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终结”与“人的文学”

当前对"文学终结"的反驳主要强调了文学作为写作—阅读活动的特殊审美价值,未曾提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基于"人的文学"的立场为文学的未来作出的有力辩护。"人的文学"从个人化角度出发来确定文学的自律及其独立审美价值,强调文学与其他公众性文化形式的区分,符合文学的历史常态,还与康德之后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发展以及作家们的创作信念相契合。     

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西方哲学真实蕴涵的再思考

哲学素有“智慧之爱”之称,“爱智慧”,“追求智慧”是哲学的本性。现代哲学虽然呈现出多元化的取向,却无一例外地视智慧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以“意义”为其核心范畴。然而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不只属于现代西方哲学,从对西方哲学真实性判据原则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哲学在对人独特的意义性存在的自觉把握与自我意识中,从古至今一直在表达着它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表达着“智慧之爱”所担负的历史与时代的使命。同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变都以思考现代人的意义世界为旨归,因此我们可以从中、西、马所共同担负的哲学使命的“融通”中寻到哲学未来发展的路径。     

浅析“知人论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中华民族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文化断层的民族,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积累至今可谓汗牛充栋,极其丰富。孟子"知人论世"说作为一种认知的方法,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家作品,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同样以文学作家的作品为研究媒介。二者在研究对象上有共通性,因而知人论世成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的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影响深远。这篇文章仅以实例为证,简析孟子"知人论世"说作为一种认知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价值。     

沈从文与“京派”“海派”论争

沈从文是三十年代初期京海论争的关键性人物。他不仅是这场论争的引发者，更重要的是他在论争中的观点具有把握文学本质特征的深刻性和敏锐性。他从文学本体论的立场出发，标举文学的独立性，倡导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要求作家摆脱对一切非文学因素的依附和屈从，真正实现文学自身的价值。这是沈从文的真正用心所在，也是其不容忽视的价值所在。     

论留日“浙江潮”对中国新文学的催生意义

在中国新文学发生前后,曾涌动一股声势颇壮的留日"浙江潮",其间走出一大批对中国新文学作出重大建树的作家。这些作家从日本汲取异域新风,在新文学"前夜"已向"现代"方向发起有力的冲击,在新文学诞生阶段期其主导文学新潮的实质性意义更充分凸显,从中显示出他们对中国新文学的一种催生意义。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史与论说语境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的形成受“正统观”影响,对之应进行必要的概念史研究。“正统观”是一种具有极大争议性的国家观、民族观,其中有可以丰富文明史观、文化史观的精神和内容,自不必完全否定。但论正统是否存在,应以道统的存续为根本,以文化的质态为基础,同时既要看到阶段性分裂割据,更要看到发展后的接续整合。故宋初正统“三绝三续”说应该得到重新审视,注意分裂时期政治文化的过渡性质和战争形式的文化碰撞意义;中华文化版图的长期一体存在应该得到认知,注意文学史的客观性与完整性;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区分应当成为学术自觉,注意文学史发展的内生性与相沿规律。如此才能客观看待和深入研究“五代文学”和“十国文学”。     

与“花山”三个“九”的缘分

生活中有许多巧合。我与“花山谜窟”,逢“九”而相逢,也算是一种巧合。中央电视台十台“揭秘”,探了“花山谜窟”之秘。5月5日与6日,中央的电视台,把“花山谜窟”之秘,作为专题,上下集一个小时,在最重要的时间段：早晚八点时播出这真是十分难得的,影响是很大的。2009年3月,中央十台要做这个题时,花山的赵晖总经理他们想到了我,邀我赴京。我想,此事我无理推脱。     

“法理学”与“法哲学”关系之管见

本文对目前学界“法理学”与“法哲学”两概念并用的由来作了简要的考察。通过对“法理学”“哲学”概念的界定，文章认为，两者在学术传统、学科归属、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四个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法哲学”与“法理学”是相互联系，且相互独立的两个学科。     

误会与巧合在中外戏剧中的运用

戏剧中的误会是对生活中误会的艺术再现。中外戏剧作品中有许多运用误会艺术手法的经典之作。巧合主要用于刻画人物性格特征、推动剧情发展、制造喜剧效果等方面。当剧作家在运用误会与巧合时,应当把握好偶然与必然的关系。     

“文学图像论”视野下的中国“诗画关系”学术史重估

“文学图像论”当属新世纪的“新学问”,就这项回应图像时代的课题而言,百年来的中国“诗画关系”研究,脉络清晰并且极具启发性。现代意义上的“诗画关系”问题域在20世纪20年代便初具规模,较之古代学术的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的文人雅趣。但是,由于脱离了文学现实,“诗画关系”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悄然演变为纯粹的文献考证与叠加。进一步研究表明,现代学人在与西学的对话中开创了“语-图”符号比较方法,由此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这一方法既能够切中当前“文学危机”之肯綮,同时又是“文学图像论”自身的学理逻辑使然。     

