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白”到“交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

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新的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范式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从“独白”走向“交往”的转换迫在眉睫。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的理路应当是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成材”走向“成人”、从“教材”走向“文本”、从“理论世界”走向“生活世界”。     

思想政治教育与新时期高校“立德树人”使命

“立德树人”是我国高校的根本使命。要做好“立德树人”工作,必须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高校教育教学全过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立德树人”的“立德”工作,“立德”在培育学生政治品质、道德品质、思想等方面都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要求。要完成“立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组织建设、工作方法、教书育人、管理服务育人等方面加强和改进。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

《创业史》中的韩培生这一人物凝聚着柳青对“农业技术”与“合作化运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与20世纪50年代同类题材的小说不同,柳青的《创业史》试图从根本的伦理维度上把握“合作化运动”,并激活“技术话语”的政治语境。从这一视野审视,韩培生的农业技术推广叙事呈现出多重维度,并形成了科学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与伦理实践四个彼此相关的层次。借助这种叙事,柳青展示出“合作化运动”中“伦理”与“技术”的深层张力,也对“国家—乡村”二元结构中的现代化想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李大钊“民彝”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李大钊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相结合,提出了“民彝”思想。这是他对民国早期民主建设的初步理论研究,“民彝”政治观和“民彝”历史观是其主要内容。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对以儒学为中心的纲常教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李大钊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民彝”思想中所包含的重视群众主体地位、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以及唤醒民众政治觉悟等内容,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实现中国梦的双重伦理机制

作为近代中国人民孜孜追求的伟大理想和善的伦理行动,“中国梦”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历史性概念。它既是一种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时代伦理精神,也是一项中国人民实现自身存在价值和意义的道德实践活动,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当代社会,实现“中国梦”这一伟大行动的理论构想,蕴含了社会善治和个体道德完善双重努力的伦理学涵义。“中国梦”的实现,一方面需要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与合理安排,为之提供必要的制度伦理保障;另一方面,“中国梦”的实现也需要每一个体德性品质的提升与完善,并为之提供必要的道德支持。“中国梦”是当代中国人民理想生活和现实生活相统一的伟大伦理行动。     

生存方式的哲学界定

“根据”、“意义”及其统一,是理解何谓生存的三个视角。透过这些视角,生存方式可以做如下界定：生存方式就是人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生存背景下,依照特定生存“根据”而存在,并通过多种生存实践来实现生活“意义”、彰显生存价值的方式。其实质就是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矛盾的解决方式。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主要有权力化生存、物化生存和能力化生存这三种形态,每种形态又都有其特征和表象。     

全面准确地理解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 ——与董学文、陈诚先生商榷之一

针对董学文、陈诚批评笔者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一文,首先指出董文缺乏讨论学术问题的最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学风,具体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权威”自居,将自己缺乏具体论证的理解当作唯一正确的理解;混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对批评对象乱扣政治帽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批评对象的论著采取断章取义、随心所欲的任意诠释。据此,文章强调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学风来展开学术争鸣。针对董文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同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西方哲学史传统的血缘联系一刀切断的粗暴做法,对西方学术史上大量关于实践概念的论述和解释,特别是对亚氏、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实践观作了比较系统、客观的梳理、概括和辨析,证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与西方思想传统、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完全割断、毫无联系的,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想像成从零开始、从头做起,本身就是痴人说梦。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实践观,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理论传统和背景下,吸收和改造了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的实践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以此作为建构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起点的。针对董文指责笔者把马克思实践概念狭隘化和泛化的自相矛盾的批评,通过对马克思青年时期几部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巴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的相关论述逐一详细的引证,并结合其中后期著作进行深入的论析,证明在马克思著作中,对作为唯物史观核心范畴之一的实践概念的阐释,有两点十分清楚：第一,马克思继承了从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古典哲学将“实践”与“理论’作为对应、对立概念的传统,在这一框架中,实践被视作与理论（认识）相对的人的“做”（制作）、行为、行动、生活、活动等,即认识（理论）的应用和实现,以及对现实世界的改变;第二,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对实践作广义的理解和应用,他把物质生产劳动看成实践概念最基本、最基础的含义,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从来没有将实践的含义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物质生产劳动,而是认为实践还包含了政治、伦理、宗教等人的现实活动,以及艺术、审美和科学研究等精神生产劳动。实际上,真正把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含义狭隘化的不是别人,正是董、陈自己。     

