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美学与当代西方环境美学

对环境美学影响较大的美学派别主要是分析美学和现象学美学,此外就是康德美学,其显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康德美学的核心概念“无功利性”激发了伯林特环境美学的“交融模式”,后者正是在批判前者的基础上提出并加以论证的,这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环境美学对于审美模式的探讨;二是自然灾害的欣赏是否可能、如何可能是环境美学面临的一个难题,康德的崇高理论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理论资源。从美学理论的深层思路来说,康德美学对于环境美学还有三个方面潜在的影响：一是康德的自然审美理论（包括自然美与自然崇高）为环境美学构建提供了理论原型;二是康德美学的“自然审美—艺术审美”二元结构为当代环境美学提供了基本思路,启发环境美学家们通过对比自然欣赏与艺术欣赏的异同来展开理论论证;三是康德哲学的“物自身”概念激发环境美学家戈德洛维奇、齐藤百合子等提出了“如其本然地欣赏自然”命题,为环境美学走向以生态伦理为基础的生态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

综观过去半个世纪的学术历程,可以将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论归纳为五种立场:一、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具有不同的开端,二者并行不悖、没有任何关系;二、在环境美学框架内发展生态美学;三、将环境美学等同于生态美学;四、吸收环境美学的理论资源来发展生态美学;五、参照环境美学,通过充分吸收生态学观念、彻底改造传统美学而发展生态美学。笔者坚持第五种立场,认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差异非常明显,将二者混为一谈不利于各自的健康发展。环境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于"艺术审美"的"环境审美",它是对自黑格尔以来以艺术品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哲学"的批判超越,其核心问题是环境审美与艺术审美的联系与区别;而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生态审美",其对立面不是"艺术审美",而是传统的"非生态审美"或"没有生态意识的审美"。环境美学是就"审美对象"这个角度立论的,探讨审美对象是艺术品还是环境;生态美学是就"审美方式"这个角度立论的,其立论根基是人的生态生存和生态思维,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生态意识引领下进行审美活动,亦即在人类的审美活动和审美体验中,如何使生态意识发挥引领作用而形成一种"生态审美方式"。     

卑微的身体与普遍的美学——环境美学对传统美学范式的消解及其建构

传统美学以视听知觉为其基本的感知结构,并因此构筑了以认知标准和独立性标准为特色的话语模式。环境美学从经验、理论和叙事三个方面对传统美学的感知结构和话语模式进行消解：在经验方面,是以身体的在场和感知联觉颠覆传统的视听感知结构;在理论方面,是以审美的经验论反对传统美学的形而上学话语;在叙事方面,则是以身体叙事解决传统美学在理论和经验上的沟壑。这三种策略的实质是通过身体的＂卑微性＂来削平传统美学的等级范式,以建构一种更加平等和具有普遍性的美学。     

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与自然美学辨析

生态美学、环境美学和自然美学的勃兴,是美学对全球性自然环境危机的积极回应。生态美学以生态伦理学为哲学基础,试图从生态审美的角度解决自然、社会的生态问题和人类精神世界的荒芜。环境美学把人放在环境中,从审美的角度重估了环境的价值。自然美学以现代自然观为基础,力图解决自然美的难题,还自然美现实存在的本真性。     

当代环境美学与环境保护论的要求

自然审美经验对于保护和保存自然环境是至关重要的。针对与自然审美欣赏相关的两种传统立场,即如画性景观立场和形式主义艺术理论,一些环境保护论者认为这两种自然审美欣赏立场所关联的模式存在一定误区,指责它们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风景迷恋的、肤浅的、主观的和道德缺失的。基于传统自然美学的这些不足,环境保护论对构建恰当和完善的自然审美欣赏模式提出了五项要求,即自然美学应该是非中心的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关注环境的而非风景迷恋的,严肃认真的而非肤浅轻浮的,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关涉道德的而非道德缺失的。从这个角度对当代环境美学中的参与美学与科学认知主义这两种立场进行考察和评价,可以看出当代环境美学重视环境保护论的要求,不仅关注风景性的环境,也关注其他类型的环境,对传统自然美学有质的超越。     

