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解

“诗言志”具有显性和隐性含义。从显性意义讲,“诗言志”指用诗歌来表达“赋诗者”的情感、意志;从隐性意义讲,“诗、言、志”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志”为内涵的“诗”,“诗”为外发的“志”,“言”为述“志”的手段和“诗”的外在形式。这说明“诗言志”的意义概念和事实概念之间具有对立、统一关系。     

“超越”与“内在超越”——牟宗三与康德之间

尽管今天“内在超越”概念被接受和使用的范围并不限于“当代新儒家”或“当代新儒学” ,但是 ,把这一观念所代表的理路凸显出来并使之普遍化 ,却与当代新儒学特别是自熊十力到牟宗三这条发展线索关系甚大 ,而今天国际学坛此方面的讨论与争论 ,亦与牟宗三的哲学理路和观念系统最为相关。本文将尝试从语词概念的厘清切入来讨论所谓“超越”与“内在超越”的问题 ,首先追溯“内在超越”概念的提出及其所针对的问题 ;然后指出在西方思想的脉络中 ,康德与前康德之间在所谓“超越”内涵的限定上所发生的转折 ;再进而探讨在有关“超越”内涵的理解及“超越”与“内在”之关系的阐发上 ,牟宗三改造康德的意义     

重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

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界,特别是历史科学理论界,有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曾经具体论述过的一种生产方式,现已收编在中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中。按照马克思的研究,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是:1.土地是公有的或国有的;2.生产者     

“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

本文试图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 ,探讨economy (economics)汉语译名的来源和类别 ,并探究“经济”一词的本原与蜕变 ,以及这个译名最终得以确立的可能的原因。笔者认为 ,“经济”作为一个宽泛概念对应西方现代economy概念是“言之有理”的 ;而且 ,它在词源上与西方经济概念的重要成分相去不远。作为“经世济民”的简称 ,“经济”原本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汉语译名 ,它既包容了西方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政治与经济的含义 ,又顾及西方 1 9世纪下半叶开始时行的politicaleconomy的简略用法 :economy。     

关于“价值创造”与“价值转移”之争的探讨

马克思对于一些企业获得的较高的价值 ,既有本企业劳动创造的 ,也有外企业转移的可能性都有论述 ,但是 ,马克思没有对这两种情况的内在逻辑关系作出较系统的分析和界定 ,这就为当代的经济理论研究留下了较大的创新空间。本文认为理论界将企业获得的日益增大的那部分价值完全归结为本企业工人创造或外企业转移来的说法都有些偏失。而将劳动的主观条件引入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关系分析中 ,将劳动时间作出自然劳动时间和密度劳动时间的区分后 ,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划分“价值转移”和“价值创造”的界限 ,理顺“价值创造”与“价值转移”的内在逻辑关系 ,而且能够更有效地分析“科技价值”、“垄断价值”和“风险价值”这些在现代社会日益凸现的现实经济因素的价值构成等理论与现实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人的价值”范畴及其当代启示

近现代哲学对“人的价值”高度重视,“人的价值”范畴是一个抽象性很强的哲学概念,这造成其与现实世界的分裂与脱离。马克思突破了这种抽象性的束缚与形而上学窠臼,将“人的价值”范畴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使其内涵发生实质性改变。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从早期政治经济学文本到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代表的成熟时期,“人的价值”范畴表现为由“基于个体视角下人的主体性觉醒”转向“人与人之间社会经济关系视角下人的全面性本质的复归”,这构成解释历史和社会的重要范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人的价值”范畴的生成性内涵和整体逻辑一以贯之,对新时代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中的一个问题

<正> 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之前,曾在1857—1858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以下简称《前形式》)一节里论述过“亚细亚的”、“古代的”和“日耳曼的”三种“所有制形式”。由于手稿写成后长期没有公开发表而《序言》木文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涵又未作具体的说明,研究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作中有关亚细亚社会论述的理解又有很大的     

驳“四人帮”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的谬论

“四人帮”授意原上海市委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株彻头彻尾的大毒草。这本书开宗明义宣称,编书的目的是要“分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消灭的过程”,而“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则是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的前提”。可见,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的“理论”,在这本书中占着何等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加以剖析。     

“返回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识形态魅影

齐泽克提出“返回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因有二：当代金融资本呈现出的“自主主体”现象造成了商品拜物教意识形态的新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人本主义倾向和工具理性批判思想疏离了政治经济学。齐泽克透过精神分析发现了当代商品拜物教意识形态、康德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三者间的结构相似性,以拉康化的康德黑格尔哲学为方法论,用拉康的“症候”和佐恩-雷特尔的“真实的抽象”分析商品形式本身的秘密。这构成“返回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主要内容。但“实用唯我主义”的个体视角、过分抬高商品形式的重要性和以意识形态批判为“母题”的“返回政治经济学批判”使其同马克思相离甚远。     