世界和谐秩序范式的伦理维度——西方永久和平观念的形而上学性与批判

战争与和平的论题是关涉到生存论层面的论题,道德与政治在生存论上的原初同一性,使西方政治哲学立足于伦理这一基础与视阈建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成为可能。古典哲学以“自然正当”推出城邦内外的和谐,康德哲学则以实践理性原则规划了世界的“永久和平”。但是,“自然正当”与“实践理性法则”的形而上学性,使西方传统的永久和平观念沦落为空洞的政治宣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念诉诸物质生活领域,从而他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的伦理之维具备了现实而可靠的基础,构成了对传统永久和平观念的批判。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科学发展观与人的发展目的——兼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科学发展观观照了人的发展的历史维度、现实维度与道德维度,对人的发展予以终极关怀与现实关切,它本质上是一种人文发展观,具有深厚的伦理意蕴.科学发展观给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崭新的课题,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进行改革与创新,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增强人的主体性地位,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胡锦涛执政党伦理思想探析

胡锦涛执政党伦理思想围绕"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取向,彰显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伦理内涵,强调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伦理,倡导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服务人民的工作伦理,提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党的干部选拔标准,指出要从思想道德教育这个基础抓起,不断夯实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培育党员干部自觉增强执政主体的道德责任感。     

大学精神视角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共融,构成了大学精神的本质特征。大学精神不仅是大学发展的动力源泉,而且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深刻影响,在大学生的成才教育、品德培养和全面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必须以大学精神为指引,在大学生管理制度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和日常生活中融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充分发挥大学精神的启迪、陶冶、引导和塑造功能。     

以“五爱教育”为载体的实践育人培养体系构建研究

实践有利于促进德育认知与德育践行的有机统一,实现理论育人与现实育人的良性互动,推动高校育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传统实践育人侧重的是学生专业能力以及社交能力的培养,对学生情感认知的培养比较薄弱,与校园主流文化脱节。构建以“五爱”教育为载体的实践育人体系,旨在将“五爱”教育融入到实践活动中去,一方面丰富了实践育人的内容,为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提供了更为具体的理论依据和教学方法,另一方面有助于形成优良的“五爱”校风。将“五爱”与实践相结合,凸显实践活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在新时期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紧抓灵魂,坚定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紧扣主题,增强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把握精髓,培养大学生民族精神和时代 精神;夯实基础,提升大学生道德素质。     

江泽民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初探

江泽民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制高点,高度评价青年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把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他提出全面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论断.江泽民结合国内外形势,提出了一系列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强调思想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加强青年思想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弘扬科学精神;加强科学世界观和创新能力的教育;强调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使之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推动力;提出坚持"四个统一"和"五个希望"的育人思想.江泽民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上的系统性与科学性.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的论断,要求不断提高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世界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重要原则

在现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传播管理的实践活动,本来就具有国际化的趋势.在网络迅速发展的条件下,由于网络媒体具有全球性,就更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坚持全球性原则的必要性.民族精神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灵魂,是一种激发人心向上的动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越成功,网民个体民族精神也越强烈,也越能激发网民为民族振兴而奋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决不是简单地对具有民族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传统的肯定,而是要植根于民族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传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坚持民族性原则.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统一的.中国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也要使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     

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参与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思考

为了进一步落实中央16号文件精神,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规划,更加深入广泛地推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参与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有利于教师贴进实际、贴近社会、贴近学生。     

当代道德教育的方法论研究

传统学校德育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体,过分强调其意识形态功能,从而导致了道德教育的缺位,影响了受教育者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道德教育必须回归到学校德育中的应有位置。就方法论层面而言,当代道德教育必须确立科学合理的道德教育目标,全面发挥道德教育的功能,以实现道德精神向现实善的转换为指归,使道德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内外价值得到应有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