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神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神宗在位期间全面革新朝政,包括科举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神宗即位初期,就令朝臣对现行科举制度之利弊和变革发表意见。在朝臣中形成意见极其对立的两派。一派以王安石、司马光等为代表,要求办学选才、废罢诗赋、一定程度恢复乡举里选,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派只有苏轼、刘攽寥寥数位,要求坚持科举考试选才,反对废罢诗赋和乡举里选。科举变革大致遵从了多数派的意见,熙宁三年殿试制策,极大程度地改变了宋代士人的读书、写作风习。兴办学校、发展教育、选拔人才、取代进士试等,一直是神宗朝君臣努力的方向,朝廷最终为此出台三舍法。此外,省试经义,废罢诸科和制科,允许宗室参试,都是神宗朝在科举制度方面的举措。     

元代科举考试时断时续的文化解释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族建立的一个大一统王朝。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元朝统治者崇佛重儒,使蒙汉文化从冲突走向综合。国子学的多元性、书院的官学化、科举的时断时续构成了蒙元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元代科举考试的显著特点是举棋不定、时断时续,其深层原因是蒙汉这两种异质文化的综合必然经历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元代科举考试确实存在不公平的民族歧视倾向,但这主要是基于蒙古人承认差异、区别对待的权力民族配额制度的需要;至于元代科举内容和标准走向僵化,这是因为蒙古人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不同,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蒙古传统文化简约、务实的特点。     

宋代诸科制度考论

“诸科”是经、传、礼、史、法等多种科目的统称 ,在科举中属常科。熙宁中王安石变法 ,诸科被废 ,将其中的明法改为“新科明法” ,南宋绍兴间罢。宋代诸科考试以帖书、墨义为主 ,考的是“背功” ,既无补于时 ,更是对人才的戕杀 ,被废罢理所当然     

科举视野下的元代戏曲

自王国维提出"科举废而杂剧兴"的看法,学界对元代戏曲与科举制度间的关系多作反向理解。然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制度,元代科举与戏曲间的关系也可做正面解读:元代"以曲取士"说可以从国家、民间两个层面的文化活动加以理解,国家科举选人虽未将"曲"作为标准,民间文学社团确曾以"曲"等第高下,是元代前期科举废黜背景下的一种"另类科举",对书会才人、曲中状元等称号的历史文化内涵由此也能有更深刻的理解。梳理元代戏曲中有关科举的知识与理解,可以发现,元代的南戏比杂剧中有更多涉及的科举内容,这一情形与南北二地受科举影响的深浅有直接关系。     

许衡与元初蒙古、色目生员之培养

许衡是元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他一生政治上的作为并不是很大,大部分时间是在教书育人中度过的。他对元初蒙古、色目生员严格要求,向他们灌输程朱理学思想,促进了这些生员的“汉化”。许衡培养蒙古、色目生员的出发点在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为元朝造就了大批人才。     

试论张之洞与清季科举变废

张之洞于戊戌时期按照“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的思路,设计了一套对科举制度进行体制内变革的方案。清末新政时期,为推广学校和培养新式人才,张之洞先后提出分科减额渐废科举和立停科举的主张,从而推动了科举制度的最终停废。在筹议变废科举的过程中,为减缓变废科举的社会震荡和延续中学之命脉,张之洞主张实施一些补救措施,这种趋新之中的守旧意识,正体现了张之洞的文化关怀与价值取向。     

明弘治朝之科举与弘治会元考论——以《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为中心

明代科举处于科举史的鼎盛之期,以弘治朝为代表的明代中期又是明代科举的成熟阶段。此期的分地域取人、考试规范性、庶吉士考选、防弊措施等方面均有表现,而会试所取的榜首——会元,正代表了明朝科举的最高水平。在弘治朝会元中,钱福之文体现了重气格的成弘时文之风,董圮因年辈较晚,对正嘉时文及唐宋派具有一定影响。汪俊的仕途浮沉则被打上了科举政治的较深印痕,体现了举业与宦业相关的特点。《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所载录的丰富史料对考订以上事实极具学术价值。     

元代书院官学化的历史文化解释

元朝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与汉族的农耕文化经历了一个从冲突到融合的发展过程。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元朝统治者崇佛重儒,使蒙汉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其结果使蒙古社会传统的知识发生了转型,高等教育活动主要围绕儒家文化高深学问展开。"国子学的多元性"、"书院的官学化"、"科举的时断时续"构成了蒙元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本文在回顾元代官学化的历史事件和综述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元代书院的官学化问题进行了文化解释。     

科举革废与清末法政教育

科举从考试目的和内容来看,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政法考试.尽管各个朝代的科举中法律的考试分量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科举具有一定的政法考试性质.1901年清政府下诏改革科举后,乡会试第二场试有关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其中多包含法律试题.这些试题集中于与外交相关的法律问题,要求联系当时社会实际,为新政改革出谋划策.废科举则为法政学堂的兴办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原有的科举人才成为法政学堂的重要生源.法政学堂的普遍开设,也多少带有为废科举善后的用意.清末民初一枝独秀的法政学堂是科举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演变,是科举教育的继续.     

