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实现碳强度目标的路径选择

为实现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一目标,要求降低能耗强度与调整能源结构两条路径双管齐下,在实现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15%的同时,使能耗强度降低34.4%～39.9%.能耗强度的降低对于碳强度目标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贡献度为86%～89%.因此,短期内应以提高能效、降低能耗强度为主,在政策选择上更加注重节能减排.有效降低能耗强度的根本出路在于推进能源产业市场化改革,纠正能源价格扭曲,并加强对环境污染的社会性管制.     

China＇s Energy Strategy Adjustment under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Constraints

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的阶段性特征、节能减排的基本国策以及气候变暖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制约,都要求中国能源战略,尤其是能源结构战略,进行相应调整。以往中国的能源战略规划主要是从能源储备和能源生产,即能源供给侧来考虑满足能源需求问题。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能源结构战略亟待调整：一是要从供给和需求双侧管理来考虑满足能源需求问题,二是要将二氧化碳排放作为满足能源需求的一个约束。建立优化模型,得到反映节能和排放约束下的最优能源结构,进而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评估能源结构变化导致的能源成本增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的可再生能源规划对二氧化碳减排具有重要的正面影响,但二氧化碳排放约束改变能源结构导致的能源成本增加,对宏观经济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国许多重要行业对煤炭和火电的依赖程度依然很高,所以,现阶段通过改变能源结构减排的空间不大,应该重视其他方面的节能减排努力。     

我国在巴黎气候会议之后的减排路径思考

自由主义国际法学注重单元层次的分析,强调国内结构偏好对国际层面的影响。多边气候谈判接连遭遇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将国家视为功能相似体,忽视了单元层次的差异。借鉴国际贸易多边与区域并进的发展路径,自下而上的单元层次合作应成为应对气候问题的另一种思路。中、美、欧盟与印度等主要排放体之间的合作是2015年巴黎气候会议达成合作协议的关键,有助于上升到多边减排制度安排,或与多边合作互为补充。在提出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值并且争取早日达峰和削减60%~65%碳强度减排目标后,减排已成为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社会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应在巴黎气候会议之后化被动为主动,汲取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教训,坚持多边与双边合作并进,强化与其他国家在气候能源技术方面的合作,打出既有"大集体",也有"自留地"的组合牌,积极推进巴黎气候会议之后的减排举措。     

基于碳中和的碳达峰目标设立和行动

鉴于碳达峰和碳中和已成为我国碳减排的中长期目标,而且碳达峰的峰值确定成为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具体结合对碳达峰的峰值目标和减排路径的辨析,对于碳强度和碳总量双控下的碳减排转向碳中和约束下的碳达峰问题,分别进行一些讨论.     

温室气体减排与中国的环境外交

在围绕温室气体减排的问题上,国际社会展开了复杂的斗争。作为世界上现排放温室气体总量第二、温室气体排放增量最多的国家,中国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中国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如果要在国际社会上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消除＂中国威胁论＂,那么应该也能够为国际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国应以温室气体减排为契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应成我国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指导原则。     

环境之战 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推进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当务之急,更是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举和战略选择。几年前,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首次写入中国"十一五"规划,明确规定5年内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节能减排既是"硬约束",更是"动员令"。"十一五"期间,辽宁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取得     

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隐含污染的测算及启示

基于投入产出法,以二氧化硫作为污染的代表性指标,测算2004—2010年中国制造业各部门的直接污染排放系数、完全污染排放系数及出口贸易隐含污染,利用结构分解法将隐含污染变化量分解为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2004—2008年,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隐含污染占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一半以上,即超过一半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是由贸易伙伴国的进口需求引起的。我国制造业各部门的直接污染排放系数和完全污染排放系数都有所下降,说明各部门的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较好效果。规模效应促使出口贸易隐含污染排放增加,技术效应促使制造业出口贸易隐含污染排放减少。未来,应当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加强引导,实施绿色贸易政策;构建新的污染排放责任归属机制。     

城市道路车辆排放控制的协同效应评价

城市道路交通环境管理需要应对大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两大难题,较优的环境管理政策具有兼顾大气污染控制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效应。本文建立起一套评价城市道路车辆排放控制措施的方法学以评价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各类政策措施的协同效应,以污染物排放量弹性系数评价控制措施的协同效应,以单位减排当量成本评价控制措施的减排效率。在此方法基础上,本文再以北京市促进黄标车淘汰政策和深圳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为案例,定量计算了上述政策措施对机动车排放的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的协同效应和成本效益。结果显示北京市黄标车淘汰政策具有较高的协同效应和较低的单位减排当量成本,具备全国大范围推广的条件;深圳市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虽然也有很好的协同效应,但购车、基础设施成本过高,在现有规模和技术水平下尚不具备全国推广的条件。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民用汽车污染物减排研究

使用长期能源替代模型（ LEAP ）,对2012－2030年京津冀民用汽车的燃油消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进行预测分析。研究发现：在政策情景下,京津冀民用汽车的燃油消耗相对于基准情景降低21?2％,污染物CO、 NOx、 PM、 HC的排放相对于基准情景分别降低63?2％、69?2％、51?7％、56?1％。新标准措施对燃油消耗的降低贡献率为71?5％,对污染物CO、 NOx、 PM、 HC的减排贡献率分别是89?8％、93?8％、91?0％、89?9％。京津范围内的小客车“限购”措施对京津冀燃油消耗的降低贡献率为28?5％,对京津冀污染物CO、 NOx、 PM、 HC的减排贡献率分别是10?2％、6?2％、9?0％、10?1％。政策情景中新标准措施的减排效果远远大于小客车“限购”措施的减排效果。     

