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社会保障

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有多种模式。罪犯刑事责任的承担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是传统的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模式,但这种模式很难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进行有效救济。于是,学界另辟蹊径,提出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赔偿模式,该模式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大有裨益。但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是应急性的,不具有可持续性,应推行社会保障模式,使得刑事被害人获得可持续性的救济。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对于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具有重要意义。     

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在刑事案件发生后,被害人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从犯罪人那里得不到赔偿或不能得到充分赔偿时,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将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文章从国际条约和国外有关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规定,理论依据及其评价,刑事诉讼价值方面进行了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的实际,提出了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初步构想。     

有限国家责任说的理论发展

我国学者们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本文对“有限国家责任说与社会保险说一社会福利说”这一理论结构中的“有限国家责任说”进行了延伸,并结合现实和社会心理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社会目的进行分析,希望能更清晰的界定几类犯罪案件的国家责任说,为国家在赔偿时确定这几类案件的赔偿原则做理论准备。     

赔偿在刑事司法中的理性定位——兼论被害人救济难题的破解

随着对被害人权益的关注和各地司法机关积极推进的刑事和解实践,赔偿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尤其是在刑罚裁量以及之前阶段,成为影响刑事案件处理结论的重要因素,这种现状和趋势有其现实需求,也反映出司法机关的无奈.然而,过分提升赔偿的地位,可能会产生国家刑事实体处分权的松动和刑罚轻缓化泛化等后果,存在降低刑法道德信誉的风险.因此,理性定位赔偿在刑事司法中的作用,重要的是要与被害人救济难题的破解同步进行.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初探

刑事被害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本应获得罪犯的赔偿,以维持其基本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往往得不到合理及时的赔偿。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应该尽快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目前,我国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实践上,以及公民法律素养等方面均为建立此项制度提供了条件。在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立法方面,应确立补偿对象和条件、补偿的范围和资金来源以及补偿的机构。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范围立法完善的思考

《刑法》第 36条第一款规定 :“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 ,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 ,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 77条规定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些法律规定 ,确立了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人民法院不但可以依法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也可以使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依法得到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司法价…     

刑事被害人救助路径探究

刑事被害人救助是现代人权保护的重要转变,发达国家已将其作为刑事犯罪领域的重要课题。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救助的研究时间较短,国家立法层面上作为较为迟缓,但地方已经展开探索。因此,从社会维稳需求、刑事利益平衡、刑罚理念基础三方面对刑事被害人救助进行法理思考。同时,认真分析国家最新的立法动态,总结各地实践中的经验与不足,综合从救助原则、救助对象与范围、救助标准与方式、资金来源、救助机构、救助机关以及救助程序上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基本体系。     

完善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

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被害人与被告人均为案件当事人,但是,刑事被告人有独立的上诉权,而刑事被害人却没有相应的上诉权,甚至连基本的民事赔偿也不能得到满足。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缺失,必然影响实体权利的实现,就会引起刑事被害人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所以,应当在立法上增加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规定,赋予刑事被害人独立的上诉权,建立统一的刑事和解制度,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等等,以利于实现公平和正义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     

双重赔偿问题之法律探讨

我国法律对双重赔偿问题没有明确界定,实践中遇到双重赔偿的问题在处理上往往有偏差,不同民事单行法对这一问题的规定有各自的价值取向,不仅如此,其他部门法及司法解释也有涉及双重赔偿的问题。因此,双重赔偿已不是简单的“可以”、“不可以”,“应该”、“不应该”的问题,构建双重赔偿法律制度是多元社会的必然选择。     

刍议刑事被害人之国家补偿制度

有损害就应该有赔偿,笔者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内涵进行剖析,对建立该制度的理论依据进行论证,同时说明我国建立该制度的必要性、可能性,并就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框架进行探讨,试图为建立健全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提供参考.     

