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探析

和抚怀柔是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民族政策思想的核心,其民族政策思想集中体现在蜀汉民族政策当中.针对南中少数民族,诸葛亮坚持攻心为上、心战为上的指导思想,采取了如下措施:调整郡县设置,以削弱地方大姓、夷王的势力;推行夷汉官吏交流制度,以加强蜀汉政权对南中的管理;重视先进经济文化传播,以推动南中经济社会发展;因俗而治,以笼络南中各少数民族等.而对西部、西北少数民族,也是和抚怀柔与军事镇压两手并用.诸葛亮开明的民族思想和切合实际的民族政策,对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蜀汉政权的巩固有着积极意义.诸葛亮和抚怀柔的民族政策思想对当下处理民族和民族问题仍不乏借鉴价值.     

北朝胡人贵族门第婚中的胡汉通婚

北朝时期,胡汉之间通婚频繁,胡人贵族与汉人高门大姓之间尤为明显.胡汉通婚成为影响当时政治格局、社会结构、历史进程和文化互动的重要因素.此文主要剖析了在汉族门第婚观念的影响下,胡人贵族与汉族高门大姓之间的通婚表现,探讨了胡汉门第通婚在政治与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     

汉晋时期南中夷、越辨析

南中是汉晋时期西南夷地区一个特定地理区域,大体以今云南为中心并含贵州大部及川西南部分地区。《华阳国志》称“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这为我们认识南中人群之族系面貌提供了一把钥匙。本文就如何区分南中地区夷、越两个人群系统以及史籍中对这两种人群之称谓在东汉以后发生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南中为“夷、越之地”的认识完全成立,“夷”为藏缅语民族系统,“越”(濮、獠)则属百越民族系统。文章还依据考古材料,提出古代云南地域主要为夷、越两系人群的格局形成甚早,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已基本形成。     

汉赵国胡与屠各分治考

汉赵国高度军事化的政治组织,为十六国北朝军国体制之滥觞。汉赵国政治组织的军事化,又是脱胎于匈奴五部社会组织的部落化。汉赵国宗室诸王、司隶校尉、内史与单于、左右辅、都尉系统相配合,构成其军事化国家制度的基本框架。对"胡汉分治"这一概念,则应作进一步的分析。汉赵国单于台所辖六夷之胡,其实是匈奴五部以外的杂胡。汉赵国两套军政合一管理系统并立,不仅是将六夷与汉人分治,也是将六夷与匈奴五部分治。汉赵国分治政策的推行,保证了入塞匈奴帝国核心部族的凝聚力,与此同时,匈奴五部与六夷携手,一度形成震慑中原的强大武力。屠各刘渊之所以能够在五胡中率先建国,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原因。     

中国古代夷夏观的价值取向分析

中国古代夷夏观主要包括“夷夏有别”和“夷夏一家”两个命题。本文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夷夏有别”和“夷夏一家”命题并不是两种对立的民族观，也不存在落后与进步的分野。实际上，夷夏观两个命题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主张民族压迫、论证政权合理性、维护国家统一以及封建化是二者共同具有的政治价值取向     

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本文主要探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对民族关系的正负面影响。认为少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从正面影响来看,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交流与融合;从负面影响来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生活面临变迁;旅游地少数民族成员与汉族游客之间因文化差异和资源利益分配产生纠纷。对于少数民族旅游地来说,保持传统文化与民族特色才能使旅游业得到可持续发展,和谐的民族关系使旅游业得以发展的基本人文条件。     

唐宋至元代云南汉族的曲折发展

汉族人口进入云南很早。两汉，就有大量的汉人进入，但魏晋期间，进入云南的汉族与当地民族迅速融合，处于“夷化”过程之中。唐宋时期，云南有南诏、大理地方民族政权，它们都是白族建立的政权，这一时期既是云南白族形成、壮大和发展的时期，也是云南汉族的“夷化”进一步加深，出现“白族化”倾向的时期：一方面表现为唐以前进入云南的汉人与当地民族融合为“白蛮”，成为白族形成初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唐宋时期仍有几十万汉人由于战乱、饥荒流落或市诏。大理政权的掳掠进入云南，但他们地位低下，没有政治权力，缺乏经济基础，被南诏统治者分散杂处于当地民族中，极易被融合和同化，最终基本被融合到白族之中。元代，云南重新回到中央政权的直接统治下，又有大批的汉人以镇守军队、统治官吏和商旅流民的形式进入云南，他们地位较高．有政权力量保护，加上元代云南实行了与内地基本一致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生产关系和儒学文化氛围与内地逐渐接近，进入云南的汉人能够终元一代“保其世籍”不改，标志着云南汉族“白族化”倾向的基本中断，走上了与云南各民族共同发展的道路。     

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比较研究

由于受经济文化基础、政治文化、民族群体政治心理差异等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公民的政治参与存在一定差距,并对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研究汉族地区与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湘西苗疆汉人风俗习惯差异及原因——以《苗防备览》为研究对象

《苗防备览》是清代后期关于湖南西部和贵州东北部苗族地区地理、政治、经济、风习等方面的综合性著作。其中《风俗志》一门介绍了生活在苗疆地区的苗族、土家族、仡佬族和汉族的风俗习惯。由于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社会发展水平等原因,生活在湘西苗疆不同地区的汉人形成了迥然不同的风俗习惯。     

