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朱熹复卦中的仁体生意观

《周易》复卦是富含生意的一卦,其中彖言“复其见天地之心”是这一生意思想的具象体现。纵观历史,朱子对此的解释非常精深,他继承二程的思路,将“天地之心”与仁相联系、发挥,树立了以仁为核心的生意观,这是对复卦生意思想的丰富和拓展。     

论朱熹易哲学中的“生生”与仁

"生生"是易学的基本宇宙情怀,也是儒学生命哲学的理论基调,它在理学宇宙形上学和心性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复卦是理解大易生生之德的切入点和关键。朱熹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深化了复卦所蕴示的阴阳消息之道,将天地生物之心普遍化,并揭示了阳善阴恶观念下的心性修养之道,将天地之生理落实于心性功夫之中。尤有进者,朱熹又将仁与天地生物之心相结合,构建起生—仁—理三者的一体互融,仁既是天地生生之理,又是人之本心,实现了天人之间存在与价值的统一。     

船山“克己复礼”义析及其时代关切

本文重点分析王夫之对"克己复礼为仁"的解释与发挥,并以此管窥其注经所体现的强烈的时代关切之情。王夫之对"克己复礼为仁"的发挥主要分散于其对《论语》《尚书·顾命》以及《周易·复卦》的注解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船山有着严判"似是而非"的佛老等异端的自觉。具体到"克己复礼为仁"的解释上,船山主张克己、复礼交相养,尤以复礼为要;同时特别强调"为仁由己"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这点迥异于佛老莫求诸己而徒归怨于物的做法;针对理欲关系,王夫之绝非完全的禁欲主义,而主张人作为天地之心,应发挥心之思的主动性,主动克己复礼,以天理行于人欲之中,在处于困境之中君子尤其应该如此。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

古今学术界都用《天人三策》来研究董仲舒,这是个重大的学术误区,《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它不出自司马迁,整个西汉人均未提及《天人三策》.《天人三策》独出于班固,但不能自圆其说1．《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复试卷,第二策才是公共考卷,但第二策非儒学策问,乃百家策问;2．《天人三策》非一时之作;3．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有一定名气的“公羊”博士,没有理由再参加武帝初期的儒学博士考试,他任江都相与对策无必然联系;4．《天人三策》前两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第三策乃武帝晚年与他的书信往来,且晚于《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5．班固伪造《天人三策》的目的是想把董仲舒装扮成汉代的“儒者宗”.今后我们研究董仲舒不能以《天人三策》为根据,武帝尊儒与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无关,董仲舒在思想性质上非儒家,属韩非的“义政”学说.     

文字学辨证节录编余四则

元与仁二而一者也。善之初动曰元。故元从一。与人为善曰仁。故仁从二。易善之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程子谓元亨利贞.至诚无息.于动处见天地之心.元从一.从兀.兀有高意.元氣动于上也.仁(?)也.从人从二.春秋元命苞.立字二人为仁在天为元气在人为仁心。莫非生意之谓凡手足瘫疯曰不仁.生意伤也.果实曰仁.生意伏于内也.天之生意。于何徵之。试一举目。青青者其色耶。甤甤者其实耶。青东方色也.甤草木实甤甤也.二字皆从生.使尘世间无此苍翠者以点缀之。则宇宙亦黯(?)而无色矣。再徵之动物。人类曰姓畜类曰牲使无     

略论董仲舒的“仁之美”

董仲舒的美学思想以其天的哲学为基础。他未孤立地讨论美，美在他这里尚未获得独立的位置。美在他的视野里是一种“仁之美”①，仁构成其美学的内在方面，美则是仁的呈现和实现，因而他的美学基本上是伦理美学。 （一） 出自孔孟的仁学范畴，经由董仲舒的阐释而获得新的内涵。董仲舒说：“仁者，爱人之名也。”（２）仁者爱人是儒家对仁的根本规定，董仲舒于此深有会心。《春秋繁露·仁义法》反反复复地以“爱人”来揭示仁的本质属性，体现了董仲舒与先秦孔孟的微妙差异，这种差异标志着儒家仁学发生了一个由内向外的思想转向。 仁在孔子那…     