“破”“立”之间：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管锥篇》读札

自2010年钱锺书第一次被评为“文学世界主义者”以来,国内关于钱锺书“世界性”的研究成果却仍然较为薄弱。本文拟聚焦于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通过对《管锥篇》的重读,探究在社会主义文学造成“世界主义”断裂的特殊时期,钱锺书如何想象与重建20世纪“世界主义”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世界主义”。钱锺书在《管锥篇》中破除了“夷夏之防”“中西对立”,将国家认同建构为文化认同、将个人身份体认转化为“华心”有无。在“破”与“立”之间,以共同“文心”为基础,建立包蕴人类普遍性情感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并试图以著述实践为中国文学与中国思想提供一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模式。     

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革命话语”的发展及其现代意义

"革命话语"在与20世纪中国文学结合的过程中.成为推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革命话语"在20世纪文学中经历了晚清梁启超"诗界革命"、五四时期胡适的"文学革命"、20世纪20年代之后"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三个阶段。"革命"在成为文学重要主题内容之后,通过不断闪现的"话语"方式自足地完成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论哈代悲剧小说的巧合手法及其意义

英国１９世纪小说家托玛斯·哈代以其独特的创作手法享誉世界文坛。哈代尤其善于利用各种巧合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人生态度,从而使他能够超越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生动刻画出处于时代变化中人们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取向。     

“人生派”文学的历史沉浮与当代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人生派文学一直呈持续发展态势,以往论为人生文学,只关注五四这一块是不完整的。事实上,从五四到三四十年代,人生派文学都有强劲表现,且不断趋于成熟,显示其无可漠视的价值。由于人生派文学是接受欧洲文学思潮形成的,关注人、关注人生又是一个相当宽泛的话题,所以人生派文学还有更拓展的内涵。它有两种最基本的形态:一种是注重社会性的人生派,带有显著时代民族特色和较强社会功利色彩;另一种是主张浑然的人生的艺术,有较大的宽泛性和包容性,从宽泛意义上讲,京派文学也可纳入泛称的人生派。人生派文学已逐渐积淀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种优良传统,但因其与艺术派、阶级文学的对立,在现代中国的特定时代语境中,它既有顺利发展的幸遇,也有曲折前行的历程,甚至还有夹缝中生存的尴尬。检视其历史遭遇,对于我们深入认识、有效继承这个传统的经验是不无益处的。在当下文学由于过重私人化写作而使文学的接受形势变得日益严峻的时候,从文学关注人生、人生也关注文学的历史和现实中,汲取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尤为必要。     

“世界文学”与全球化文学界说

在谈到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问题时 ,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 ,并认为“全球化”在文学领域就意味着出现“世界文学”现象。歌德的“世界文学”建立在一元论文化观念之上 ,是对全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共同趋势和前景的期待 ,而非简单的全世界文学的集合体 ,其文化关系背景与当下的全球化有本质的不同。当下以经济领域为基点的全球化 ,反映了由于跨国公司的发展而带来的更广泛的经济实体间的相互反馈与对话。相应地 ,当下的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交流和相互影响 ,也就不再是简单的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对抗 ,而是不同文化的相互反馈、影响和对话     

勘探“人民文学”的“现代人学内涵”

以工农兵为本位的“人民文学”形态是在历史曲折中形成的 ,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的角色意识经过错位与置换 ,导致“人民文学”的现代人学内涵的失落或潜隐 ,有必要重新勘探与阐释     

“诗”之“言”——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学视域中“不学诗,无以言”,从“诗”之意义视域的转换、“学诗”与“学礼”的对应、“诗”之“言”的价值依据,推动了孔子诗学“哲学的突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味着孔子诗学的道德取向、语辞与语气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执礼”与“仁”的相通。我们既不能仅以现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也不能以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诗性语言,来评判孔子诗学视域中“诗”之“言”与“雅言”的思想价值,唯其如此,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安顿与理解。     

“两课”教师应在实践“三个代表”中大有作为

从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实践两个方面论述了“两课”教师的历史作用,剖析了“两课教师”在社会转型时期所遇到的挑战,阐明了“两课教师”应在实践“三个代表”中大有作为。     

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左翼精神”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学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复活,出现了一股十分强劲的"新左翼文学"思潮。"新左翼文学"的最为突出的方面,便是以对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为核心的"新左翼精神"。但在同时,历史哲学的匮乏与阙如也成了"新左翼文学"的内在问题。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后革命时代",是否需要和应该建立怎样的历史哲学是我们整个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所面临的巨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