委员式的终极关怀——访全国政协委员杨一奔

“能够成为纳西族和丽江地区的代言人，同包括汉族在内的55个民族成分的委员一道，为国家建设、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建言献策，深感责任重大。”杨一奔委员如此形容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     

唐代河朔移民及其社会文化变迁

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主体居民先进文化、经济的影响,以及唐王朝制度化的管理,河朔少数族移民普遍选择了定居、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基层社会组织也与汉人趋同,部落组织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淡出,趋于消失.所谓"河朔胡化",实际上是少数族移民在融入汉人的过程中,尚未消弥的尚武特质,因为边防形势与割据时期征战的需要,有着充分发挥的余地.他们遗存的特质藉他们河朔军政官员、地方社会领袖的身份,又对河朔社会部分汉人上层人士产生了影响,但这并不是河朔文化习尚的主流,也不能使河朔地区思想文化发生质的变化,或者改变移民融入汉人社会的发展方向.     

许衡、阿合马与元初汉法、回回法之争

汉法与回回法之争,是元初政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本文通过许衡与阿合马这两个代表性人物,论述了汉族儒臣同色目理财权臣在治国理念上的深刻分歧,以及他们之间复杂、激烈的斗争。文章进而指出,阿合马等所以受到重用,许衡等所以会被疏远,关键在于理财之臣的聚敛政策正符合元世祖忽必烈在政治、经济上的需要。所以,在汉法与回回法之争中,忽必烈实际站在后者一边,由此改变了其先前的重儒政策。     

元杂剧反传统审美风格探析

元杂剧是在元代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入,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给杂剧的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并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它一扫汉唐以来文艺作品鄙俗崇雅、保守尚静的特点,在审美风格方面表现出了自然质朴、酣畅淋漓、壮逸遒劲的主体特点,从而使元杂剧深深地植根于民众中,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     

汉代“葆部”的社会治安功能考论

"葆部"是汉朝"葆塞蛮夷"聚居和活动区域.是分布在汉代边疆地区类似民族自治区域.由于"葆部"处于汉朝缘边地带,所以其不可避免被汉朝政府纳入边疆之军政管理系统."葆部"不见于传世之典籍,然现于汉之简牍.关于边疆地区问题虽多有研究,但"葆部"目前尚无人提出,尤其"葆部"的社会治安职能更无专论.本文对"葆部"在社会治安方面的之考论不过是边疆地区诸多问题的补充研究,而旨在于汉代边疆社会治安的丰富与发展.     

汉族移民与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

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史的研究方面,移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近年来,相关成果有所增多,然于六朝仍显薄弱。本文认为,六朝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来自岭北的大量汉族移民,充实了其经济开发的基本力量;与此同时,六朝政权又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政策措施。因之,珠汪三角洲的经济开发取得了新的成就。 举凡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和城市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再度崛起,为广州港市的持久繁荣注入了新的生机。这使得珠江三角洲不仅在当时岭南区域经济开发中首屈一指,而且正在逐步改变其落后于中原和江东的形象,走上与全国同步发展的道路。     

论党项宗族

宗族存在于整个党项社会与西夏政权的全过程 ,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派生出许多支系 ,一个强宗大族往往包括若干个乃至数十个中小家族。大大小小的宗族首先是一个军事实体 ,越是强宗大族 ,拥有和控制的武装力量也就越强越大。同时 ,宗族还是一个经济实体 ,在这个经济实体内 ,既有农奴劳动 ,又有奴隶劳动 ,包含着封建制和奴隶制两种经济成分     

秦汉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服装初探

秦汉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服装的发展与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民族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所处之自然地理条件。这些服装适合转徙流动的游牧生活,有着衣皮帽毛、简朴实用的特点,呈现出强烈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特征,具有浓郁的草原民族气息。     

新疆维汉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

维吾尔族、汉族两个民族的关系是新疆各民族的相互关系中最有影响力的一对。近年此领域的社会学研究表明,两个民族在漫长的相互交往中,在语言上较为集中和明显地表现出文化的涵化和融合。作者认为,经济发展是促进民族文化融合的理想方式,西部大开发、新疆经济的发展将有助于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文化上的整合将会促使各民族人民自觉地向中华民族认同。     

乾隆朝八旗汉军身份变化述论

八旗汉军是清朝社会中游移于旗与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本文主要探讨八旗汉军建制完成至乾隆皇帝令汉军出旗为民这一历史时期汉军的遭遇命运。汉军建制完成使得辽东汉人由明王朝统治下的边民变成为八旗体系中的旗人,乾隆时期允许汉军出旗为民又使得汉军获得了选择身份的自由。在清朝统治与八旗汉军身份变化的调控与制衡中,汉军来源于汉人以及清朝统治者始终与汉军保持着的疏离感使他们最终被政府所抛弃。汉军的出旗不仅有利于八旗制度和清代社会继续有序地发展,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对汉军旗人身份认同中既依靠、利用,但又疑虑、排斥的趋向也得到了真实体现。     

超越村庄:汉人区域社会研究述评

区域社会研究因超越村落分析模式而出现,主要涉及市场层级社会、祭祀圈与信仰圈社会、水利社会、某一"核心价值"较突显的区域社会等若干领域。本文分析了区域社会研究产生的背景,诸理论模式的内涵、争论的焦点、存在的问题及彼此间的系谱关联,概括出关乎各种区域社会运转的一般逻辑:借以某种独特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整个区域社会被组织起来并维持运转。区域社会不仅是客观的自然环境与人类互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不同人群文化协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