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金钱兑换率蠡测

因传世文献资料的缺乏,秦代黄金与钱币的兑换率,长期以来未有明确的说法;张家山汉墓竹简的发现,为我们研究秦代黄金与钱币的兑换率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资料。通过传世文献和简牍资料等,就秦代黄金与钱币的兑换率等问题进行分析,可初步推测出秦代黄金与钱币的兑换率基本上是1:5000,即一斤黄金兑换5000枚标准"半两"钱币。     

《睡虎地秦墓竹简》新见副词略考

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土,弥补了秦代传世文献的不足,在编纂《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时,也将其作为引文材料。限于各种原因,《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还有一些《汉语大字典》与《汉语大词典》未收的副词（或义项）,以及两书虽已收但引例晚于睡简的副词。本文主要是对这两类副词作一些简要的探讨。     

从云梦秦简看秦律的阶级本质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极力歪曲秦王朝的历史,把秦律描绘成主要是镇压奴隶主阶级的工具,用以掩盖秦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认真研究《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记载的秦律内容,有助于了解秦代法律制度的阶级本质和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揭露“四人帮”及其御用“史学家”歪曲历史事实的胡说八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秦代刑事责任能力身高衡量标准之质疑─—兼论秦律中身高规定的法律意义

中国法制文学界普遍认为，秦代以行为人的身高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衡量标准， 其主要依据是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若干律文。但是，如果对这些律文仔细加以研究，则无论如何都 得不出秦代人的身高与刑事责任的有无存在必然关联的结论。秦律中有关身高规定的法律意义在 子：行为人如果触犯了刑律，其身高与刑事责任的大小有一定联系；在一定条件下，身高可以作为 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衡量标准。     

秦代工商法律研究

本文在深入研究秦代的原始法律资料──《睡虎地秦墓竹简》及其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秦帝国有关官营手工业和商业以及对外贸易的法律管理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说明。作者认为，秦代对经济的干预和合理是十分广泛、细致和深入的，这是秦继承战国以来的国家主义思潮在法律制度上的体现。从内容上看，律文严峻、精确，在许多方面有着详细的数量上的规定，这在古代法律史上是罕见的。秦代对有关违反工商经济法律的违法行为一般采取经济制裁和行政处罚，较少使用刑罚，这又与秦政治法律上奉行法家的重刑主义有所不同。     

岳麓秦简所见秦代孝道伦理问题 ——以社会风俗、不孝犯罪和官民使役为中心

新近披露的岳麓秦简中有诸多反映秦代孝道伦理问题的新材料。这些新材料表明:秦人的占梦风俗中蕴含着要求祭亲的孝道伦理,是孝道伦理在秦人精神世界中的体现。在现实世界中,政府将孝道伦理视为风俗教化的重要内容,以此为标准对民众进行旌表或惩罚,目的在于匡正风俗。对于家庭中不养亲、打骂杀伤尊亲以及重组家庭中的违法行为,法律会予以严惩。其中的各种细节规定,补充了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中的相关内容。针对在外服役的民众和徭使的官吏,政府则从孝道伦理的角度实施相应的免征和归丧政策,并对谎报骗假者予以惩罚。总体而言,孝道伦理是秦代制定法律与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考察秦代社会的重要视角。     

范义田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范义田先生探讨教育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主要写于其大学时代和早年从事教育工作期间。他立足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现实和云南边疆的实际,提出了以失学的、从未得到过教育机会的贫苦大众为民众教育对象的“民众观”及以促进生产力为中心教育目标,以识字训练、公民教育、职业训练为教育内容的民众教育思想;同时提出以国家观念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边疆民族教育目标,并在具体实施上主张以人为本的民族教育思想,其对今天的少数民族教育工作仍具有可借鉴的现实价值。     

读岳麓秦简论秦汉户籍制度

2007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购买的一批秦代竹筒为我们研究秦汉时期的户籍制度提供了宝贵史料.《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公布的编号为1532、1530的两枚简,涉及到了这一时期官府案比造籍、统计各种户口数据以及民户迁移时的入籍、销户等内容.简文中的“上”做登录、入籍解,联系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的相关条文,我们可以进一步判定秦及汉初的户籍中登载田地的事实.《文物》2009年第3期公布的0552号竹简提到了秦代“岁尽增年”的问题,这里的“岁尽”即九月,指的就是官府编定户籍之时.中国古代的增年方法并非以岁首而是以傅籍为标志,户籍登载的是当年而非下一年数据.     