碳预算方案：一个公平、可持续的国际气候制度框架(英文)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已有一定的科学认知和国际政治意愿。由于涉及经济代价和发展权益,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制度框架均难于兼顾公平与可持续性双重目标。以气候安全的允许排放量为全球碳预算总量,设为刚性约束,可以确保碳预算方案的可持续性;将有限的全球碳预算总额以人均方式初始分配到每个地球村民,满足基本需求,可以确保碳预算方案的公平性。根据历史排放和未来需求进行碳预算转移支付,设计相应的资金机制,使碳预算方案具有效率配置特征。不同于分时段、临时目标的《京都议定书》途径,这样的碳预算方案是一个全面涵盖的整体性一揽子方案。然而,由于气候变化问题已泛政治化,许多技术性问题需要国际政治与外交谈判才能解决。     

节能减排的国际经验

<正>丁丁(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2008年2月4日在《前线》撰文认为,节能减排是指减少能源消耗和降低污染物排放。由于能源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将环境保护作为能源战略的重要目标或重要因素。同时,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备受国际社会     

农业与碳中和

农业既是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又有着巨大的碳汇潜力,农业减排增汇将是国家实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重要贡献者. 2020年底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高出了 1.2℃,是2016年和2019年后的第三个高温年纪录.《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1)》指出,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     

“碳中和”与北京绿色奥运

"绿色奥运"是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三大理念之一。"碳中和"是一种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目标的环保运动,并日渐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标准。本文分别对"绿色奥运"和"碳中和"进行深入分析,设计出将北京"绿色奥运"与"碳中和"结合的策略方案,并对2008年北京绿色奥运"碳中和"方案提出技术与经济公共政策建议。     

基于缓冲储备模型的中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测算研究

本文选取缓冲储备模型研究我国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分别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横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对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很强,主要受收入、住房支出和医疗支出等不确定性影响;教育支出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越来越高,医疗支出对预防性储蓄的影响逐渐降低,住房支出对储蓄的影响波动变化,可能与住房改革有关;西部地区与全国的预防性动机最相似,解释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变量相同;东部中部地区解释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变量是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消费意识及进行金融资本市场改革是解决我国当前高储蓄率的必要条件。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来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英文)

在Copeland-Taylor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技术因素,将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的环境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种机制,并结合中国2001-2009年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结构计量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FDI进入程度与污染排放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可以发现:FDI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分行业上都有利于减少我国工业的污染排放,其主要原因在于,FDI通过技术引进与扩散带来的正向技术效应超过了负向的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此外,中国当前的外资进入程度距离以环保为目标的最优水平还有一段空间,因此应积极鼓励具有环保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的进入,实现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环境规制强度测算方法研究新进展及展望

环境规制强度测量的有效性直接影响环境经济领域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使用不同测算方法得到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常使研究结论相互冲突。然而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测量面临着多维性、同时性等障碍,尽管研究者们一直在寻求能够克服这些障碍的环境规制强度测算方法,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达成广泛共识。本文从污染减排成本、污染减排绩效、政府干预、参与多边环境协定、直接规制政策等视角对现有环境规制强度的主要测算方法进行总结,并分析各种方法的优势和缺陷,最后就环境规制强度测量方法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韩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韩国是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之一,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最快的国家之一.韩国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增长基本上呈线性增长趋势.在1998年以前,能源消费的增长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速度要快于经济增长.1998年,韩国政府在总理办公室设立了"应对气候变化机构委员会",制定了"减缓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行动,旨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由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增加核能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韩国温室气体排放年均增长率已经稳定下来并逐渐趋于下降.韩国政府强调把气候变化危机转变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机遇,把低碳绿色增长作为一个"新的国家发展模式".实现能源密集型向低碳经济的转变,成为世界环境强国.     

“双碳”战略助推中国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用机理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推动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2023》对目前可持续发展进程进行了评估,可持续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很多目标进展不足,其中就包括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向国际社会宣示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围绕“双碳”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方针。“双碳”战略与SDG13(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精准呼应,并与其他SDGs密切联系,其关系大致可以分为靶向对应、协同对应、权衡对应三种。因此,在二者落实过程中,应强化靶向作用机理,放大协同效应机理,弱化拮抗效应。“双碳”战略推动落实SDGs,在认知层面,应进一步强化社会各界对“双碳”战略的正确认识;在实践层面,要针对“双碳”战略与SDGs重叠的重点领域大力开展工作;在落地层面,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因地制宜开展零碳转型的试点工作,为经济社会长远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全球碳中和进程下数智技术的应用场景与效应评估

当前,全球掀起了以碳中和为主题的新一轮产业、能源和科技革命,数智技术创新与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耦合被寄予厚望。基于自主构建的初代SPAMC模型,对“十四五”时期数智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增耗和减排效应进行量化评估。如果不考虑减排效应,先进通信基础设施(5G)、大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物联网(AIoT)每年平均增加1.9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如果考虑减排效应,则有可能每年平均减少碳排放0.5亿吨。长期来看,数智技术和能源技术双重革命的叠加效应会进一步显现,数智基础设施建设对行业智能化升级改造、绿色化要素协同的减排效应将充分发挥。有序有效推动数智技术在“双碳”领域的应用,应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数智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导向;引导资本流向,发挥公共投资的引导、激励、撬动作用;出台扶持政策,激励零碳数智技术的开发和产业转化。     

辽宁人的低碳贡献·生活篇

<正>低碳生活先把入口关有这样一份资料,说一个人一生要消耗的食物,总重量与6头大象相仿。平均到年,一个成年人大概要吃掉88公斤肉,相当于排放3212千克二氧化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