义理与象数并重——读秋农教授《周易占筮学》

《周易》,人们称之为神秘、古奥、难读的“天书”,极为简略而留下诸多空白让后人充之实之,同时又极富启发性、暗示性,不断地启动着后人的智慧闸门的特点,使之既有心理学色彩,又有幻觉般的色彩。于是“仁者见之谓之仁,知(智)者见之谓之知(智)”。每一个有才学的人,只要他兴趣浓厚,都可以借此建立自己的体系。《周易》成了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框,这也许就是《易》书之真正奥妙和魔力所在。     

儒家政治思想的连续与转折——徐复观论董仲舒的政治哲学

徐复观通过对董仲舒的"天的哲学"的分析,认为董仲舒在为汉代政治体系寻求合法性依据的同时,依然继承了儒家思想与权力的紧张,即通过天的权威来体现对于君权的制约.徐复观看重儒家思想在汉代的连续性,这决定了他对董仲舒理解的基础.但是这样的角度,也会使徐复观忽视儒家与权力体系的妥协性,导致对董仲舒政治儒学的曲解.     

“春秋决狱”及其现代价值

一、从汉代的几个案件说起 汉代初期儒学大师董仲舒长于治<春秋>,他曾经主要依据<春秋>等儒家经典决断疑案.<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下边是董仲舒遇到的几个案件: 案例一:子误伤父.     

中国“文化”之“特质”及对待不同“文化”之态度——从《周易》谈起

《周易》作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起源于《周易》。《周易》认为"文化"的内涵,来自于"天文"、"天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生",是其"天文"的主旨和基调。而"文明以止,人文也","人文"来自"天文",而"人文"的主旨则是"仁"。"天文"是"人文"的形而上根据,"人文"是"天文"的价值表现。凡是文化都有其共同特征,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亦有自己特殊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因此,对待不同文化的正确态度,《周易》提出了"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的观点,"理一分殊"是宋明大多理学家对其所持的观点和态度,而冯友兰则用"别共殊"的形上之内核,表达了同样的"文化观"。     

从“天地之心”到“恻隐之心”——基于“克己复礼为仁”的体用关系

“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对于“仁”之蕴含的一个经典界定,在宋儒,它与“天地之心”密切关联。“仁”具有公天下的普遍品格。“克己复礼”既以克除己私为前提,去私复公也就是复礼为仁。这既是自我的意志努力,同时也是基于“复”之气化运行的天人的互动,其中体现的,是推动人由此去努力的天道一阳复生的必然趋力。天地之心落实于人即是恻隐之心。克己修身的主动性呼应“生生”的必然性。理学家要求恰当处理仁与爱的关系及性情体用之辨。“全体大用”即静中有动,由用见体。仁体不可以名言,学者须于即物践履中体验。“三达德”的修身行道,根本上已集中到克欲存理和好学、力行、知耻的“为仁”实践,目标则在仁心的全体性实现。     

论乐象的模糊性特征

“乐象”一语，出自《乐记》，“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乐象》广乐象”的渊源出于《周易》的易象理论。《乐记·乐礼》曾剿袭《系辞·上》关于“天高地卑”的议论，《系辞·上》以天地喻乾坤，以尊卑论贵贱，以人事的同和异，聚和分来说明吉凶，以天地、动静、刚柔的对立统一作用来解决万物的生成和变化，而《乐记》把“乾坤”改为“君臣”，以“天地之别”来解释“礼，以“天地之和”来说明“乐”。之所以提出“天尊地卑”是为了论证君臣贵贱的等级地位，《乐记》正是沿袭“易象”的功能而生发“乐象”的功能，论证“乐者…     

