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礼说《诗》的因缘、源头及相关原则

本文认为以礼说《诗》的因缘、源头在于《诗经》反映周礼的客观实际。《左传》可以证明以礼说《诗》的阐释实践早在孔子之前,孔子的言论不是以礼说《诗》的源头。以礼说《诗》应该遵循实事求是原则。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四川藏区的媒介形象建构——基于《纽约时报》《人民日报》的比较研究

以《人民日报》《纽约时报》近30年来有关四川藏区的报道为依据,分析其对四川藏区的形象建构。主要发现,在报道主题上,《人民日报》涉及社会、政治、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纽约时报》主要关注社会方面;在报道立场上,《人民日报》以正面报道为主,《纽约时报》以负面报道为主;在媒介形象上,《人民日报》建构的四川藏区形象比较正面和丰富,《纽约时报》建构的四川藏区形象负面并且单一。     

以《诗》说《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系列

朱熹"以《诗》说《诗》"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正是建立在对"以《序》解《诗》"辩论基础上的。朱熹以为《诗》是"感物道情"之结晶,所谓"以《诗》说《诗》"就应该是从《诗》所"道"之"情"的方面去把握这种《诗》之"情"。《诗集传》突出了《诗经》文本,充分体现了朱熹的说《诗》风格和创新,是"以《诗》说《诗》"原则的集中体现。     

析刘逢禄《论语述何》及治学方法

《论语述何》是刘逢禄以《公羊》微言大义论说群经的具体化。以《公羊》说《论语》决非无根之论,然而,刘逢禄却通过《论语》以证《公羊》的微言大义,颇多牵强附会之说。因而,《论语述何》在理论上难以成立,但其治学方法,及借此方法而从《公羊》附会微言的风气,却在晚清经学史上开创了《论语》的《公羊》义理化,有不可忽略的巨大影响。     

《战国策·秦策》与《史记》的异文研究

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对《战国策》的一些内容,或是用当时的语言对其进行翻译,或是改易几字而大面积地采用,因此《史记》与《战国策》存在着大量的异文现象。本文对《战国策·秦策》和《史记》中的异文现象进行研究,主要分析异文在词义考释上的作用,即可以据异文以释生僻字、据异文以知同义词、据异文以明通假字、据异文以推异体字、据异文以识连绵词等。此外,还可以通过异文以相互校勘和探索避讳文化。     

以“尊卑”代“尊尊”——汉代儒学政制平议

先秦原始儒学本以礼学为核心,《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今文礼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诸等级之间虽略有高低,却并不悬隔。古文礼学因此斥责今文礼学不知天子礼,由之将建构超绝性的天子之礼。因此,今古文礼学的差异,不在经书文本的今古文之异。古文礼学只是用古文礼经证明今文《仪礼》十七篇实为残本,但是,古文礼学的天子礼在古文礼经中也没有,而是出自《王史氏记》等传记文献中。传记文献的权威毕竟不够,于是,古文经学便以《春秋》为六经之首,居于礼上,发展出《春秋》稽合于律的学说,在《春秋》学内以《左传》压倒《公羊》《榖梁》,推崇《左传》深于君父之义,实则以秦制律令体系的"尊卑"取代了《春秋》的"尊尊"。刘歆晚年更进而提升《周官》一书的地位,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名之为《周礼》,开始了以周公取代孔子的经学重构。郑玄的经学体系就是这样一个以《周礼》为核心重构的体系,这一进程在西晋臻于极致。杜预注《左传》以《春秋》"五十凡"为周公所作,彻底以周公取代了孔子的经学至尊地位。西晋王朝以《周礼》体系撰制《晋律》,杜预为之作注,完成了礼律一体的王朝政教体系。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言”、“事”关系的分合与流变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的"言"、"事"关系始终处于复杂的变化状态。《尚书》虽以记言为主,但记言的背后皆有本事,未尝离事而空言。《尚书》总结历史经验、宣讲道义以资经世致用的《书》教之旨奠定了书史的精神传统。《春秋》创立编年史法,但有叙事而无记言。《尚书》中以记言形式表现的《书》教之旨在《春秋》中通过"春秋笔法"表现出来。针对《春秋》叙事的过于简略,《左传》对其进行了补充。《左传》叙事"言事结合"、"以事为主",史传文学中的三类"言"体基本定型,比例趋于合理。《国语》《战国策》又出现了以"记言"为主的倾向,表现了史家在"言"、"事"取舍中的徘徊。"言"、"事"关系在《史记》中又有新的变化。《史记》以人物纪传为叙事方式,记言文字分化为四种形态。而一以贯之的书史精神在《史记》中除了"寓褒贬论断于叙事",还由记言中的"太史公日"来承载。《史记》《汉书》以后,以叙事为主的纪传体成为书史正统,但"言"与"事"的比重权衡及其消长演变一直伴随着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     

