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对比艺术探微——兼谈《红楼梦》的嬗变

古典小说《金瓶梅》刺穿封建化理道德的外壳,大胆否定传统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傲睨古今、惊世骇俗运用对比艺术手法,描绘了明中叶市井细民的生活嗜好,表明“辩证法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本文简析《金瓶梅》的对比手法,兼与《红楼梦》的嬗变作比较,舛误处俟大家教正。 冷与热     

汪道昆创作《金瓶梅》考

《金瓶梅》作者是一个谜，现代史学家吴晗先生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认为：“假使我们可以把他牵就为王世贞，那么，我们又为什么不能把他归结到曾著有杂剧几种，和托名天都外臣编有《水浒传》的汪道昆。”     

《金瓶梅》平议

<正> 长期以来,《金瓶梅》的名声确实不大好,不仅罕有人印刷出版,就连公开阅读它也是不大敢,至少是不大好意思,怕受到不誉之毁。这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它里面有许多秽亵的描写,被人视为“诲淫”之书。所以,清初人张竹坡刊行这部小说时,硬是在卷首冠以所谓“苦孝说”,说这部书是一个孝子有所为而作的,要读者在阅读它的时候体会到那个孝子的“苦心”。实际上,哪个读者也不会从中真正领会到那个虚构的孝子的苦心,哪个读者也不会相信张竹坡杜撰的所谓“苦孝说”,自然也无助于改变这部小说的名声。然而,仅仅把《金瓶梅》看作一部淫书,并不正确,至少失于简单粗暴。事实上,     

论《金瓶梅》的语言艺术

<正> 《金瓶梅》的语言向以“语句新奇,脍炙人口”著称于世。其所以如此者,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能“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大量采用群众口头语言中富有生命力的成分,使语言作到高度口语化。例如: (1)老娘如今也贼了些。(第72回) (2)你虼蚤脸儿,好大面皮。(第52回) (3)他不骂的他,嫌腥。(第75回) 例(1)本是潘金莲在西门庆面前自称她如今变得聪明了,不会再上别人的当。但此处不用“聪明”,而用一口语“贼”字,颇为新鲜活泼。例(2)是应伯爵对李桂姐说,西门庆是看在他的面子上,才替她到县中说情的,李桂姐听后对应伯爵的嘲笑和奚落。这里不说“面子小”,而用口语“虼蚤脸儿”加以比喻,形象极为生动。例(3)是春梅请申二姐为她唱曲,申二姐     

论《金瓶梅》中的夫妻关系

《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家庭为描写中心的长篇小说 ,它描写了主人公西门庆的家庭从拼凑形成到败落散亡的全过程。《金瓶梅》之所以以家庭为描写中心 ,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家和国之间的联系是最紧密的 ,也是最重要的。“家国同构 ,忠孝一体” ,家是国的缩影 ,国是家的扩大 ,国这个范围里的君臣等人伦关系、秩序原则来源于家 ,又通过家得到普及和巩固。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国家的基础 ,它的变化将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变化。《金瓶梅》通过“家”这个窗口来观照“国” ,观照整个社会 ,对家庭中的夫妻关系有大量的描写。明末资本主…     

《金瓶梅》泛解

<正> 《金瓶梅》在明末已被列为“四大奇书”之一,道理很简单,在当时已经问世的长篇小说之中,它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清初人又把《金瓶梅》标举为“第一奇书”,这就不管你愿意承认或不愿意承认,是和书中放肆的性描写有很大关系了。性问题不仅是研究《金瓶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是拦在你面前必须先将它制服的一个问题,否则你就过不去。指斥《金瓶梅》是“淫书”,应该说是师出有名的,虽然这个评价未免太皮相了一     

《金瓶梅》传抄的来龙去脉

《金瓶梅》传抄的来龙去脉，可谓说得头头是道，不信，你细细读来。 今年是程大位逝世400周年。大家都知道他是“珠算宗师”，但对他同时也是“卷尺之父”可能知道的并不多。本刊为此特刊出江志伟先生的文章。     

