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无为宇宙图景中的生活意义问题——梁漱溟哲学中的宇宙与人生

梁漱溟将文化视为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则是事的无尽相续,是活动与过程,而不是实体.生活被视为意欲推动的向上奋进,生活意义不能从目的 论进路加以建构,而在于当下的创造,即对现成性的突破.这意味着从已成之我与昨日世界走向未成之我与新的可能世界,是"生"机、"活"力显现的过程;至于将宇宙人生作为一个整体而寻找其目的 以确立意义的做法恰恰规避了当下的创造,反而滋生生活的意义之惑."生活"作为一种向上的创造,其动力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期被系于意欲,但1950年代以后则被系于理性.理性不同于注重分别的理智,而是在生命要素(如知-情-意、理智-情感等)的平衡力与统一力.理性才是生命之所以具有活力、人之所以能够创造文化宇宙的根本.在以"上帝之死"为背景的虚无时代,如何建构生活意义已成为现代人最大的"生存之惑",而梁漱溟的哲学则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某种来自中国文化的思路.     

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哲学理论的再评析（下）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不乏真知灼见 ,但其唯心主义的逻辑起点使其论说不为世人所接受     

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哲学理论的再评析(上)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不乏真知灼见 ,但其唯心主义的逻辑起点使其论说不为世人所接受。     

梁漱溟先生的全盘西化论——重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一代大儒梁漱溟先生在其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全盘西化的理论,即“通盘受用西方化”或“全盘承受”西方化的理论。这个西化方案秉承了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追求,包括两个方面：学术的西化（科学化）、社会政治的西化（民主化）。后者以个人权利为核心,主张自由与平等、民主与共和等现代文明价值。这个西化方案的哲学基础是梁先生的三段式的历史哲学,即关于中、西、印的文化“三路向”的理论;这种历史哲学的形上学根据是其意志论的人性理论。梁先生的全盘西化论不乏洞见与启示,同时也存在着种种值得商榷的问题。     

评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

梁漱溟以"意欲"这一范畴为理论的契入点而提出的"文化三路向"说,面临以下几个主要困境:其一,以西方心理学和哲学术语来阐释文化理论及中国传统哲学所陷入的学理误区;其二,多元文化史观与文化本位主义的折中调和所带来的理论上的二难困境;其三,以孔子儒学来言说和诠释中国形而上学及所谓"第二文化路向"所昭示出来的尊孔倾向;其四,主张未来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所凸显出的现代文化保守主义。     

李石岑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批评--兼论五四时期李石岑的文化观

1922年3月李石岑发表《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对梁漱溟书中的主要观点尤其是"三个路向说"和"三个态度说"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批评,同时就书中有关"文化""文明""东西文化"的观点或提法进行了讨论。李石岑的观点,与新文化运动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观基本一致,其论证手法则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对李、梁思想分歧的考察,可以透视李石岑当时的文化思想,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丰富对五四时期文化论争的认知。     

文化自觉与社会改造——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下的梁漱溟“乡村建设”评析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农业生产力下降,农产品日益萎缩,农村金融日趋枯竭,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危机。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建立了农村建设实验县。梁漱溟乡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试图实现现代创造转化的一种努力。     

梁漱溟与刘咸炘: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中心与边缘

在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梁漱溟与刘咸火斤是分别处于中心和边缘的两位学者。两人拥有截然不同的家世生平和思想资源,而且即使是两人相近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也因为进化史观与道家史观的歧异而呈现出反传统与传统的不同取向。刘咸火斤的中西文化思想一方面深受梁漱溟具有范式意义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这一思想是对梁书的创造性诠释,并对梁漱溟产生了耐人寻味的影响。     

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

梁漱溟以"意欲",这一概念入手,提出的文化三路向说,预测了世界文化未来的趋势,对儒学的前途做了乐观的估价,将西方的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对东西文化加以比较,极富开创性和启发性.     