从环境美学到生态美学——论现代西方环境美学的未来走向

20世纪60年代后,环境美学而非生态美学成为西方美学的生长点,并非是生态美学较之环境美学先天处于劣势,而是受西方哲学、美学传统影响以及当时对生态的理解不充分所致.利奥波德开创的生态美学传统在环境美学中得到延续,环境美学的理论现状表明生态维度乃是其最重要的理论维度.受生态哲学、过程哲学以及非西方语境下的各种生态理论资源的影响,环境美学将会进一步加大对生态维度的关注,同时也为当代生态美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     

西方环境美学对框架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西方环境美学从对比艺术审美与自然审美入手进行理论建构,将“非框架性”视为自然对象区别于艺术作品的重要特性。环境美学对框架的反思则经历了颠覆、回归、重构三个阶段。从批判视角出发,环境美学中的非框架主义将框架视作艺术美学传统对自然审美的强行规训,主张颠覆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艺术审美框架。从自然审美的主客体关系出发,框架主义认为框架不仅是自然对象需要保持独立和区分的必要边界,而且是主体审美经验选择与聚焦审美对象的必然要求,从而回归了框架的本然内涵。在分歧与争论中,环境美学以科学知识、文化叙事等因素不断丰富着框架的内涵,以实现主客体的融合与平衡。在反思的同时,环境美学也在更广阔的语境下重构了自然审美框架。环境美学对自然框架的三重反思不仅厘清了自然审美中框架理论的多重内涵,也为当前自然美学的发展拓宽了视域。     

政治美学话语、审美共通感问题与美政预设——当代政治美学研究综述

美学虚事拓展向政治实事,这是美学生活化和政治艺术化的双重努力。当代文学文本的政治美学研究并未做出切实的回应,原因之一在于以文本美学或先验美学取代政治现实的思考。现代政治哲学的主流是自由主义的"程序宪政学",其局限或称其限度之外的场域可望通过"审美共通感"的探讨来达致审美共同体的构想。故而,文艺政治美学的想象不能成为美政现实的替代。     

环境美学视域下的宋代花卉审美观念——以宋代花卉谱录为考察中心

宋代是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的巅峰,而对这一时期进行考察,谱录是一个绝佳的窗口。经整理发现,宋人的花卉审美观念已颇成体系：在审美对象方面,既重视花之“容质”又强调花之“韵格”;在审美方式方面,既提倡“格物”精神又宣扬“造境”理念。另外,宋人还热衷于为花卉评定等级,但标准却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徘徊不定。从环境美学的角度视之,这些观念既有值得继承之处,如欣赏得全面、精细,认知因素与非认知因素都参与等,但也存在应该反思的地方,如为花卉划定等级,将人类的主观意愿强加于花卉之上等。有鉴于此,本文更倡导一种生态的自然审美模式。这种模式以自然的“生意”为焦点,以生态科学知识与生态伦理学观念为资源,以能否展现、维护自然的“生意”为评价标准,致力于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先秦诸子对环境美学的影响

先秦诸子提出的人格美学范畴,对环境美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古典环境艺术(建筑、园林)的基本趣味。如非礼弗履、阴阳和谐、有无相生、道法自然等等。从这些美学趣味中,可以看出中国环境艺术的一个根本特点:环境与人相通。从而为我们理解中国古典园林、建筑找到了一个重要的视角:把环境美与人格美联系起来理解。     

居住的环境伦理美学

"环境伦理美学"基于罗尔斯顿所提出的以尊重大自然的客观价值为基础的非人类中心论观念,即"恰当地‘遵循大自然’的伦理学"。"环境伦理美学"就是探讨自然美的"正价值"。而"居住的环境伦理美学"就是从自然美的"正价值"视野,探讨如何回归中国"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居住环境伦理美学的主旨——择邻而居。     

