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政务与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研究

电子政务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工具,它契合我国行政服务中心跨部门政务信息共享的需要、政务协同的需要和政民互动的需要。认识偏差、立法滞后、运行低效和安全威胁等因素制约着行政服务中心电子政务的发展。切实转变观念、创新管理体制、完善法律体系、构建安全体系,才能促进电子政务实现"一站式"服务。     

论法律保留原则在非关税壁垒行政指导中的适用

现代行政法治的发展赋予了法律保留原则新的内涵.法律保留当中的"法律"应作广义的理解.该原则在行政指导中主要体现在调整的密度上.本文认为,作为非强制新型行政行为的行政指导,法律保留的调整密度保留至组织法.对于非关税壁垒行政指导的法律保留问题的解决,除了依据法律保留在行政指导的保留密度理论以外,还要从指导的行为模式、程序控制和法律救济等技术层面进行突破.     

中国转型时期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必要性探析

中国的公共行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也要不断地进行相应变革,但在转型期所存在的体制的不完善和行政主体行为的不规范所引发的诸多公共行政的问题,尤其行政伦理失范,已成为公共行政发展中不容忽视且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行政的发展和完善为目标,主要从“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依法行政与以德行政有机统一的有效途径”、“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之必需”和“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提升行政素养,塑造行政人格的重要措施”等三个方面,简要分析来说明加强我国行政伦理建设是我国公共行政走向“面向现实、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相对人抵抗权的立法完善

相时人抵抗权是基于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应运而生的一项程序性权利.该权利是私权对抗公权的重要机制,也是行政救济中相对人私力救济的主要方式.然而抵抗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上鲜有规定,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也面临诸多困境,包括如何判定一个行政行为是否无效的问题、抵抗权如何对抗行政强制权问题、如何防止相对人滥用抵抗权问题等.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应在行政程序立法中明确行政行为无效的理由,建立行政程序的"无效确认"机制与行政诉讼的"宣告无效之诉"双轨制,实行"抵制必须答复"和"争讼停止执行"原则.同时,在立法中明确赋予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科学界定抵抗权的标准和限度,并通过规定免责制度、举证责任制度、抵抗权矫正机制等来保障其实现.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社会学分析

社会结构类型影响和制约着政府行政管理及其体制的特质类型、演变路径、职能结构和运作绩效等.阻滞中国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的深层原因是"依赖政府型"社会结构类型.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从制度社会学角度入手,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类型转型的互动.     

从"救济权力"到"救济权利"——俄罗斯行政重新审查制度之省思

由于历史背景、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的不同,各国行政复议制度在名称、具体规则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俄罗斯行政重新审查制度(лерсмотр)的权力来源、审查范围、程序规则等与法国的行政救济、英国的行政裁判和日本的不服审查制度比较,有其独特之处.伴随着"人权"宪政原则的确立,俄罗斯行政重新审查的功能也发生了由"救济权力"向"救济权利"的倾斜.     

关于建立和完善行政调解制度的对策思考

行政调解作为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制度内容之一,其规范有序的运作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由于传统权力行政的深度影响,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建设很不完善.应当通过加强立法、适当扩大行政调解范围、整合行政调解组织、完善行政调解程序和明确行政调解效力等环节,构建规范的行政调解制度,发挥该制度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转型时期的行政伦理困境及对策探析

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出现了新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雏形.由此而开始的全球性的行政改革运动,使得行政伦理建设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现实意义.中国作为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自觉顺应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潮流,在行政伦理建设中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处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的转型时期,行政主体失范行为显著,行政伦理在实践中遭遇多重困境.如何重构新时期的行政伦理体系已经成为当前行政学界流行的中心话语之一.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文化因素研究的意义

凸显文化因素时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是当今中国应对发展潮流和国际变局的需要;发挥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拓宽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路;发掘行政体制改革中的文化因子,有助于我国实现"善政"、趋向"善治";研究地方文化差异,有助于深化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因此,解决改革难题,必须加强立足于现实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反思,必须把人们对行政体制改革的认识引入一个更宏观、更符合中国国情且更有利于地方长远发展的视野中来.     

从官员复出失范审视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漏洞及其修复

问责官员的去向与安置作为行政问责最后一个环节既体现行政问责的执行效力,也反映行政问责制度本身完善与健全的程度。问责官员"悄然复出"、"迅速复出"、"神秘复出"甚至"无痛复出"等失范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在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漏洞,如缺少对行政问责客体的后续跟踪和监督机制,问责标准模糊、范围狭窄,问责程序启动的内生动力不足,制度合法性自我消解等。重视并规范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细化并统一行政问责标准、强化异体问责及加强行政问责制度的执行力度是修复行政问责制度漏洞、促进行政问责制度建设、深化行政问责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和手段。     

中国行政问责制改革对策探究——基于官员闪电复出现象的分析

近十年来,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建设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对于规范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行政行为和增强自律与责任意识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也遇到了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分析近年来频频出现的官员"闪电"复出实例,从法律法规、问责文化、问责要素、问责评估与监督制度等方面提出改革对策与建议,试图为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设计一条集严厉问责制度建设与严格复出标准监督于一体的现代化问责道路。     

现代公共行政视阈下"完整行政人"分析

纵观百年公共行政的历史演进过程,"行政人"的内涵都在不同层面存在着一定的缺失,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人性化的主旨内涵是要注重人的整体层面,将行政人人性进行完整复归."完整行政人"是要将此种理念具体为行政制度及其发展过程中的行动,追求"完整行政人"是对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在行政人人性缺失方面对公共行政理论进行的重构.从对"完整行政人"的价值追求中去复归公共行政的主旨内涵,同时更需要从哲学的维度去把握"完整行政人"的主体性,更好地追寻其内在根本涵义.     