试论《金瓶梅》对天命观念的承袭

<正>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一是“天人合一”、“天人协调”。先秦诸子已把上古时代的“敬天”思想承袭发展为“天命”观念,两汉经学极力宣扬“天命”,特别是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说,魏晋玄学也开始了对“命运”的思考,这样,“天命”观念不但成了一种思想意识,还成为一种人生态度和超脱苦难的心态,成了古代文学一个重要的表现主题。诗歌与散文自不待言,就连人情色彩较浓的小说也浸润着“天命”理性的感悟,并成为人物与故事中的一条永恒延绵的骨架与血脉。在六朝志怪与志人作品和唐人传奇中,充斥着“天命”意识的浓重气息。在宋元话本和明清长篇小说中,“顺天”、“应运”、“知命”的观念也触处可见。《金瓶梅》在小说思想内容上多有突破与创新,但对传统的“天命观”仍然是因袭承传,成为人物与故事内容的一条思想线索,甚至把世情的生活内容与人情人欲的意识纳入“天命”的轨途之中,消弱了应有的思想光泽。归纳起来,有下列三个方面。     

《金瓶梅》删节本

《金瓶梅词话》,明指宋代实写明事,暴露了明代后期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它成功的塑造了西门庆、潘金莲等典型形象,反映了社会本质的某些方面,因此它的主导倾向是现实主义的。 但是,这部作品又有浓重的自然主义成分,表现在:1.对令人作呕的两性动作作了过分夸大、仔细的描写。这种描写竟达几十处之多,而且千篇一律,赤裸裸地表现动物性本能。这种描写,虽因明代“风气既变,并及文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有社会颓风     

从《金瓶梅词话》的命名说开去──《金瓶梅》主体结构和主题思想论纲

作者以“金瓶梅”三字作为小说的书名，其美学上的用意别具匠心：以“金”兴，以“瓶”盛，以“梅”衰，谱写西门庆这一恶霸、商人、官僚、地主家族的兴衰史，从而喜现作者对世态人情的观照。写潘金莲、李瓶儿先后成为西门庆第一定爱的女人时，标志着西门庆之“兴”与“盛”，写庞春梅成为周守备第一免受的女人时，标志着西门氏之“衰”。或以“彩线贯珠”为基本结构方法，由远及近、由外及内写西门庆；或以网状结构为小说主体部分，将府内府外相结合而以写府内为主；或以辨状结构，由近及远，由西门氏府内而写向社会。旨在说明钱权交易必导致人对物欲和淫乐的贪求，导致官场的黑暗，导致时风的颓败，其结果是，于国则破．于家则亡，于个人则难以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     

《金瓶梅》的佛教精神

《金瓶梅》是一部充满了佛教精神的世情小说。作者通过对西门庆家庭兴衰变迁的如实描述,“曲尽人间丑态”,意在让世人破除财色之贪的执迷,参悟诸行无常的空相,生起悲天悯人的慈愿,从而在生活中获得更多的安全与满足。《金瓶梅》这部小说的主要意义和内涵,应该在这里。     

张竹坡的《金瓶梅》批评观

张竹坡评点、刊刻了《第一奇书＜金瓶梅＞》，写下了十几万字的评论，肯定了《金瓶梅》的写实成就，总结了《金瓶梅》的艺术经验，给这部巨著以很高的评价。在中国的小说批评史中，形成了理论体系，填补了一个空白。认为《金》只不过是细细摹仿了诗经而已，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认为《金》书“乃作者一腔炎凉痛恨发于笔端”，借以发泄对当时社会现实之不满；肯定其“画像”本领，“描神追影”，人物形象，历历在目。个性突出；其结构“枝枝叶叶，皆脉脉相通，却又一丝不乱”。     

污秽西门府，纯洁《金瓶梅》──《金瓶梅》斥淫描写辩正

污秽西门府，纯洁《金瓶梅》──《金瓶梅》斥淫描写辩正潘承玉（一）《金瓶梅》自问世以来，“贻讥于诲淫”①近四百年矣。“逢人情欲，诱为不轨”②，乃“市诨之极秽者”③的道学家津唾未已，又出现了现代学者“自然主义标本”的指责，称《金瓶梅》“过分重视细节描写而...     

