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吕振羽在重庆的革命活动述论

抗战时期 ,吕振羽遵照党的指示 ,在重庆以笔为刀枪 ,一方面 ,“集中力量 ,抨击日寇对中国史问题的歪曲论断”。另方面 ,在“学术中国化”运动中 ,从理论上 ,深刻地阐述了怎样把历史科学带上“真正的科学道路” ,怎样批判地继承中外优秀的传统文化 ;从实践上 ,完成了《简明中国通史》(上册 )这样一部“学术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从马克思感性活动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感性活动、对象性活动等是马克思哲学存在论变革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概念.长期以来它们被幽闭在近代哲学解释的框架内,使得对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发动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缺乏领会.因此,本文从"感性活动"为切入点,深入揭示马克思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     

庄一拂戏曲活动稽考——民国戏曲研究人物钩沉之三

嘉兴庄一拂工诗词,善度曲,撰有《十年记》《鸳湖冢》《鸣笳记》传奇三种,又有《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明清散曲作家汇考》等著述行世。他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海上曲坛,交游广阔,与赵景深、董每戡等俱有密切往来,却因某些原因湮没于历史风尘,少为人知。文章钩稽史料,发掘了庄氏的主要戏曲活动、戏曲交游以及不太常见的戏曲研究著述。     

民主革命时期彭真在山西革命活动中的杰出贡献

彭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曾生活战斗在山西 ,直接参加了山西党组织的创建 ;多次组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 ;参与部署党在华北地区动员和发动群众的工作 ,为山西革命做出了杰出贡献     

中国同盟会在东京、香港、新加坡轴线上的革命宣传活动

此文首先追溯孙中山和粤籍青年在日本形成革命派系的过程,然后分析他们在南洋及华南倡导革命的宣传活动,最后探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华人之越洋移居的关系。孙中山在东京创造出一套具有系统性、综合性的革命理论,以此说服和吸引青年知识份子。与此相反,孙中山及其粤籍追随者们暂时搁置他们的普遍性、理想性的构想,由此企图了解和满足南洋、华南居民之多元性、特殊性的需求。如此,他们在东京、香港、新加坡轴线上的革命朝圣、传教、托钵和圣战的过程,则显示出辛亥革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论能源革命与法律革命的维度

科学技术革命需要制度革命,构成第三次经济革命的能源革命更需要制度革命,特别是需要处于正式制度核心的法律革命.制约能源革命的技术、经济、政治与文化变革是通过法律规则的改变而实现的,法律革命因此成为能源革命从情景走向现实的契机.较之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能源革命要改变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动力源及其生产方式,还要将人类推向低碳经济与生态经济型社会.与之相适应的法律革命也将是包容技术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真正革命,是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革命.法律革命要改变人类上千年的制度惯性,必然包含着激烈的政治冲突与法律博弈,其远比能源革命更为艰巨,需要法律人的努力,更需要政治家的智慧.     

五四运动的革命双重性论析

五四运动是一场具有指导意义的革命运动,它的性质决定了五四运动涵盖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革命具有双重性:催生了中国新的文化革命,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以文学革命为工具,以反封建为手段,对封建思想文化和封建制度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扫荡,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创了中国新的政治革命,促进了新的指导思想、新的革命理想、新的革命政党和新的领导阶级的形成,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政治革命与社会自由:民国政治学持存的社会政治空间

从某种程度说,1930年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研究水平,涌现出一批优秀政治学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专著,并于1932年成立了中国政治学会。此种研究状态的持存自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空间。首先,社会自由促发民主革命的政治革命逻辑使任何当政者都不得不宣称政府的民主合法性;其次,教授治校和出版言论自由,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政治民主空间;最后,流动迁徙自由与相对优厚的教员薪俸,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社会自由的社会经济基础。     

论孙中山的革命坚定性

能够看清历史潮流,对祖国和人民无限热爱的孙中山,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他的革命坚定性,主要表现为能够高瞻远瞩,确定并勇于实践革命理想,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在成功面前淡泊名利。孙中山的革命坚定性是他事业的强大推动力。     

清末民初小说家张毅汉生平创作考

张毅汉是清末民初重要的小说家,然而目前对于他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空白阶段。通过探考张毅汉生平与创作情况,得出如下结论:张毅汉与张其讱为同一个人;包天笑是小说家张毅汉的提携者和合作者,对张毅汉的小说生涯发生过重要影响。但除包天笑外,张毅汉与鸳鸯蝴蝶派几乎没有任何关系。20年代以后,张毅汉开始投身于教育事业,先后在上海广肇公学和粤东中学担任教师。1950年可能因哮喘病发作在香港去世。     