生生的道德之家：论《周易》的自然观

《周易》的生态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宇宙论或自然观中。在自然的生成上,《周易》主张天地万物自然而然地生生不息,强调生生的顺成性、反生性、交互性、开放性和时机性。在自然的秩序上,《周易》提出了天地父母、万物同胞、宇宙一家的关联结构。在自然的意义上,《周易》强调天地生物之仁德,显示了一种无目的和无意志的道德宇宙观,并以此作为圣人治天下的模范。《周易》“生生之仁”和“万物一家”观念,有助于在生态危机背景下对机械论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深刻反思。     

“三纲”说与先秦秦汉之际的伦理道德转化新探

董仲舒所提出的"三纲"思想,其直接来源是韩非子"三顺"说.董仲舒运用易学理论,援法入儒,反映了汉代儒学对其他学派的融合与吸收,与先秦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大不相同.而"三纲"说形成的最根本原因,则是汉代外儒内法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郡县制政体的确立,客观上需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它的提出标志着先秦、秦汉伦理道德的转化.     

张载的“天心”观

张载的"天地之心"作为生物之心,即"天地之仁",即"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的"诚"。这个"心"虽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人的思维能力,但这个"天地之心"也并不是"无需人来‘立’"的,它也必须是因为有人才有存在的可能的,它包括了天与人相合的维度。     

汉代儒学对“仁”的理解及其贡献

汉儒的仁说思想,以仁者爱人为出发点,而更重视仁的政治实践意义;强调仁是对他人的爱,突出了他者的重要性;以恻隐不忍论仁,确认仁的内在情感是恻隐,而不仅仅把仁作为德行;汉儒已经在仁的观念下肯定、容纳了兼爱、泛爱、博爱作为仁的表达,以仁包容了所有中国文化内的爱的表达,使得仁爱包容了以往各家所提出的普世之爱;最后,与汉儒的宇宙论相联系,仁被视作天或天心、天意,仁被作为气的一种形态,使得仁深深介入到儒家的宇宙论建构,已经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汉代儒学仁说的这些内容,在后来的仁学发展中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奠定了成熟的仁体论的重要基础。     

试论董仲舒“不与民争利”的伦理经济思想

一 源于《春秋》大一统的社会理想 董仲舒的学说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必从“天意”和《春秋》那里找依据。作为汉代儒家公羊学派董仲舒一生以治《春秋》为主业。他说“春秋,大义之所本也”(《正贯》。以下所引《春秋繁露》只注篇名),认为“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俞序》)。 从理论上讲,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正是通过阐述《春秋》“大义”而得出来的,这个社会理     

董仲舒“德治”思想与现代化建设

董仲舒潜心研究儒家学说,兼收先秦诸子之精华,以孔子儒学为旗帜,用《春秋公羊》学的名义,构建了适应汉王朝大一统政权需要的儒学宗法制封建神学思想体系。该体系以道家宇宙论为逻辑形式,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是一种天人宇宙论图式。董仲舒的思想观点,迎合了西汉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很快被封建统治者接受。经他改造后的儒家文化成     

董学特性新论

在汉代学术史上,董仲舒的思想学说可以讲是最受学界争议的。尤其是所谓“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问题,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依然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基于此,本文拟对董学特性试作阐述。 （一）宗教性与人文性 在汉代,的确是一个宗教勃兴的时代。儒学宗教化、道教出世、佛教传入,都在汉代。这种历史现象不是偶然的。它表明了汉代社会有对宗教的急切需要,且具有产生宗教或引进外来宗教的适宜环境。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下,汉代经学家也热衷于构建国家宗教理论。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指出;“《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占”,“天者,百神…     

董仲舒“更化”改制的政治经济思想探析

董仲舒作为汉代大儒,建构了一套取众家之长的以大一统理论为核心内容的新儒学体系。本文试图以他的“万世亡弊”的一般之道与可变的特殊之道的辩证天道观和新王必“改制作科”的历史发展观作为形而上依据,阐述董仲舒“更化”改制的政治经济思想提出的现实背景和主要内容。他的这一思想对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