《金瓶梅》原是评话说——兼谈《金瓶梅》的作者问题

《金瓶梅》成书以来,长时期存在一个问题,即众多学者都以为《金瓶梅》出自大名士、大作家之手。近几年来朱星同志的“王世贞”说,吴晓铃、徐朔方同志的“李开先”说,张远芬同志的“贾三近”说,黄霖同志的“屠隆”说,也没有脱离这一窠臼。这里,他们都忽视了文学创作的一个根本问题: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你不了解、不熟悉某一方面的生活,你也就写不出、写不好反映这方面生活的作品。而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隆这些名士、作家,或是大官僚,或是大地主,谁也没有经历过《金瓶梅》主要描写的那么丰富、那么多样的市井生活,仅凭一些道听途说,他们绝不可能写出《金瓶梅》那样的“奇     

《金瓶梅》热应降温

前些年,伴随描写“性解放”方面的文学作品的出现,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来的禁书,古代描写性行为最突出的,曾有人称为“天下第一奇书”的明代小说《金瓶梅》,陆续由出版古籍的书社将全本一字不删地出版。1987年又出版了民间流传的《金瓶梅》张竹坡评点本,删去书中有关直接性描写的文字约万言。据一家报纸披露:“这本书一问世,马上引起轰动,不少文人学者不远千里迢迢登门求购,不几天万余套书即告售罄。后再版,仍供不应求,”1988年有的书社将几近失传的《续金瓶     

论吴淑《事类赋》

<正> 在庞大的赋家族中,吴淑的《事类赋》是一个特殊的成员。严格说来,它并非纯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以赋体形式精心结撰的类书。由于作者学识优博,才情俊发,在属词比事上达到了“浮声切响,花当叶对”的艺术化的高度,乔松年拟之于左思的《三都赋》,《四库总目》亦盛赞“淑赋词既工雅,又注与赋出自一首,事无舛误,故传诵至今。”钱     

论《金瓶梅词话》的政治性

《金瓶梅词话》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只是一部有名的“淫书”,如今要论它的政治性,岂非是故作惊人之笔? 否!事实上早在它流行之初,人们就指出了它的政治性。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明确说它是一部“指斥时事”之书。最早透露有《金瓶梅》一书消息的袁中郎《与董思自书》说得比较含蓄,称它“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众所周知,《七发》一文是针对“太子”一类统治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乃至“久执不废,大命乃倾”而发出的讽谏。《金瓶梅》胜于《七发》,那究竟是何等样的小说?与以上说法类似的,词话本欣欣子序结尾处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廿公     

《野获编》所记《金瓶梅》事辨误

<正> 沈德符(宇景倩,1578—1642)《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载: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     

试析《金瓶梅》中的世界图景

对于古典长篇小说《金瓶梅》，现代的学者大多注意到其揭露社会黑暗的批判现实意义，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这部作品过多地暴露、渲染了社会的黑暗面而缺乏理想、光明的亮色，因而是一部“自然主义”作品。不管是褒是贬，今人对这部书中的世界图景是阴暗甚至黑暗、绝望的认识是颇为一致的、然而，这毕竟是现代人的看法，古人并不一定都这样看。如明人袁中道在《游居柿录冲曾记董其昌的话说此书“极佳”，沈德符《野获编》中则引袁宏道的话说此书“甚奇快”，而袁宏道给董其昌的信中更赞此书“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显然这样的评语…     

《全唐诗》重出误收原因初探

清康熙四十二年开编的《全唐诗》,是有史以来最大、收一代诗歌最全的诗歌总集,但《全唐诗》编者因“迫于王命,匆速草率,未及遑暇”,前后仅用一年半时间即告完成,故其中有不少舛误疵漏。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全唐诗》重出误收的原因进行归纳、总结。有助于了解《全唐诗》重出误收情况的大致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