儒学的社会化与社会化的儒学——梁漱溟文化哲学简论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梁漱溟着眼于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重构社会组织系统。梁漱溟的文化哲学体系通过文化批判、文化价值、文化主张和文化实践诸层面获得展开,展示了与熊十力、牟宗三等不同的致思理路,较为鲜明地体现了现代新儒学的理论特点,是传统哲学现代化的重要创获。     

梁漱溟“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及其现代价值

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梁漱溟提出了"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包含东西文化观、中国社会结构理论和乡村建设理论三个密切相关的部分,其中,东西文化观是基础;中国社会结构理论既是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分析,同时也蕴涵着梁漱溟对中国未来社会的构想;乡村建设理论则是这一构想的体现。梁漱溟以伦理的手段和方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对中国社会所作的独特分析拓宽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认知视野,他的乡村建设实践为后来者提供了一种从文化角度入手改良社会的新方法。     

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看梁漱溟的启蒙意识

20世纪初,中华文明遭到西方文明猛烈冲击后,在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影响下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亦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此次启蒙的辩证法以启蒙悖论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革除了对中华文明传统全盘肯定的旧迷信,却在一定程度上又制造出对西方文明盲目崇拜的新迷信。此次启蒙固然有其不容低估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但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华文明传统的延展以及中国民众的文化自信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1921年梁漱溟在其新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公开表明了自己不同于"西化派"的文化观和启蒙意识。     

试论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

梁漱溟是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是现代新儒家开山人物.在"五四"之后的西化背景下,独树一帜地开民族比较研究之先河,以"意欲"这一范畴为理论的契入点而提出的"文化三路向"说,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列成人类文化顺次发展的三条路向.他的文化哲学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架构中加以平等地讨论,在新旧思想交锋的年代也引起过很大反响,重新阐释与发扬了新儒学,重新鉴定了传统文化的蕴涵与价值.     

辩证的进化:后五四时代关于世界文化的辩论——侧重梁漱溟与胡适

在后五四时代,牵涉到进化差异的东西文化问题引发了争论。梁漱溟和胡适都具有全球眼光,也各有其民族论述的底线。梁漱溟借鉴了孔德的社会发展三段论,但加上了空间的划分,让时序空间化,挑战了风行的进化论。不过,看似多元的文化轮转,但每段仍仅单一文化,实即以线性的一元来涵容多元。同样侧重空间视角,梁漱溟又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性质不同,而不是程度不及,故中国的发展是停滞而非落后。而胡适则本"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在长期的历史中找到了中国文化存在的基础,也看到了复兴的希望,从历史向度确立了文化的主体性。     

当代新儒家的先驱——梁漱溟

人们通常将梁漱溟归于文化保守主义,但他不同于一般的保守主义。梁漱溟不仅拒绝国粹派维护旧有文化的努力,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特体认,他在审慎地探讨东西方文化得失及根源的基础上,主张排斥印度文化意欲向后的路向,对西方文化“全盘承受”,“根本改造”,批评地重新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因其“文化早熟”、“理性早启”而未能成就它应该成就的东西,按此意欲持中路向自然独立发展,不可能产生科学、民主和资本主义。梁漱溟文化思想中包含着诸多矛盾和缺陷,如他最终把孔子儒学当作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兴旺发达的灵丹妙药,但是他“注重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的精神和努力是令人钦佩的,有助于今天的文化和社会建设     

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

梁漱溟以“意欲”这一概念入手,提出的文化三路向说,预测了世界文化未来的趋势,对儒学的前途做了乐观的估价,将西方的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对东西文化加以比较,极富开创性和启发性。     

梁漱溟的“尚情”说

在对中国传统儒学思想中的情感要素的张扬和对近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积极回应中,梁漱溟提出了"尚情"的理想人格."尚情"即崇尚真情、情理,讲究真情实感,坚持"主观的情感"而不是"客观的道理".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在物质生活上的知足常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尚情无我";在精神生活中的行"仁"求"安".梁漱溟的"尚情"说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当时国人在人生要义等问题上的困扰,帮助他们树立了自主独立、积极进取的人生信念,同时它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重建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学术界已从哲学、文化、政治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较多较深地研究,但却没有从中国教育思想发展的角度进行过讨论。事实上,梁漱溟正是通过此书,第一次较系统地表述了自己对教育根本问题的看法,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进行了重建,本文对梁漱溟通过《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重建及其得失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