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岑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批评--兼论五四时期李石岑的文化观

1922年3月李石岑发表《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对梁漱溟书中的主要观点尤其是"三个路向说"和"三个态度说"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批评,同时就书中有关"文化""文明""东西文化"的观点或提法进行了讨论。李石岑的观点,与新文化运动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观基本一致,其论证手法则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对李、梁思想分歧的考察,可以透视李石岑当时的文化思想,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丰富对五四时期文化论争的认知。     

评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

梁漱溟以"意欲"这一范畴为理论的契入点而提出的"文化三路向"说,面临以下几个主要困境:其一,以西方心理学和哲学术语来阐释文化理论及中国传统哲学所陷入的学理误区;其二,多元文化史观与文化本位主义的折中调和所带来的理论上的二难困境;其三,以孔子儒学来言说和诠释中国形而上学及所谓"第二文化路向"所昭示出来的尊孔倾向;其四,主张未来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所凸显出的现代文化保守主义。     

“中国人无所谓自私”——梁漱溟关于民族自私性问题的思想

中国人是否自私是热议了一个世纪的话题,其中梁漱溟的观点非常独特,他从根本上怀疑中国人是否自私这个提问的合理性,认为中国人无所谓自私。梁漱溟是从一个极为宏大的文化视角出发理解民族自私性问题的,他把中西方社会差别理解为流派之别,不同意中国文化落后的说法,并把中国现代化进程理解为文化转向过程。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和其社会构造相适应的行为习惯,不能以西方人的行为标准来批评中国人。是否自私这个提问本身就是以西方人行为习惯为标准来评价中国人,因此是一个不恰当的提问。梁漱溟的这些观点对今日的文化自觉、本土化理论创新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欲望"理性化叙述的盲视--"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前瞻性思考

"五四"时期,梁启超、辜鸿铭、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以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姿态,与新文化运动进行对话,前瞻性地提出避免西方偏于物质文明的弊病,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营造的精神世界,在东与西、古与今更为宏阔的背景下追思人类的心路历程,探讨欲望与文化的难题,对精神文化的发展路向作出了富有本民族特色的现代阐释.     

试论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

梁漱溟是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是现代新儒家开山人物.在"五四"之后的西化背景下,独树一帜地开民族比较研究之先河,以"意欲"这一范畴为理论的契入点而提出的"文化三路向"说,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列成人类文化顺次发展的三条路向.他的文化哲学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架构中加以平等地讨论,在新旧思想交锋的年代也引起过很大反响,重新阐释与发扬了新儒学,重新鉴定了传统文化的蕴涵与价值.     

梁漱溟文化生命理论及其时代关切

“生命”是梁氏文化哲学中的一个核心范畴。梁漱溟认为 ,生物、自然、宇宙只是一个生命 ,生命是文化的最终归宿 ,这是沿着梁漱溟文化哲学思路向外推演的结果。反之 ,“生命是文化的原点”则是他向内探求的必然结论。人是文化的创造者 ,没有人没有生命也就没有文化。但另一方面 ,人们也为文化所创造 ,文化构成了人之为人之特质 ,文化是生命的表现形式。在文化与生命的互动中 ,梁漱溟始终高扬着儒家文化生命精神———刚的精神 ,并把它作为拯救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人生态度和文化精神     

梁漱溟科学观探析

梁漱溟的科学观中,既有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也有对科学价值的认同.梁漱溟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指出科学与哲学之别,在柏格森生命哲学和易家生生哲学的感悟之下,同时提出以"意欲"为核心概念的"文化三路向"说.他试图调和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使得相容并存.虽然他的文化理论当中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他提出世界文化的文化是中国哲学的复兴,通过复兴儒学来消解科学的弊端,这种弘扬传统文化,探索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精神难能可贵.     