生态美学的东方色彩及其与西方环境美学的区别

1980年代兴起的生态美学具有明显的东方色彩及东方原生性特点.西方生态哲学与生态美学则具有后生性特点,其代表人物海德格尔、怀特海与阿伦·奈斯的生态理论均具有明显的东方元素.生态美学的原生性表现在其“天人合一”的哲学前提、万物平等的价值取向以及生生为易的生命论美学内涵等诸多方面.西方环境美学是其原生性理论形态,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遗痕、分析美学的方法与艺术美学的影响等.在21世纪,两者只有通过交流对话,才能使世界生态环境美学得到共同发展.     

《江格尔》审美意象的认知美学考察

作为流传至今的活形态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在历代江格尔奇的传唱、创作之下,结构设置、人物形象、审美价值日趋完善,现已成为研究古代蒙古族审美心理及审美文化的重要文本。《江格尔》中所呈现的独具民族特色的审美意象,如:马、太阳、月亮、兵器、色彩等构成了蒙古族审美心理及民族审美特征的重要内容。运用认知美学的相关理论,从科学美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审美意象,可以清晰地呈现蒙古族独具特色的民族审美意识、审美文化以及其背后的深层审美发生机制。     

当代环境美学对西方现代美学的拓展与超越

当代环境美学不仅重申了自然作为审美对象的必要性,还把以环境为对象的环境艺术,以及由人类所设计、创造出来的一切环绕之物,包括艺术创造在内,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这是对仅仅专注于艺术审美问题研究的现代美学的极大拓展和扩充.环境美学将当代生态思想引入美学研究,认为人与自然环境处于同一个生命共同体之中,环境状态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对环境的审美不可能与价值取向、利害关联毫无关系,从根本上颠覆了审美无利害这一支撑现代美学的主导审美观念,从而在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维度上达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审美价值与伦理价值以及美学与伦理学的内在沟通.环境美学对传统美学建立在心物二元、主客分离基础上的审美静观模式普遍持否定态度,倡导一种人类与自然统一、主体与客体合一的审美介入模式,不仅强调人处于环境之中,对环境的审美需要人的多种感知能力的共同参与,还特别强调环境审美经验的社会性及其与日常经验的相通性,从而打破了传统美学对审美活动的超越性乃至超验性价值的迷恋,使审美活动重新回归其与人类日常生活本来具有的密切联系,重新恢复了审美活动的生活属性.     

伯林特环境美学视野下的中国园林——以伯林特《中国园林的自然与家园》为例

美国环境美学家伯林特从其环境美学理论出发,将中国园林视为一种传统的审美环境,认为这种环境拓宽了我们对城市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对人类存在的理解。他借鉴杜威美学"一个经验"的理论思路将中国园林环境视为"一个环境",同时根据其"交融美学"指出,这些园林提供了"环境审美交融"的最佳条件,从而将中国园林美学研究纳入到了其环境美学的理论框架和学术视野中,改变了中国园林美学研究通常将园林视为艺术品的研究思路,其重要意义有两方面:一是以环境审美超越了艺术审美,更新了中国园林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二是将中国园林视为"人与环境的交融模式"的典范代表,促使我们去反思中国园林如何帮助我们去创造出自然与人类和谐统一的环境。     

从理论美学到生活美学

长期以来,美学家们倾向于从哲学角度来建构美学理论体系,而忽视了对于大众审美实践的关注,使美学这门人文学科远离了大众的生活,成为无源之水。要走出困境,美学家们就需要理论与实践兼顾,将理论美学和生活美学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和谐美学的建构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

和谐美学的建构要求培育健全的审美主体、均衡的审美客体、和谐的审美环境和统一的审美关系.和谐美学的建构不但发扬了中国传统美学和社会政治原则,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经典内涵,而且最能体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有利于摆脱人的异化,有利于克服实践论美学的二元对立,因而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