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主持刊刻印行的藏传佛教经典 明永乐版《甘珠尔》藏文大藏经管见

<正>“甘珠尔”为藏语音译，意为“佛语部”，即“释迦牟尼语录的译文”，也是《藏文大藏经》组成部分之一。公元7世纪，吞弥·桑布扎创制了藏文文字。9世纪中叶朗达玛灭佛的200余年之间，先后涌现出吞弥·桑布扎等50多位藏族译师。他们与印度等地的班智达一起将大量佛典从梵文、汉文及邬仗衍那文等译成藏文，编写了《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青浦目录》。10世纪末至15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涌现出近200位大译师，他们和阿底峡、真扎·热呼拉等来自印度、孟加拉和尼泊尔等地的70多位班智达一起，又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和论典。藏文大藏经的文献由此形成。14世纪初，纳塘寺学者迥丹日热的弟子降格巴希，从祖国内地集得物资，整理并抄录成最早的《甘珠尔》和《丹珠尔》。至此，规模宏大的藏文《大藏经》问世。     

藏文《大藏经》对勘出版工作概况

一、藏文《大藏经》概述 藏文《大藏经》分《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分。 “甘珠尔”,藏语意为“佛语部译文”,包括显、密经律。主要是佛教的原始经典。按拉萨版《甘珠尔》编排内容,大致分为律部、般若、华严、宝积、经部、续部和总目录等七大类。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藏文《牛角山授记》译解

收入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中的《牛角山授记》,是研究古代于阗历史及佛教传播的重要史料。有学者经过艰苦求索,从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中觅得二残片,并对其进行了翻译、考释,证明收入传世经典藏文《甘珠尔》中的《牛角山授记》早在吐蕃时期已在丝绸之路上流传。笔者近来在翻阅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时,有幸发现了《牛角山授记》敦煌抄本的结尾部分。尽管是残片,但该写卷的意义在于抄经尾题中记录了完整的经名及抄经题记,对研究牛角山的取名以及于阗历史、宗教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藏译本《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考述:版本、译者、校勘及特定词语流变

大乘佛教经典《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在佛教北传的过程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据其藏译题跋和文献记载,历史上该经典有6种藏译本且屡经校勘、修订和厘定。文章结合相关藏文文法典籍和著作,对藏译本《八千颂》4个不同版本中一些特定词语进行比较研究,对几个不同题跋进行汉译和分析,进而探讨藏译本《八千颂》几个版本在翻译、校勘等方面的特点。     

乙种本《西番译语》藏汉对译音义关系辨析北大核心

《华夷译语》系明清两代四夷(译)馆出于译员教习或翻译的需要,由官方编纂的多种番汉对译辞书之总称,《西番译语》即为其中一种。此书是清初的一部藏汉翻译词典,保留了大量清初的藏语词汇,对于研究清初藏语及中国翻译学史,都是非常珍贵的研究资料。明代《西番译语》乙种本中的藏文在汉义和对音汉字之间的表义表音链接方面很多词项存在偏差甚至错误,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和探析,有助于藏学研究者更好地把握藏汉翻译的历史和发展。     

《打箭炉译语》汉藏对译研究

《打箭炉译语》是清乾隆年间编纂的汉藏对译词汇集《西番译语》之一,现日本大谷大学、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均有收藏,版本不同。文章根据汉藏历史文献典籍及田野调查语料,以故宫博物院收藏和聂鸿音、孙伯君汇编的译语词汇集为底本,对《打箭炉译语》中汉藏音义对译等存在偏差和翻译错误的词条进行了逐一校对考释,并对其中5种对译类型和所占比例进行了统计分析说明。最后从调查词表、记发音人的文化教育背景及身份认知等方面分析了译语中存在汉藏对译词汇形式异同的原因,以期对了解清代打箭炉地区汉藏语音历史发展面貌及汉藏翻译等提供帮助。     

大谷大学图书馆藏四种《西番译语》初编本

大谷大学图书馆藏四种《西番译语》为神田喜一郎旧藏,属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编定的十一种“译语”系列。通过与故宫抄本的对比,本文认为这四种《西番译语》为初编本,而故宫抄本在抄写时对原本进行了校理。     

浩大的民族文化保护工程——庆祝藏文《大藏经》对勘局成立二十周年

一、《大藏经》对勘局的成立藏文《大藏经》分《甘珠尔》《丹珠尔》两大部分。"甘珠尔"藏语意为"佛语部译文",是佛教的原始经典。"丹珠尔"意为"论述部译文",即由佛弟子对佛语的阐释和论述的译文集成。《大藏经》内容丰     

藏汉佛典对勘释读之四——《佛说阿弥陀经》

一、解说《佛说阿弥陀经》汉本收入《大正藏》№366,367号;藏文本题为;梵文本作:Sukhāvat: -Uyūha-sūtra; Amitāyur-Uyūha Sūtra。以上三种文本均见重于当世。汉文本亦称“小无量寿经”,简称“小经”。与《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合称净土三经。一般认为在公元1—2世纪时,印度贵霜王朝时期已经有此经在犍陀罗地区流行。汉文本最早为鸠摩罗什译,一卷。南朝宋求那跋陀罗再译,题改为《小无量寿     