克服经济理论中“左”的思想 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清道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重要讲话中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右”的东西。”又说:“动乱就是右的”,“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回顾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建设历史,确实是这样。“左”的东西根深蒂固,不仅是我们党的工作有失误,还由于它有错误的理论“依据”,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左”的观点。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组     

范式危机、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革新

本文比较了“苏联范式”与“美国范式”的概念、内涵及区别,认为中国经济学需要反思,要科学认识知识市场中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与作用。提出必须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建立新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一、方法论上的创新;二、以制度经济学的综合、超越和发展为契机,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打下基础     

“读懂”马克思——马克思“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范畴

俄苏模式所谓“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社会形态”一词,有违马克思原著文本“社会形态”范畴的本义;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的舛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抗形式”‘‘社会形态”的“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不等于“社会形态”范畴.     

对按劳分配中“劳”的新理解

按劳分配中的“劳”,人们一般都认为是指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因而按劳分配就被说成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这样,不仅劳动的数量,而且劳动的质量也是按劳分配的依据了。按劳分配中的“劳”究竟是指什么?依我看,它必须具备两个特点:一是在数量上能够相互比较,从而使劳动者付出的不同劳动具有可比性,这就能看出究竟谁的劳动贡献大。二是可以计算出数量的多少,即劳动者实际支付的劳动量。显然,劳动质量并不具备上述特点。把“劳”理解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全面,其实,并不那么妥当。 “质量”概念的含义,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及人们的一般用法看,质量一词,其内容确有相似的地方,但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意思毕竟不完全相同,有时差别还是比较大的。“质量”作为哲学上的名词,是质和量的统一。质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一种内部规定性,是由内部的特殊矛盾规定的。事物的多样性,     

俄罗斯哲学的“精神世界”

俄罗斯哲学的重要特点是揭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精神”及“精神世界”的概念在俄罗斯哲学中有特定含义,“精神”与自然心理、“精神”生活与内心生活有本质区别:“精神”不同于“心理”,它是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灵性,然而精神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秘的主观体验,它具有独立的实在性。而“精神世界”则内含着无限的自由及其矛盾和悲剧。文章剖析了精神的客观实在性在现实中容易被否定的原因,并指出了俄罗斯精神哲学对现代生活的启发,使人们认识到精神和精神世界不仅是幻想或反映,而且也是人的生命经验内部的一种客观实在,提醒人们不要让物欲淹没了内在生命的精神基础。     

苏轼“以文为诗”论

“以文为诗”是中唐至宋特别是北宋时期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是文学理论家们针对苏轼等人的诗歌创作而提出的批评。 “以文为诗”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可以包括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者,指借鉴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来写诗;广义者,还可泛指以“议论”、“才学”、“文学”为诗及“尚理”等特点。这些之所以也被称之为“以文为诗”,是由于在中唐之后逐渐形成一种文学观念,即认为“议论”等都属于散文的功能,苏轼等人打乱了诗文的界限,使它们从散文的特点转而成为了诗歌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以文为诗”。本文着重探讨狭义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三个代表”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标示性概念 ,它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 ,都以其独特的理论创造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考

本文主要从政治经济学是否已经过时、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特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三个方面加以分析,认为经济理论研究要求真求实,要科学地认识“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并提出了对开展学术研究的看法     

亚当·斯密“利已”思想新探

亚当·斯密是英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他使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在他的主要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是从分析分工、交换开始的,而所以会产生交换,是由人类的本性“利已心”所引起的。对斯密的“利己心”的思想,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一般持批判态度,认为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的反映。实际上,这种评价是不够公允的。在《国富论》中,斯密写道:交换“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     

论“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主要是从其产生的时间上来确定的，而是有其特定的内涵，即“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特指那些主张公有制可以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相容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区别于经典作家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因为，尽管它们都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但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经典作家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无商品的直接的社会生产，而“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一个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从“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它不是由经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理论上某种矛盾而引发的，而是在经验事实与原有理论出现矛盾时提出的，并且是随着改革实践不断深入而发展的。因此，“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它的诞生之日始，就与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相联。在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到了重要关头的时候，“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     

“主体、客体”与“主观、客观”

在哲学问题的论争中历来有一个特点:分歧常常是从最初的、基本的概念规定上开始的。由于对概念的根本理解不同,所以后来的争论也就难于得出比较统一的结论。我们觉得,在学术界当前的许多讨论中,有一些最普遍的基本概念,是应该尽力按我们共同的思想基础来给以较为明确的规定的,或者至少应该对于分歧之点有一个较为共同的估计。在这些概念中,“主体”、“客体”、“主观”、“客观”及其相互关系,就是一组。本文想就这一组概念的区别和联系,谈一点粗浅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