当代新儒家的先驱——梁漱溟

人们通常将梁漱溟归于文化保守主义,但他不同于一般的保守主义。梁漱溟不仅拒绝国粹派维护旧有文化的努力,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特体认,他在审慎地探讨东西方文化得失及根源的基础上,主张排斥印度文化意欲向后的路向,对西方文化“全盘承受”,“根本改造”,批评地重新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因其“文化早熟”、“理性早启”而未能成就它应该成就的东西,按此意欲持中路向自然独立发展,不可能产生科学、民主和资本主义。梁漱溟文化思想中包含着诸多矛盾和缺陷,如他最终把孔子儒学当作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兴旺发达的灵丹妙药,但是他“注重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的精神和努力是令人钦佩的,有助于今天的文化和社会建设     

略论梁漱溟学术思想的逻辑起点

在中国思想史以致世界思想史上,梁漱溟都是一位不得不浓墨重彩提及的人物之一.是梁漱溟创立了新孔学的思想体系,是梁漱溟对柏格森哲学赞赏有加,是梁漱溟提出了西洋、印度、中国"三路向"的文化观,是梁漱溟主张中国的"乡村建设"并实践"乡建教育",是梁漱溟倡导建立"以伦理为本位"的理想社会,等等.     

人之生命生成的文化自觉

人创造文化,实质上是在生成着自己的生命。人怎样创造文化,就怎样理解生命与生成生命。人之历史与人之文化传统应当从对特定生命的理解与生成来把握。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为西方民族生命生成方式,只具有地方意义。中国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生命生成方式,其基本精神是"尚德"、"尚和",其方式是"融合兼容型"的生成方式。从生命生成方式来理解文化创造,从生命自觉来理解文化自觉更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根本意蕴。     

梁漱溟“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及其现代价值

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梁漱溟提出了"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包含东西文化观、中国社会结构理论和乡村建设理论三个密切相关的部分,其中,东西文化观是基础;中国社会结构理论既是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分析,同时也蕴涵着梁漱溟对中国未来社会的构想;乡村建设理论则是这一构想的体现。梁漱溟以伦理的手段和方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对中国社会所作的独特分析拓宽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认知视野,他的乡村建设实践为后来者提供了一种从文化角度入手改良社会的新方法。     

梁漱溟的“理性”概念与其政治社会理论

理解梁漱溟的思想,须基于对其哲学的核心观念"理性"的认识。通过对梁漱溟的不同时期的"理性"概念之含义的梳理,可以见出从"直觉"到"理性"再到"人心"的不断发展的思想线索。梁漱溟从"乡村建设"到后期对儒家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都建立在他所理解的"理性"基础之上。     

《山海经》文化精神的再认识——兼与刘再复先生商榷“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

斯宾格勒在其著作《西方的没落》中论述阿拉伯与俄罗斯文化时指出,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入侵及影响,阿拉伯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发生了严重的变形。斯宾格勒将这种受外来文化影响而产生变形的民族文化称为"伪形文化"。刘再复先生借用斯宾格勒"伪形文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并作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之区分。他以其认定的《山海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为标准,将体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的文化典籍称为原形文化,将背离这一文化精神的文化典籍称为伪形文化。根据这一原则,刘先生将中华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区分为:《西游记》、《红楼梦》是原形文化,《三国演义》、《水浒传》是伪形文化。本文对《山海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进行了新的梳理,提出了与刘先生不一样的认识,即《山海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是优劣并存的,并非只体现优秀文化精神。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四大名著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与刘再复先生不一样的看法:《三国演义》、《水浒传》并非中华文化的"伪形",而《西游记》、《红楼梦》并非只体现优秀文化精神的"原形文化"。     

梁漱溟对民主观念的儒学化阐释

梁漱溟用儒学的话语和思维模式阐释了民主观念。他将民主理解为“承认旁人”的精神态度,认为它与儒家的忠恕之道具有相同的精神实质,是践行于人伦关系中的一种道德情理,平等、自由都由这种道德情理推演而来。他所构想的理想的民主社会,是一个由贤人领导的、以道德情理维系的、以教化统摄政治的礼俗生活共同体。梁漱溟的民主观念是立足于本土文化消化吸收外来观念的一种尝试,这虽然把握到了儒学与民主的某些共性,却又摒除了作为自由主义民主根本基础的个人主义和权利观念,回到了儒家将政治道德化的传统思路上去。     