《韩诗外传》与《荀子》用《诗》之异同

前人多笼统言说《韩诗外传》与《荀子》之间的诗学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以《韩诗外传》和《荀子》所用之“诗”较多相同为证据,推论二者在《诗》传上之关系等问题。而通过对《苟子》与《韩诗外传》在同一语境下用《诗》情况的微观考察可见,《韩诗外传》用《诗》与《荀子》大异而小同。同时,就著作目的而言,《荀子》为立说而用《诗》,《韩诗外传》为解诗而引事、引理。而就具体每一处用《诗》来说,《韩诗外传》与《荀子》类似,体现出以诗证事、以诗证理的特征。     

《尚书》《诗经》的美学语汇及中国美学在上古演进之特色

《尚书》中的美学,“休”是其核心语汇。《诗经》中的美学,在《颂》里,以“皇皇”为核心语汇;在《雅》里,以“威仪”为核心语汇;在《风》里,“美”才丰富地展现开来。美从《尚书》到《诗经》以及《诗经》里《颂》《雅》《风》的演进,呈出了中国上古美学的特色。     

读《九歌·山鬼》——一个花雨缤纷的人物形象

有些研究《楚辞》的,好打边鼓。边鼓是可以打的;但打鼓还是以打在点子为。《楚辞》是文学名著,我们对《楚辞》进行探索,以《楚辞》还《楚辞》,应从分析艺术形象入手。     

重探汉代经学中的赋比兴说

考察赋比兴所自出的“六诗”“六义”说在汉代经学中的出现与诠释过程,可知赋比兴作为一组关联范畴出现在经学论述中始于东汉时代,但直至汉末并未作为观念架构应用到《诗经》的诠释。真正影响汉代的是《论语》“诗可以兴”的观念,《毛传》之以兴说《诗》及王逸《楚辞章句》的以兴解《骚》都属于此一传统,这也是《毛传》及王逸“独标兴体”的真正原因。由于汉代经学家未以赋比兴的观念架构论述《诗》《骚》,因而应将汉人对《诗》《骚》之兴的论述从赋比兴的观念架构中分离出来重新诠释,并重建从以兴论诗到以赋比兴论诗的观念史。汉代经学史及文学批评史亦应改写。     

浅说鲁迅作品里的绍兴店铺

鲁迅在《呐喊》、《彷徨》两部作品里,写到绍兴的四种店铺:质铺、药店、酒店和茶馆。其中质铺和药店,在《呐喊·自序》里叙到;酒店,小说《孔乙己》和《在酒楼上》,以之为背景,《阿Q正传》、《风波》里也提到;茶馆,小说《药》以之为     

论朱子的《诗经》学诠释思想

朱子的《诗经》学诠释思想,体现了宋学以义理解经的特征。朱子以义理诠释《诗经》,强调它的劝惩教人作用,反对无根据的穿凿,对《诗经》作了符合经之本意的道德诠释,认为《诗》的道德教化作用来自于《诗》中所具有的义理。朱子还针对宋代《诗》学同异纷纭、争立门户而造成宋代《诗》学混乱的现象,提出要删除《诗序》,绝"以《序》解《诗》"之弊端,强调"以《诗》说《诗》",以防在解《诗》时籍阐发义理而离开《诗》之本义走的太远。     