析中国法官释法权的缺位及其弊端

在中国享有刑法司法解释权的主体只有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官释法权并不被认可。法官的司法解释地位之所以被忽略,是因为在立法上没有认可法官的释法权;而在司法制度上,法官独立审判机制的缺失和法院系统内部案件请示制度以及错案追究制度的存在,都直接导致法官并不愿意行使刑法解释权能。法官释法权的缺位不仅有碍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不利于法官司法能动性的发挥,而且直接不利于个案公正的实现、影响刑法理论的发展、动摇公众对刑法的信仰。     

我国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法经济学分析

为解决涉司法拆迁的难题,立法上确立了公平补偿原则.但是法律原则在适用上的局限性,以及国内房屋拆迁的复杂性,都迫切需求一个明确的适用标准.本文以法经济学的视角,借以科斯定理分析拆迁模式,通过激励机制回应法律的规范性,利用市场法则对比域外补偿标准,以科学的计算方法得出补偿公式,最后结合实例提出相对应的完善建议.     

论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法规定存在的问题与完善——以《刑法》第383条为例

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近两次的工作报告数据入手,阐释了我国刑事立法上的缺陷,探讨完善贪污贿赂犯罪刑事立法需要及时调整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完善没收财产刑,并进一步针对罪质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的对策,有效遏制贪污贿赂犯罪,达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罪与罚问题探究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发生在商品流通和服务行业等的商业贿赂行为非但未得切实有效根治,反其触角逐步伸入社会许多行业和领域,情势严峻、危害严重!为此,“两高院”先后公布、印发《罪名补充规定（三）》及《适用法律问题意见》,以“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替代原来“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贿赂犯罪”,并就当前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提出意见。然而,此举仅是有关罪名改变和部分法律适用,尚未完全彻底有效解决问题。为完善刑事立法,统一罪名应用,规范执法行为,还需进行法条内容调整与犯罪要件修正、入罪门槛降低与法定刑度提高、刑罚幅度协调与刑种机制完善及借鉴英关法系信义义务理论,打造刑民法律之间制度接口,构建我国商业贿赂犯罪体系,健全惩防职（业）务犯罪长效机制,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     

C市T区人民检察院适用刑事和解调研报告

在构建和谐社会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在公诉案件中鼓励当事人和解的宽缓处理方式,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但由于受现行法律制度、司法资源以及传统观念的束缚,对适用和解程序处理刑事案件在案件范围、处理方式及相关配套措施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实践中人民检察院也有较大的顾虑,适用刑事和解的积极性不高。针对这些问题,应该从立法的层面确立刑事和解制度,明确刑事和解案件的赔偿标准,建立加害人帮教机制。     

刑事判决说理机制实证研究——基于最高院六个指导案例的视角

刑事判决说理机制是刑事诉讼尤其是刑事审判中的关键一环,它不仅关系到被告人的知情权,更是一国刑事法治运作公开公正的体现。但是,在现有关于刑事判决说理机制的研究中,缺少以实证方法作为指导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选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六个指导性案例,通过对判决理由部分字数的统计分析,认为判决说理的程度与案件的复杂性以及控辩双方对抗程度有关,而与犯罪的严重程度、审级的高低无涉。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未来走向——以国家刑事赔偿、国家刑事补偿与刑事被害人救助关系辨析为进路

从未来发展来看,背负更多政治使命和道义责任的中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产生只是权宜之计,建立包含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在内的《国家补偿法》,并使之与《国家赔偿法》并行呼应,才是我们期冀的国家救济体系的理想模式。但是,就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而论,我国眼下并不存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可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无疑是时下中国最好的选择。在筹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时,应当首先厘清国家刑事赔偿与国家刑事补偿,以及国家刑事补偿中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与刑事被害人救助之间的关系,这是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乃至相关立法体系的构建基点,也蕴涵着中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未来走向。     

新论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在儿童本位主义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2013年最高检颁布“新未成年人规定”较之新刑诉法,明确提出的“合适成年人”概念、赋予未成年人有限拒绝权等,但现有法律仍存在未成年人选择权不充分、合适成年人与法定代理人主体关系模糊等不足,特别是辩护律师能否充当合适成年人争议很大,将来可以从转变立法观念、制定统一的产生与奖惩规范、增强非法证据排除效果、尝试引进律师在场等方式寻求解决.     

论拒不执行调解书的归责

解释刑法用语的含义,不能超出普通民众能够理解的、可以察觉到的范围.无论是司法解释,还是立法解释,在解释“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时均未表示可以涵盖“调解书”.结合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谦抑性、期待可能性等理论,应当认识到仅凭行为人拒不执行调解书而对其行为进行刑法上的归责,是欠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