评《儒学与人的发展》

<正>自从戴震提出儒家学说会导致"以理杀人"之后,一些文化激进人士对儒学给予人发展的积极影响产生了怀疑,有的人认为它是束缚个人发展的绳索,是阻碍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枷锁。而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坚称儒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是指导人健康成长、自我修养的"大本"、"大道"。早在上个世纪之初,严复、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就针对儒家纲常名教导致人畸形发展而提出了"新民说",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激进派人士也对以孔儒之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造成的国民劣根性(如奴隶性)、"礼教杀人"等进行了批判,而以梁漱溟、辜鸿铭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保守派人士对儒家文化作了认同和辩护,林语堂等人以客观公允态度对儒家文化     

梁漱溟与刘咸炘: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中心与边缘

在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梁漱溟与刘咸火斤是分别处于中心和边缘的两位学者。两人拥有截然不同的家世生平和思想资源,而且即使是两人相近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也因为进化史观与道家史观的歧异而呈现出反传统与传统的不同取向。刘咸火斤的中西文化思想一方面深受梁漱溟具有范式意义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这一思想是对梁书的创造性诠释,并对梁漱溟产生了耐人寻味的影响。     

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析论

梁漱溟曾对民族复兴问题做过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提出了视角独特、内容丰富、见解深刻的民族复兴思想。他认为民族复兴首先要昭苏中国人积极、合理的人生态度,因此需要从复兴中国文化尤其是复兴儒学入手;其次,民族复兴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崩坏之后重建中国新社会组织构造,同时经济上"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由乡村建设以复兴中华民族";再次,民族复兴是"要从一个老根上(老文化、老社会)发新芽",是传承旧传统与开出新生命的统一,一方面要守护民族精神这一"老根",守护中国文化中"伦理主义"与"人生向上"两大长处,另一方面"民族复活""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要弥补"团体组织之缺乏"与"科学技术之不足"的缺陷。梁漱溟对民族复兴的不同道路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与"俄国共产党发明之路"都是"不通的路",而"共产党这条路""走通"了。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的独特价值在于,使国人认识到要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关注人生态度、社会组织结构等软实力的重塑,推动中国乡村社会、乡贤文化的复兴,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探寻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在肌理——龚鹏程《文化符号学:中国社会的肌理与文化法则》读后

自西力东侵以来,中国知识界便开始不断以西方社会为镜,发出我是谁之类的根本性追问,提出了种种关于中国社会内在肌理及社会文化构成原理的理论命题。如梁漱溟认为中西之别不是古今之别,而是不同的文明类型,并据此提出了文化三路向、伦理本位等理论命题。海外华裔学者黄仁宇也大体持类似的看法,认为中国与西方,一个是飞禽,一个是走兽,二者的构成原理是根本不同的。而     

“理性”的制度含义：理解梁漱溟思想转变的一个角度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把调和持中的人生态度作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对传统的"家"和政治持批评态度,主张在保留中国式人生态度的基础上,全面引进西方式制度。此后,梁漱溟转而从"家"的特点出发阐发"理性",并将之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和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理性"起源于"家"伦理而通于"天下",与外"无对",和西方以有边界的"团体"为源头的政治观念形成鲜明对照。"理性"在"家—团体—天下"诸种组织框架的比较中得到确认和刻画,具有了普遍的制度含义,焕发出对西方政治的批评能力,并成为梁漱溟建立中国式制度的基础。解决"中国问题"是梁漱溟提出"理性"的重要推动力。梁漱溟突出中国思想的制度含义的思路在当代获得了呼应和更深入的思考。     

辩证的进化:后五四时代关于世界文化的辩论——侧重梁漱溟与胡适

在后五四时代,牵涉到进化差异的东西文化问题引发了争论。梁漱溟和胡适都具有全球眼光,也各有其民族论述的底线。梁漱溟借鉴了孔德的社会发展三段论,但加上了空间的划分,让时序空间化,挑战了风行的进化论。不过,看似多元的文化轮转,但每段仍仅单一文化,实即以线性的一元来涵容多元。同样侧重空间视角,梁漱溟又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性质不同,而不是程度不及,故中国的发展是停滞而非落后。而胡适则本"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在长期的历史中找到了中国文化存在的基础,也看到了复兴的希望,从历史向度确立了文化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