正,有助于该书的进一步完善.兹将新发现的九卿材料及书中的错误共 124 条整理出来,作为<唐九卿考>的订补,以供唐代文史研究者参考.文章分三个部分:增补九卿姓名条目、增补九卿重要新材料、订正九卿任职年限及名字讹误.     

韦绚及《刘宾客嘉话》考论

运用文献分析方法,对唐代文学家韦绚生平进行重新考辨,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著作<刘宾客嘉话>进行深入研究.认为韦绚作为唐中期的文学家,生于798年(德宗贞元十四年),卒于866年(懿宗成通七年),享年69年.他所著的<刘宾客嘉话>后世以多个版本流传并致错乱,今以唐兰校本最为精善;<刘宾客嘉话>对于保存唐代文史资料、研究刘禹锡文学思想及语录体在唐代的发展均有重要价值.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研究,以期对中唐文学发展有所补益.     

延英奏对制度初探

延英奏对是唐代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项朝议制度,其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不亚于宰相政事堂会议。然而,唐宰相大臣召于延英殿议事奏对的事例虽然充斥史传笔记,唐官修政典——《大唐六典》以及《通典》、新、旧《唐书》职官志等却均不作记载。史学界研究唐中枢政治制度的论著虽多,却至今未见一篇研讨延英奏对的专论。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三省六部和政事堂,对在唐中枢决策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延英奏对制度始终未予应有的重视。为     

唐玄宗开元年间进士科状元考辨

现存史料中关于唐代进士科状元的记载颇不一致 ,文章对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争议的六位进士科状元进行了考辨 ,澄清了《唐才子传》、《玉芝堂谈荟》以及《登科记考》等书的一些错误记载     

从人体词语的使用看《素问》的成书年代

<素问>与<灵枢>组成了<黄帝内经>.<素问>成书年代,古今争议颇多.语言诸要素中,词汇对客观事物的反应最快,它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色也最显著.从词汇史角度对<素问>进行考察,可以为判定其成书年代提出一些证据.     

《典论·论文》三辨——从《典论·论文》看曹丕的文章写作观

<典论·论文>里提到的"四科八体",其中的奏、议、书、论、铭、诔这六种属于应用文体.仅从这一点来看,说它是"文学专论"就不符合原著的内容实际了.曹丕<典论·论文>并非是"文学专论",而是既包括文学创作又包括应用写作的中国古代文论.其中,"经国之大业"说、"文本同而末异"说、"文以气为主"说等三个重要观点,也同样是适用于应用写作的理论总结.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而深入地研读<典论·论文>的原著,我们便会发现,所谓<典论·论文>是"文学专论"云云,往往都带有以偏概全的毛病.     

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

署唐人刘肃撰的书籍,今传世者有<唐世说新语>和"<大唐新语>"两种,但二者内容相同,显是同书异名.那么,此书之原名是<唐世说新语>抑或是<大唐新语>?迄今为止,一般均认为<唐世说新语>为<大唐新语>的异名.但是,经笔者考察论证,现所存显然是<唐世说新语>,而<唐世说新语>实是明人伪造的一部书,并非刘肃原撰的<大唐新语>.     

《贞陵遗事》、《续贞陵遗事》辑考

令狐澄编撰的《贞陵遗事》和柳砒编撰的《续贞陵遗事》均记载唐宣宗轶事,是唐代两部具有小说性质的杂史,在《资治通鉴》中曾被采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惜均已亡佚。详考相关文献可知,令狐澄是令狐楚之子,曾为浙江西道观察使、中书舍人。柳砒是柳仲郢之子,曾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后贬为泸州刺史,卒于北归‘途中。二书佚文在《太平广记》、《资治通鉴考异》、《唐语林》等宋代书籍中有所保留,钩稽考订,前者可得佚文17条,后者5条,前书已为全璧,后者亦过三分之一。     

唐朝军事系统中的朝鲜半岛徙民

唐朝前期,中央政府与高句丽、百济的战争带来了两次大规模的半岛人群入唐活动。半岛降人具有骁勇善战的特性,他们依据身份的不同,分三个层次——官僚贵族、官奴与平民。这些徙民进入唐朝的中央和地方军事系统,成为唐朝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出身官僚贵族者在唐朝发展的巅峰是高宗、武则天时代;出身官奴者的发展巅峰是玄宗一朝;出身普通降民者的发展巅峰则在安史之乱以后,三者在时间上呈递进趋势。半岛徙民多进入唐朝各种军事组织中,再与整个系统一起,融入唐朝社会中。     

《唐会要》讹误校订举例

作为现存最早的会要体史书,《唐会要》是研究唐史,特别是研究玄宗天宝以后历史的重要典籍。由于《唐会要》在编纂及传抄的过程中,文字脱讹严重,大大影响了该书的使用价值。这里将发现的讹误择其要者共三十条按卷排列如次,以裨学者考证。     

唐休璟晚年历官考论

《〈两唐书·唐休璟传〉补阙》一文较详细勾勒了唐休璟传奇的一生,然而关于唐休璟一些经历,特别是对其晚年事迹的叙述颇显粗。文章通过对唐休璟历官的考察,结合武后至玄宗时期政局来探讨个人活动的深层原因以及历史环境与个人的互动。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春秋》虽列于经部,实则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为经的性质十分明显。从杜预至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具有经、史舍一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和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     

新出土唐代李宽碑志考论

李宽是唐代开国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一生经历了隋及唐代的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与唐代初期几个重大政治事件有着重要联系。但上千年来,李宽的事迹却湮晦不彰。李宽碑、志的出土不仅可彰显其一生事迹,对唐初历史亦有印证和发覆之效。首先,李宽的家世经历了改姓和赐姓的过程;其次,李宽参与了唐代初期破王世充、平刘黑闼、败吐谷浑、定高昌、克高丽等重大政治事件;再者,李宽碑、志所载的事实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有助于辨补重要典籍;最后,李宽墓碑的撰立也蕴涵着复杂的政治和家族因素。     

罗隐历史定位发覆

光化三年（900）唐王朝授予罗隐检校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官职;唐亡后,罗隐未曾接受后梁授予的给事中官职,至死都以唐臣自居;又屡劝钱缪“兴唐宗社”。其历史定位当为大唐的“忠义”之臣,而非后梁或吴越之臣。其“忠义”人格一以贯之,从未动摇。     

《经典释文》述评

<经典释文>是汉魏六朝以来群经音义的总汇.该书收录广博,考证精深,其成就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总结:其一,<序录>阐明著书之缘由、条例,综述经学传授源流,为研读该书正文和了解唐以前经学发展沿革提供了基本线索;其二,采众本之音切为群经原文及注文标音,兼载诸儒的诂训,是后世了解诸经古音古义之津梁;其三,收异音异文,存佚音佚文,辨字音字形之是非,集汉魏以下校勘学的大成,保存了大量语言材料,是后世研究上古语言的宝藏.然而,<经典释文>也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由于时代及研究方法所限,该著作亦有是非莫辨、判断错误、取舍偏颇等不足之处.     

张振Pei先生《史通》讲演录

本文以知人论世的方法 ,将刘知几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了分析 ,认为超越的价值理想与现实秩序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 ,这是决定刘知几政治态度的一大重要因素 ,也是理解他的学术思想的一大关键。同时还将《史通》一书置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语境中 ,分别从目的论、方法论、史才论 (史家主体论 )、知识论等诸多方面 ,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刘知几的史学理论思想 ,认为《史通》一书不仅为以后史学的继续发展特别是理论方面的深化提供了新的思想前提 ,而且也为后世史家重新理解历史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方法论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