敦煌藏文写卷P.T.972文本考释及内容对勘

敦煌藏文写卷P.T.972号最早由噶尔梅·桑木丹所关注,成为论证吐蕃时期“■”是一个普遍的宗教信仰的论据。之后,石泰安、沙木等学者对此文本的性质,以及其中出现的“外道苯”(■)所指提出疑问,石泰安更是将其定性为译自汉文的疑伪经。但以上学者均未关注P.T.972号写卷的传世本《圣树木经》。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历史上藏族学者对《圣树木经》疑伪问题的讨论,并将其与敦煌藏文P.T.972和P.T.950号写卷进行对勘,可知P.T.972应是译自汉文的疑伪经,其中“■”应是汉文语境中“邪师”或“占卜师”的对译,而不是当时与佛教对立的外道苯,不能用其论证吐蕃时期“■”是独立于佛教之外普遍存在的宗教信仰。这也是《圣树木经》未收入《甘珠尔》任一版本,而编入《陀罗尼经集》的原因所在。对勘发现,从敦煌本到陀本中的《圣树木经》,文本发生了变化,后期增补了部分内容,这种不稳定性也是其作为伪经的特征之一。     

浅议西藏卓卡寺藏经与敦煌《大般若经》的关系

藏经洞古藏文文献自20世纪初出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保存至今的吐蕃古藏文文献,除了金石铭刻、竹木简牍、伏藏文献外,只有敦煌藏文文献。然而随着近二三十年的调查研究,越来越多的发现表明,西藏仍有大量吐蕃古藏文文献,与藏经洞文献属同一时代;这些文献属佛教典籍,收藏地都是藏传佛教寺院;由此,这批吐蕃时期的古藏文文献的收藏地就成了今天西藏的“藏经洞”。文章就西藏卓卡寺藏《大般若经》与藏经洞出土钟经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     

浅谈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藏语文的使用和藏汉翻译活动——以敦煌本古藏文文献为例

吐蕃占领敦煌后,在该地区形成了吐蕃人、中原人、吐谷浑人等多民族共居的局面,使得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翻译活动有了很大发展,并且使藏语文在官方和民间都被各民族广泛使用.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书对此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两叶敦煌本回鹘文残片研究

本文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两叶敦煌本回鹘文残片进行了拉丁字母转写、汉译,并在此基础上,对残片的年代、版本、翻译方法及夹写汉字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为回鹘语文、回鹘佛教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郭和卿汉译《青史》补订(一)

管译师宣奴贝的《青史》在藏传佛教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国外就有了非常精良的英译本,即罗列赫译本《BlueAnnals》。目前流行的藏文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分上、下两册。郭和卿先生的汉译本《青史》由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由于译者仅用一年时间就翻译了这部煌煌巨著,时间仓促,部分漏译、错译在所难免。本文依据上述藏文版,参考英文版,对郭译本第1～5章不足之处进行了补订。     

明代安多藏区部族志(续前)

本文将明代史料中安多藏族部落的汉文资料——分别隶属于明代“西番诸卫”——析为七卷分期连载,为安多藏区部落史这一国际藏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明代安多藏区部族志(续前)

本文将明代史料中安多藏族部落的汉文资料———分别隶属于明代“西番诸卫” ,析为七卷 ,为安多藏区部落史这一国际藏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浅谈英语广告修辞及其翻译

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英语广告中大量使用的修辞手法给我们的理解和翻译带来了一些困难。本文通过列举近一、两年英文杂志上的广告实例,归纳了英语广告中经常使用的六大类修辞手法并对其翻译作了一番初步的探讨。笔者认为英语广告中的修辞翻译应该遵循这样一个原則,即当英汉两种修辞格在表达习惯和文化概念上相近时尽量采取直译;反之,应采取各种变通手法弥补翻译,以求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的修辞效果。     

简论梵学研究与西藏的梵文文献

梵学起源于古印度,流行于南亚及世界各地。梵藏翻译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作为民族文化交流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梵藏翻译活动,对藏族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哲学思想及社会文化各个层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西藏种类繁多的梵文文献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梵藏文献史料探讨海内外梵学研究史迹,简要分析、论述拉丁转写梵文与藏文撰写梵文之间的特点和异同,说明梵文文献研究最早起始于我国内地和西藏,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一种力量。     

新疆古代民汉文字翻译说略

翻译是民族之间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的中介手段,它能增强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本文运用大量翔实的史料,从佛经翻译和文学及其他翻译两个方面,论述了新疆古代民汉翻译活动的发展过程,客观地反映了中央王朝与西域地方政权以及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     

藏汉语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

藏汉语之间的接触主要是跨地缘文化交流性接触和地缘接壤性接触,二者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藏汉语方言之间的地缘性接触,主要发生在藏语康方言与汉语西南官话、藏语安多方言与汉语中原官话、兰银官话之间.从地城上看,藏汉语之间的地缘接壤性接触主要发生在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一带.藏汉语方言在地缘接壤性接触下引发的语言演变主要有特征的增加、特征的替代,特殊的双语现象和混合语等四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