近代中国“革命”观念的历史嬗变

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就是革命。历史地看,革命观念本身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化历程。首先是西方现代式革命观的传入,并与中国传统的革命观产生碰撞交融。随着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也开始输入中国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由于中国国情及时代需求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由此生发出一些中国式的特色。回溯历史是为了前瞻未来。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我们才能正确理解革命观念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才能更好地开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光明未来。     

民国时期北京的集邮活动

集邮是一项西式休闲文化,于清末民初传入北京,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迅速发展,成为了近代北京市民的休闲方式之一.北京的集邮者以青壮年男性为主,且多为中低级公务人员、职员和教会学校师生,具备一定的规模.出入邮票商社、购买所需邮品,参加集邮组织、广泛结识邮友是他们开展集邮活动的主要内容.当时北京的邮票商社众多,以环球、东亚、诚记和庚辰最具代表,集邮组织则有北京邮票交换会和北平邮票会.民国时期,作为“高尚的娱乐”的集邮开始真正走入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对去除博弈、烟酒等民间旧恶习,提倡健康、民主的社会新风尚起到了推动作用.     

论张爱玲的人格特点与小说众生相

本文就张爱玲的人格特点与其笔下的人物众生相加以论述。     

以傅雷为代表的早期张爱玲研究

改革开放前,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均只字不提张爱玲,美国夏志清先生的张爱玲研究也并非源头,早在上海＂孤岛＂时期,已出现了第一批研究张爱玲的学者,其中以傅雷为代表。早期的张爱玲研究肯定了张爱玲小说的成就和文学地位,为重新审视张爱玲奠定了基础。     

关于文论“失语”和“话语重建”的再思考

所谓“失语”并不是对当前文论状况的一个准确的概括 ,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也很难成为“话语重建”的理想途径 ,单纯的民族特色亦非理论建构的第一要旨 ,问题的关键是对当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现实的深刻研究 ;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并非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而只是认识文学实在的概念工具和手段 ,它必须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实证性研究中自然地生发出来 ,而且具有历史的特定性和暂时性特征 ,是有待于不断的调整和变换的。     

交通部与民初的电政基本建设述略

我国电政事业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1912-1916年间之所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交通部的努力至为关键。以电政基本建设为例,交通部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之一是规划线路,其特点首先是设计追求实用性,这既与民初我国交通依赖外人、应“列强的要求建线”有关,又与各条国有线路的支线几乎都靠地方局自筹资金,新线建设则靠几个局筹款,因此在规划中大量出现已有路线的延长工程有很大关系;其次是电政业务如有线电、电话、无线电等,在民初均未出现应有的大统一局面,设计主体趋于多元。体现之二是统一标准,包括相关组织的创设以推动统一标准的制定、改进细化标准两个方面。体现之三是清查线路障碍。总体来看,交通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电政事业的现代化,尽管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民国时期政治宣传中的辛亥革命

合法性是政治团体赖以存在的法理基础,而塑造合法性则是政治团体生存、壮大及实现自身政治目标的关键。作为一次有着特殊意义的近代革命,辛亥革命成为民国时期各派政治势力汲取合法性资源的对象。通过解读民国时期各派政治势力对辛亥革命的宣传文本,可以看到,对辛亥革命不同诠释的背后,是争夺政治话语权,塑造政治合法性,实现政治目标的功利性目的。     

论张岱年早期的新道德观

早在加世纪三四十年代,张岱年先生就提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必须建立新道德的论断.新道德观的基本原则是理生合一、与群为一、义命合一及动的天人合一;新道德观的基本规范是六达德即公忠、任恤、信诚、谦让、廉立、勇毅和六基德即孝亲、慈幼、勤劳、节俭、爱护公物、知耻;新道德观的最高纲领为新三纲说...     

交通部与民初邮政基础设施建设述评

交通部对民国初年我国邮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邮政局所建设方面,各邮局总数皆呈明显上升趋势,支局、邮政代办所和次要局所数目增加十分明显。第二,邮政线路规划方面,邮差线增长最快,航船线次之,铁路线即铁路里程数相对保持稳定。第三,邮政运具发展方面,车辆包括铁路邮用行车、邮用自行车,另有船舶及骡驼等形式,均有相当发展。总之,交通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邮政事业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