论建设公共服务型的公安行政

依据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新公共服务理论,结合人民警察的职能理论、我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的要求,结合当前党和政府改革的要求、社会实际、公安本身的实际和世界警务发展的趋势,提出了公共服务型公安行政的概念、类型和建设的基本要求是:1.完善法律、制度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公安行政实现公共服务的保障的前提。2.依法执法、规范执法行为是实现公平、公正执法为民的根本途径。3.警务公开、接受监督是建设廉洁、透明的公共服务型公安行政的保障。4.理顺公安管理体制,精简机构,改革公安行政管理工作,是建设公共服务型公安行政运转协调、反应灵敏、提高效率的保证。5.提高公安队伍的素质,保证公安行政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     

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探析

根据行政不作为中义务的产生条件不同,可以将行政不作为划分为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与依申请性行政不作为两类.对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的界定要以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负有特定的行政作为义务为前提条件,同时要结合有法定的事实发生之客观要件、行政主体具有作为的可能性之主观要件、行政主体没有履行其法定的行政作为义务之内容要件来加以分析判断.构成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之前提的行政作为义务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是法律规范的直接设定或间接体现,还来源于行政主体的先行行为、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以及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设定.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具体表现为作为起因性不作为和纯粹不作为,是具有违法性的.     

生态型政府行政文化建设探析

为应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实现政府自身的创新与发展,生态型政府作为新的时代背景下所提出的政府范式理论应运而生,与其相对应的生态型政府行政文化也应进行调整和改革。生态型政府行政文化以树立"生态优先"的行政价值取向、"绿色GDP"的科学政绩观,以及"科学、系统"的行政思维方式为其基本特征。通过培育政府生态行政价值观,促进生态公民的养成以及良好生态制度环境的建立推动生态型政府行政文化的建设,从而实现生态治理的目标。     

教育行政权力下放:演进历程、基本特征与趋势展望——以教育行政审批权为中心

深化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完善国家教育行政体制的关键举措,也是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加快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途径.60年来,以教育行政审批权为中心的行政权力下放,经历了起步探索、逐步推进、全面推进和深入推进四个阶段,总体呈现出中央向地方教育行政权力转移进程不断加快,地方政府管理教育事业权责不断强化的特点,反映出权力下放历程同步经济社会发展、下放节奏反映教育发展规律、下放方式凸显自上而下模式和下放事项主动回应社会诉求的重要逻辑.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亟需以推动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在教育行政权力下放过程中,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更加注重上下协同推进、更加突出改革问题导向、加强"放管服"一体化推进,进一步激发地方政府和社会参与办学的活力.     

我国行政听证程序适用范围探析

听证制度被誉为现代行政程序法的灵魂和核心。为了实现行政听证的立法目的,保证行政效率和公共利益,为现代各国广泛采用。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将其概括限定在行政机关作出的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之中,并规定了一些排除和例外情况。我国目前已有立法、价格决策、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几种听证程序,但由于我国引入该制度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根据我国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现状,应从以下几方面扩大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向其他行政处罚种类拓宽;向其他非处罚性具体行政行为拓宽;向抽象行政行为拓宽;向行政司法领域拓宽;向事后听证拓展,等等。从法制的统一和完备角度看,我国需要制定一部全国性的行政程序法典,并在这部法律中,对有关行政听证程序方面的问题加以规范,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听证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真正实现当事人的程序民主权利。     

社会行政学研究对象与范围新解

社会行政学是社会学与行政学相互交叉的一门学科.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是以广义或狭义的社会行政活动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研究宏观社会行政与微观社会行政(社会福利行政与社区行政是其主体)两大部分.我们对于社会行政学研究对象与范围所作的这种新的理解,不仅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行政学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法治视野中的日本行政指导

行政指导作为非强制性的行政行为,具有积极行政的特点,在日本被广泛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但行政指导也出现了权力滥用等现象。为此需要对行政指导进行法律规范。本文从日本行政指导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两方面加以介绍和分析,以期对我国的行政法治有所借鉴。     

关于行政越权的理论探究

由于学者们关于行政越权的研究所取角度比较混乱,加之近几年几乎无人再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由此使法学界对行政越权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从中国法律和法治实践出发,通过借鉴英、法、美等国的法治经验,行政越权应被界定为行政主体超越其行政职权作出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越权常表现为行政主体侵犯司法裁判权和越权行使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权,以及越权行使其他行政主体的法定职权。对于行政越权,行政相对人可通过申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要求原行政主体、上级行政主体或人民法院撤销越权行政行为,其撤销是否溯及既往可视具体情况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