半江瑟瑟半江红──《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主人公黄苏子性格两重性浅析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是当代新写实派小说家方方于１９９９年７月发表的又一中篇小说力作。２０世纪中国的当代文学领域里,“新写实主义”以生命的故事写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对平庸的世俗人生作现象描绘以还原生活本相的书写态度,以自然主义的叙写而使现实心灵化、感情化、艺术化的创作方法占有重要的席位。方方以１９８７年的《风景》引人注目,又以陆续写出的《一唱三叹》《祖父在我心中》《白驹》《行云流水》等一批很有思想深度和艺术功力的新写实小说赢得读者,蜚声文坛。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一如其《风景》《行云流水》等…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楚辞》,有如两颗各具异彩的明珠,两千多年来,一直在我国文学史上大放光芒。《离骚》是《楚辞》中的代表作,故人们以《诗》、《骚》并称。这两部艺术珍品,不仅以其不朽的艺术生命,给历代人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养料,而且为我们总结古典文艺理论,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有价值的依据。我国古代卓越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他的杰作《文心雕龙》中,对《诗》、《骚》作了多方面的评论,并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在今天还具有借鉴的意义。他说:“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     

近二十年来《公羊传》与《谷梁传》研究综述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阐述《春秋》的历史事实为主,《公羊传》与《谷梁传》则是以解释《春秋》经文为主。纵观近二十年来有关《春秋》三传的研究成果,《左传》明显盛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二传作为解释《春秋》经义的经典著作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对封建时代的政治、思想、宗法、礼制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兹此,笔者将对近二十年来有关《公羊传》与《谷梁传》的研究成果作以总结阐述,以期学界给予二传研究以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以史论经”和“以经论史”——刘知几经史观探源

刘知几的《史通》,为历代史学家推崇。然其《惑经》《申左》两篇的论述与其余诸篇截然不同。学界对刘知几经史观的考察多侧重经学或史学的单一角度,鲜有合而论之的全面研究。他在《惑经》篇中"以史论经",即以史的标准考订《春秋》,提出"十二未谕",且认为后人对《春秋》多有虚美。在《申左》篇中"以经论史",即以经的理念极力推崇《左传》,提出"三长五短"之说。这种全新的论述反映出刘知几特殊的经史观,极具探究价值。     

论《汉书》以汉德为尚之叙事手法——以《史记》《汉书》异同为讨论中心

《汉书》继《史记》而作,以为汉绍尧运,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班固作为汉臣,以后汉臣子的身份编撰前汉的历史,殊不简单。以《史记》与《汉书》所载异同为讨论中心,从“述而不作”的叙事传统、歌颂汉德的叙事手法、互见之例以见褒贬忌讳三个方面,阐述分析《汉书》以汉德为尚的叙事原则,认为以汉德为尚乃是《汉书》全书的指导思想,但在歌颂汉德之余,《汉书》仍不失史书褒贬美刺的传统。     

重合的意义——试论《牡丹亭》对晚明戏曲作品中小青题材的影响

《牡丹亭》问世后,在社会上反响巨大,尤其是对女性读者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冯小青的故事在晚明广泛传播,小青不仅以一个受难的才女形象闻名,同时也是以《牡丹亭》的一个著名读者而闻名的。晚明的剧坛上突然兴起了一股"冯小青热",出现了多部以小青为题材的剧作,以晚明在舞台上流行的三部小青题材的戏曲作品《春波影》、《疗妒羹》和《风流院》为例,可以看出,《牡丹亭》对小青题材的影响不单表现在对小青形象的刻画上,也表现在对情节的构置上,乃至人物的安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