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情墨韵传心声——谈黄慎人物花鸟画

黄慎,字恭寿,恭绶,号瘿瓢等。福建宁化人(1687——1772),出身贫苦家庭,一生没有作官,自称东海布衣。是“杨州八怪这一,初学上官周、倪云林,在工笔人物画上打下坚实的基础。狂草学怀素,后自成一家。中年以后狂草入画,画风变为用笔酣畅,粗笔挥写,纵横弛骋,潇洒飞扬,极尽变化,别     

巴洛克时期西方雕塑的音乐性探索

作为西方艺术史上的一个时代，巴洛克时期的艺术形式以特有的庄严和高贵继承着文艺复兴时期所发扬的古典古代艺术精华，并同礼教观念的约束作用结合。本文通过巴洛克时期的雕塑艺术与音乐艺术的跨学科对照与关联性研究，深入探讨巴洛克时期艺术的表现特性，试图寻找其在风格与其特性上存在的联系及相互影响，并为研究其共同关系及存在的同构性及审美性认识提供理论依据。     

伤事怀人 哀语痴情──论《小山词》的“梦”

本文深刻分析了小山记“梦”词的内容、风格和审美特质。首先从内容上可分为思念、回忆和自慰三种类型，并联系小山身世，剖析了隐藏在词作之中的感伤情绪；接着从前人的种种评价入手，通过与其他词人的比较，揭示出小山与众不同的风格、艺术特点；最后对小山梦词的思想、艺术价值进行评价，认为它们对构成小山独特风格起着重要的作用。     

风格可译性问题

文学作品的风格是原著艺术生命最重要的体现,因此,文学翻译要再现原著,必须再现原著的风格.我国翻译界历来存在风格可译与不可译之争.从三方面探讨了风格的可译性文学作品的语言具有可译性;作家独特的表现手法是可以翻译的;风格作为优秀作家的独特的表达体系,它所表达的主要内容是可以翻译的.     

风格与距离——齐美尔艺术思想解读

在齐关尔对艺术内部因素的剖析中,有一个核心的范畴,即艺术风格.齐美尔将风格与艺术、审美甚至现代性体验联系起来.艺术风格是齐美尔艺术思想中的重要范畴,也是齐美尔"距离"这一审美救赎思想在艺术中的表现.     

以音乐的感知模式解析现代艺术的超感性

艺术形式的相通之处就在于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相联系、沟通达到同化之目的,同化的意旨在于互动式的交流。现代艺术正如同一篇美妙的乐章,以超视觉的、超内容的、超传导性地开辟了新的艺术感知模式,从而发现:传统艺术是以技法的传承为基点,以风格的独树为目的艺术;而现代艺术是以情绪的表达为基点,以信息的传递为目的艺术。     

苏洵的“长议论”与“好权术”

苏洵是一位以主要精力从事议论文写作、并以议论见长的散文大家。就议论文在其集中所占的比例而言,苏洵在唐宋八大家中是首届一指的。苏洵的议论文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语言古劲简切,风格纵横恣肆、气势雄放。同时,苏洵也以研究权术著称,其“长议论”是与“好权术”相互联系的。     

刍议时代语境下的学院派绘画

学院派绘画风格是经过美术学院系统技法与严格的理念训练而形成的独特且严谨的绘画风格。后现代主义绘画艺术曾经风靡一时,给学院派绘画以严重冲击。然而,形式有余而内涵不足的现代与后现代绘画艺术终究因欠缺学院派绘画的扎实基本功训练而不为更多的观者所接受。中国当代画家应该在夯实牢固的学院派绘画风格的基础上,立足本土,真正创作出中国人自己的现代艺术作品。     

浅谈热贡艺术的发展及其特色

热贡艺术是藏传佛教艺术中极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在中国绘画艺术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热贡艺术从其自身的发展演变以及所形成的风格看，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些代表作品。本文以热贡艺术发展的时代为经，以每个时代热贡艺术的作品特点为纬，勾勒出了热贡艺术发展的历史脉胳     

空纳万境白多余韵 --中国园林的布白现象

中国园林以独特的艺术品格成为世界三大园林之一 ,它的风格和创作手法的形成 ,必然有其历史、文化根源。在中国所有的传统艺术种类中 ,中国画对中国园林的影响最大。本文就中国园林与国画的姻缘联系、布白原理和特征进行了论述。     

关于明代戏剧家沈自征经历的一段史实考辨

明代戏剧家沈自征其性格和气质颇具游侠色彩。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军袭扰北京,沈自征奉大司马之命前往袁崇焕军营侦之,劝其入朝拜见崇祯帝。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否定沈自征曾有入“袁营”的经历。但据各种史料看,沈自征的确有过这样的经历。他的经历反映了明末的一段史实。     

王树楠题画诗的生命忧思与文人趣味

王树楠是近代“河北派”诗人群体的重要人物。学诗从黄庭坚入手,由苏轼上追韩愈、杜甫,与桐城诗派和闽派诗人的诗论有许多相通之处。他历经晚清的变局,其题画诗融入了文士的家国情怀和慷慨雄迈之气,将画家心事、诗家遭际与文人的生命理想在诗画真幻世界中进行自由转换,表现出晚清以来题画诗发展的新境界。题人物画诗勾勒图像中的自我形象,写出了儒者能吏的生命情态;题咏山水画诗与山水行旅的矛盾心态深度交织,呈现出晚清民国文人宦途中经世理想与追求个人自由解放的困惑与无奈。他的题画诗以“诗史”精神孕育“画史”意识,追求天真自然、雅逸淡泊的艺术风格,带有浓郁的文士趣味,体现了深味斯文之道的儒者在易代之际难得的家国之情和生命趣味。     