“而今解下还清帝,脱去寒酸自啸歌”——废科举与盐城士绅文人之命运

1905年的科举改革是晚清政府的重要政治举措,以江苏盐城县的士绅文人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废科举前后他们命运和思想的变化,以及他们或抱残守缺,或重修新学,或走向革命的人生道路选择,再现了清末民初盐城社会中纷繁复杂的一面。     

国家、科举与家族：以明代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在一个政府力量十分强势的时代,一个家族的发达与否,取决于与政府是否合作。在汉人当政的宋朝,杨氏乐与朝廷合作,出了一些官员。到了蒙古人统治时期,则坚决不出仕,表现出较强的民族气节思想。不乐出仕习惯影响的结果,让这个家族在元代没有政治人物。进入汉人重新掌权的明朝,因打击豪右政策而受到牵连。虽然有人想走科举之路,但准备不足,成功率低。直到明中叶才有突破,一门出了两个尚书、两个侍郎。此后百年左右,杨氏成为宁波科举大家族。正德以后,偶有人中举,固然有杨氏后裔退化因素,也与宁波科举教育不受重视的大环境变化有关。     

元代文学的厌乱思治主题

以杂剧为主要代表的元代文学,曾被认为体现了斗士精神,其重要主题是反封建、反传统。现在看来,这不符合元代文学的实际。元代是乱世,人情厌乱思治,致力去乱求治,是元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元代文学的基本精神是追求基本道德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是维护传统而非打破传统。厌倦、厌恶政治与社会的混乱,渴望政治清明天下清平,是元代各体文学共有的重要主题。     

重谈元明《孟子》学的转向——以洪武朝为叙述中心

元代《孟子》学以"纂疏体"与"旁通体"两类经疏为主,总体表现为"辞繁而旨深"的状态。朱元璋通过暂停科举、编纂《群经类要》和《精诚录》、罢孟子配享和编纂《孟子节文》三大举措,对元代"辞繁而旨深"又不切实用的《孟子》学予以了否定,提倡经典诠释的简易、通俗、以实用理念为导向的风尚。这种变革方向,与以宋濂为代表的元末明初学者的要求具有一致性,也与明代中后期《孟子》学发展的情况是一致的。元明《孟子》学的转向,实则发生于洪武朝,而非永乐朝。     

试论元杂剧中的科举考试

元杂剧中大量描写科举考试 ,出现了文学上的科举盛世。原因是元代废除科举制度达七十八年之久 ,元代知识分子干禄无阶 ,入仕无门 ,地位低下 ,借此抒发科举情结。科举考试在元杂剧中的作用有 :成就爱情婚姻、促使夫妻重圆、为民伸冤报仇 ,同时具有解决戏剧冲突、促成大团圆结局等艺术价值 ,并对后世通俗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科举与辞赋嬗变

宋代科举之进士科继唐制考赋,经历了宋初殿试、元祐复赋与乾、淳隆文三度盛况,并通过归复王言、观觇才学、闱场争锋、经典重塑和科制延续,展示了一代辞赋创作的嬗变与兴衰。考察宋代文制与辞赋的关系,不仅要关注宋初、元祐与乾淳考赋兴盛期的情形,更应思考北宋"元祐"前后熙宁、绍圣朝廷两度罢赋的举措,正是在此罢、复之间,士子处经义与辞赋的矛盾、冲突,以及对两度罢赋而废赋的反思中,在南宋时代确立起"元祐体"、"乾淳体"辞赋的经典意义。     

19世纪中后期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论略

在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影响之下,专门研习汉学的书院数量大为增加,不少科举出身的地方官吏将创立汉学书院作为改变书院片面追求科举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乾嘉汉学地位的日渐式微,汉学书院也不得不教授科举之学。与此同时,不少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的考课式书院也重视汉学教学,汉学书院与考课式书院都向培养科举人才方向靠拢,二者以是否开展科举教学为界线的区别逐渐消失。     

"批判"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冲突思想的两种传统

冲突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状态,也是理解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方式。面对政治冲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态度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源自马克思批判主义指导下的政治冲突思想,一类是源自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指导下的政治冲突思想。两者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对政治冲突作价值判断;是否可以以武力解决政治冲突;是否可以从根本上消除政治冲突。面对冲突,前者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后者是一种管理的态度。这两种态度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待政治冲突的两种基本立场,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冲突的两种不同的思想传统,进而形成了处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冲突的不同方式和制度设计。而批判与理解正是这两种传统的理论内核和基本线索。     

略论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散曲之爱情婚姻及两性关系描写

元代中外文化交流非常活跃,当时的民族文化交融特别是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的冲突、交流、融合,对元散曲的创作产生了明显影响,包括对元散曲爱情婚姻及两性关系描写之影响。     

元代士人与国家的互动——基于藏书的考量

元初由于政治因素导致南北藏书交流受阻，在姚枢、赵复等士人努力下儒学逐渐北传，南北藏书逐步互通。此后，元代藏书事业不断恢复与发展，政府既以行政命令搜求士人藏书，士人也多主动进献藏书，尤其是当部分士人任职地方时，其兴文教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对地方藏书的补充。另外，国家政策导向与士人的藏书著书活动亦是士人与国家互动的重要考量因素。具体而言，在士人藏书来源中，士人得机抄录或阅得国家藏书、档案文献，为其藏书提供了便利。而元代帝王赐书、译书等活动，以国家层面助力于士人藏书。政府设局以国资刊印士人藏书，使得士人著书多得以留存。而元代士人藏书中不得不论及的就是科举、为政与士人藏书的互动，仁宗重开科考使得科举用书重新成为坊间刻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士人“由吏入仕”的需要、政府的禁书政策等也影响着士人藏书。     

元廷政治与江西士风和文风

元朝中央实行了一系列对南方士人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决策和用人制度,这些政治措施成为江西士风、文风变化的风向标。江西士风随元廷政治发生的变化,集中反映为出仕之风、科举之风、出游之风。元廷政治也使元代江西文学风貌发生的改变,主要体现在颂美元廷思想的流露、江西文士融入京师文坛、江西文风从奇崛向平易转变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