俞庆棠民众教育思想对现代成人教育的启示

俞庆棠作为民众教育思想的开拓者，她的很多教育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俞庆棠有关民众教育必要性的阐释、对于扩大教育对象的认识、对于教育目的的理解以及对于民众教育内容的解析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这些对于当今的成人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来说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竹简《文子》中道与德的关系看早期儒道关系

学术界对于儒家和道家关系的重新认识,不应该开始于郭店楚简的出土。在竹简《文子》中就已经有了"儒道相谋"关系的蛛丝马迹。通过对竹简《文子》中"道"与"德"两个重要概念及其关系的分析,可以说明"德"是早期儒道之间相互联系的结合点。     

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

秦汉时期,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体制之需,迅速而大量地培养出办理官、民事庶务的吏员,便成为政府急切之要务。因之,此时学吏、训吏之风亦随之大盛。学吏、训吏必有教材,而且政府还统编过训吏教材。秦汉学吏教材的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民间庶务应酬知识等4种。睡虎地出土简书10种,除文字极简略而量少的《编年记》之外,其他9种全部切关吏事,乃是研习吏事比较完备的教材。     

竹简秦汉律与唐律

通过对竹简秦汉律与唐律的比较,尤其是篇目体例与有关诉讼方面一些具体法律条文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虽然在从秦汉时期到隋唐时期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从一些具体法律条文到整个律典的篇章体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法律制度所体现的法律精神则是高度一致的。     

秦统一初年置三十六郡考

秦一代置郡问题,有不同说法,自谭其骧先生考证之后以为定论。然近年出土秦封泥和秦简牍等文物都涉及秦郡,其中众秦郡名既不见于传世的秦代文献,也为历来考证秦郡学者所不知,从而动摇了已成定论的秦郡体系。本文根据考古出土秦封泥、简牍和传世秦玺印等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重新思考秦郡,考证秦统一初年所置三十六郡。     

西域汉简与秦简词语互证

本文通过对秦汉简牍中几个词语的训释提出秦汉简牍词语研究中的词语互证这一词义训释方法,为解决简牍中的词义训释问题提出一条新的思路。文中主要运用了西域汉简和秦简材料,通过词语相互比较,辨析验证,考察了“发”、“别书”和“手”三个词语在简牍文书中的特定含义。     

上博《性情论》小笺

上博《性情论》与郭店《性自命出》内容基本相同 ,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先秦儒家心性论的内涵与发展。但其中有若干疑难字句 ,尚需进一步探讨考释     

秦司法文书“当腾腾”用语释义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湖南龙山里耶秦简木牍司法文书中出现的"当腾腾"用语,学界以往的理解均未达诂.本文从秦法律制度、公文要素及文字训诂三方面考察,指出"当腾腾"应做"当传(zhuàn)传(chuán)"理解.它是秦过县长途公文传送中,公文发文方告知接收方文书传送方式的交代语,意思说文书由驿传传送;"当腾腾"所反映的公文驿传传送方式,在一定条件下,秦人又表述为"以次传"、"以县次传".     

秦“法治”的理论困境透析——以睡虎地秦简《语书》、《为吏之道》为中心

本论以对秦简《为吏之道》中对吏品行、才干和政治态度三方面要求的分析入手,结合秦政"以吏为师"的制度,指出其对"吏"的要求,反映出秦国通过一准于法和"以吏为师"实现其"法治"的政治思路。进而,从理论上剖析了秦国"法治"的面貌及其思想进路,说明了通过"律制"对礼、俗、法等不同层次规范的整合,秦尝试订立一套划一的社会评价机制和社会秩序样板,并通过作为其政治终端的"吏"的塑造,完成其政治构想在民间的落实。最后,通过对《语书》做个案研究式的分析,进一步阐明上述"法治"思路与法令繁密、吏治酷烈以及地方抵制强烈等不利局面之间的内在联系。     

秦代的告诉制度

秦代的告诉制度在种类上可分为公室告和非公室告,自告与告发,以及州告等。秦自商鞅变法以后确立了奖励告奸制度,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官吏周围的人告发官吏,官吏因此受到处罚的,告发之人可承袭原官吏的官爵、田禄。错误告诉的,根据错告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可把错告分为故意错告和过失错告;故意错告为“诬人”,应受刑罚处罚;过失错告为“告不审”,依法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     

战国至秦东北地区华夏人口探讨

战国至秦,东北地区华夏人口有几个类型:郡县官吏、驻军、军政长官家属、燕秦长城修建者、移民、退守辽东襄平地区的燕王喜和太子丹之众。还有两支进入朝鲜半岛。大部分是长住人口和准长住人口,人数超过前代。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年龄和性别结构的失调。他们与各少数民族共同开发东北边疆。燕国的努力经略和秦朝各项统一措施,既有力推动各少数民族华夏化进程,又致使汉族的民族意识最后形成。     

秦汉简帛文献与《说文》新证

秦汉时期的简帛文献真实地展现了当时文字和词汇使用的情况,是珍贵的语料文献,为《说文》研究提供了新的例证。利用秦汉简帛文献中的一些用例,可以从“字形新证”和“字义新证”两个方面证实《说文》中的一些收字和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