文化地理变迁与清初汀州绘画发展概述

历史上的汀州地处福建西部,是客家文化的发源地。它开发于唐开元年间,至明清时期,在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得到空前发展,成为闽、粤、赣三省边区的商贸重镇及客家文化中心之一。清康熙至乾隆年间,闽西汀州八县涌现出一批颇有建树的画家,其中以上官周、华苗和黄慎最为杰出,被称为“闽西三杰”。汀州画家根植于福建传统,开拓进取,敢于创新,把闽画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在清代中国绘画史上也应有其特殊的地位。     

张江舟水墨人物画的艺术特征与启迪

在当今中国画坛,张江舟的水墨人物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他在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笔墨厚重、色彩浓郁,特别是1999-2003年的作品整体上呈现出了“灰色雕塑风格”,2004年至今,其作品开始转向淡雅、清新和简约的风格。由此可见,张江舟的水墨人物画在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变化后已日臻完美与成熟。文章从分析张江舟不同时期的水墨人物画入手,旨在研究探寻其作品的艺术特征、艺术价值以及对当代水墨人物画坛的推动作用和启迪意义。     

沈颢《画麈》析论

沈颢的山水画南北宗论并非董其昌所论的重复,虽论列宗派,终又不为宗派所囿,倡导自主性和创造性.他又主张绘画应表现"自性"、"自然",这是庄禅思想的体现,是明末士人挣脱思想束缚的表现.他就传神提出了"挹之有神,摸之有骨,玩之有声"的要求.他拟画为诗,以简约取之,在技巧论上颇有创获,在鉴赏论上尤其鄙弃功利性.沈颢对绘画落款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对我国绘画与诗、书、印的结合有所推助.     

从“文心开辟”到冷峻孤傲——浅论新安画派风格的形成

新安画派以黄山、白岳以及徽山皖水为主要创作对象,其画家主要是徽州籍人士,大多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早期绘画遵循正脉,以文心开辟,宗师倪黄,至渐江达到艺术顶峰,其流派风格也随之确立,逐渐摒弃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绘画思想,画面多简淡高远,意境萧瑟、冷峻、孤傲。本文着重从新安画派重要人物之一程邃一段题跋入手,浅议新安画派风格的形成。     

炎黄传说的考古学证明

本文依据现有的考古资料 ,对古文献记载中的神农、炎帝、少昊、蚩尤、黄帝等传说分别进行对比考证 ,认为 :一、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 ,正是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及其地域 ;二、炎帝与神农系同一氏族 ,即炎帝出自神农氏 ;三、少昊是与炎帝神农氏族不同的另一氏族 ,考古发现的大汶口文化 ,正是传说中的少昊氏时代及其地域 ;四、蚩尤是炎帝神农氏族的一个分支氏族 ,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 ,正是蚩尤的故地 ;五、考古发现的早期龙山文化 ,正是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及其中心区域。     

论沈从文对“归宿”的寻找

沈从文是从湘西走向世界的一位作家,从边地到城市的地域转换,从和平到战乱的时代变动,都使沈从文对于人生有了深刻的漂泊感受。新环境的接纳认同与自我身份的重新塑造,既使他对湘西有一种天然的情结,又使他对都市有一定的隔膜,在不断的变动中,他始终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归宿。湘西世界的自然归宿、都市生存的情感归宿、宗教情结的精神归宿,都体现着他寻找皈依的心灵历程。     

沈从文创作初期的人类学诗学创作

创作初期,沈从文在湘西题材的创作中,用审美的方式对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为我们保存了一个异质于现代文明的文化空间,他这种异质的文化空间成为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堕落的反观之镜,这使得沈从文湘西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具有了极高的人类学价值,也使得他的湘西题材创作具有了鲜明的人类学诗学特征。沈从文湘西题材的文学创作本身具有比较鲜明的原始主义倾向,沈从文梦回湘西,营造了一个审美乌托邦世界,把湘西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资源之一,这是沈从文的艺术审美思想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但此时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面临着困境,缘于沈从文对湘西文化的思考缺失历史理性。站在历史理性的高度,从为湘西文化到为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甚至是为人类整体文化而代言,创作思想着眼于关爱人类整体的命运,这种悲天悯人、大仁大爱的思想立足点,是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困境突破的根本途径。     

“神韵”与“性灵”的消长——康、乾之际诗学观念嬗变之迹

康熙至乾隆之间诗学的嬗变,显示为一个王渔洋神韵诗学被扬弃而袁枚性灵诗学逐渐主导诗坛的过程。其间重要的契机是叶燮诗学由其门人沈德潜和薛雪传播、发挥,在江南诗坛产生重大影响。以薛雪、黄子云、吴雷发为代表的江南诗论家将叶燮诗学中自成一家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推进,而查为仁、桑调元等另外一些诗人则激活了古老的性灵概念,在雍正至乾隆初的一段时间,为性灵诗学的发展造好了舆论声势,做好了理论准备。这些人物都与袁枚有着不同程度的关系,其诗学也为袁枚所熟悉,作为性灵诗学的前驱,有必要从诗学史的角度对其历史意义加以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