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动机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地位的影响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OFDI）视角,借助2005—2016年OECD-TiVA数据测算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实证研究不同动机OFDI对东道国GVC分工地位升级的影响,并阐述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不同动机OFDI对东道国整体以及东道国中的高收入国家GVC分工地位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只有技术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我国应根据东道国资源禀赋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水平等的差异,采取不同动机的对外投资策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地位的提升。     

政府间竞争与制度变迁

本文尝试从地方政府间竞争的角度来解释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过程。由于各级政府广泛存在的财政分权制度,导致了逐利性政府的形成,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地方政府之间会产生激烈的竞争。率先进行制度创新的政府会获得新制度的“创新租金”和额外收益。因而,在最大化其自身收益的动机和政府竞争的压力下,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有推动制度创新的偏好。事实上,政府为满足制度创新这一相同偏好,会选择不同的方式,这形成了不同地区间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这些不同的发展方式之间又存在着“先进的相对性”。通过产品市场的“传导”,相对先进的制度安排会取代落后的制度安排,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     

制度移植与本土资源: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逻辑

政治发展的实质就是以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过程。制度移植是中国这样后发国家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发展方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中,需要制度移植,但其最主要的资源还是来自于本土的制度资源,包括正式制度资源和非正式制度资源。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在外来制度和本土制度的碰撞、交流、激荡和融合中实现制度创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国家制度能力与经济转型:理解中国模式的政治经济维度

国家制度能力可以界定为国家制定、实施和推动制度变迁的能力。它体现为三个方面,即国家相对独立自主地界定自身目标偏好,形成有效规则、政策的能力;国家将已形成的规则、政策加以推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和宏观经济运行绩效的能力;国家根据内外环境变化,适应性地推动制度变迁,使其与经济发展条件相契合的能力。强大而有效的国家制度能力成为推动中国体制变革与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理解中国模式的关键变量。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着调整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任,这有赖于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国家制度能力建设,将中国模式提升至崭新境界。     

制度变迁与水资源安全

水资源安全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之一.本文在对中国水资源安全现状综合评价的基础上,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指出中国目前的水质与水量危机源于制度供给失衡,进行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迫在眉睫,而水资源相对价格的变化和技术进步又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可能.因此,制度变迁与创新将是缓解中国水危机,促进水资源安全的必由之路.     

文化距离、海外移民网络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OECD和RCEP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的合作平台,在此过程中海外移民与文化的影响作用也日益凸显。本文基于交易成本和外来者劣势理论,以海外移民网络作为调节变量阐述文化距离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并利用OECD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海外移民网络的扩大减弱了文化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海外移民网络会正向调节文化距离与我国OFDI的关系;海外移民网络促进OFDI的正向作用在文化距离较小、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中更为显著;我国应主动发挥海外移民网络及华侨华人作用,团结海外移民力量,加强海外统一战线建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内涵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一种社会心理与文化的视角

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内涵涉及到心理和文化的领域,按照对人的约束方式的不同将制度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实际上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提出的.从心理发生角度看,实际上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的产生和形成是信任缺失的结果.内在制度是外在制度的心理基础,并且为外在制度提供支持系统和动力系统.外在制度是文化的表层,内在制度是文化的深层,落后国家对于先进国家的制度先进性的认识有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遵循了这样一个过程.这种认识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紧急状态的基本要素及其制度选择

紧急状态制度应包含以下基本要素 :紧急状态必须是一种合法的国家行为 ;必须具有决定紧急状态的法定原因 ;必须具有决定紧急状态的合法合理的目的 ;紧急状态应具有必要的法律效力。从世界范围来看 ,国家紧急权力主要体现为紧急状态形式、戒严形式和分别形式。这三种形式都曾在中国实行过。现在 ,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国已废除戒严形式 ,实行紧急状态形式。作出这种选择的基本原因在于 :从范围上看 ,戒严过于狭小 ,紧急状态相对较为宽泛 ;从手段上看 ,戒严过于严厉 ,紧急状态相对较为宽松 ;从中国的国家需要来看 ,紧急状态可以应对国家可能出现的突发性重大事件 ;从世界各国的规定来看 ,紧急状态是一种更为实用的制度安排。据此 ,国家应形成以宪法所规定的紧急状态制度为龙头 ,以紧急状态法等法律为骨干的完整而统一的国家紧急权力法律体系     

国家与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述评

国家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从国家理论中有关国家与制度变迁的相关性的角度 ,对国家的基本特征、国家实施制度变迁的动机 ,以及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问题做了分析 ,并说明了国家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作为国家正式制度的信访制度

为什么信访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本文研究发现,信访制度不是老百姓建立的,而是中央政府建立的;不是非正式制度,而是国家正式制度,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管理国家的日常形式;信访制度既是为百姓服务的,更是为国家服务的,是为了弥补体制缺陷和国家长治久安而建立起来的。     

近代欧洲各国的制度竞争

制度竞争是资本主义发生在欧洲的一个重要因素。欧洲的制度竞争既得益于欧洲特定的分权政治体制 ,也得益于欧洲文化的统一性。制度竞争促进了制度实验的多样性和好制度的传播。正是大一统的体制以及制度竞争的缺乏导致曾经先进的中国和印度最终落后于西方国家     

中国国家利益维护与拓展的制度风险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 ,国家利益主要是内部利益 ,同时也包括许多重大的外部利益 ;国家利益不仅需要维护 ,而且需要进一步拓展。中国内部的发展与稳定 ,是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基础和保障 ;适宜的国际环境是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重要条件。而中国能否继续保持经济持续高增长 ,能否保持社会稳定 ,能否营造适宜的国际环境 ,最大的障碍是制度风险 ,即现有制度的缺陷和新制度的供给不足。解决制度风险的思路 ,就是加快推进制度的创新和建设 ,建立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保证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家基本制度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从制度上确保国家利益的维护与拓展。     

我国逆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影响的动态调整检验——基于脉冲响应函数法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1989—2010年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分析法揭示了我国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并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进一步证明了二者之间的动态调整效应。分析表明,OFDI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OFDI是技术进步的格兰杰原因。从动态角度理解,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冲击响应相对较小,并且呈负向挤出效应,即从中短期看,技术寻求不是我国OFDI的主要原因,相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的冲击响应相对更为明显,说明OFDI的确提升了母国的技术水平能力,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资源诅咒真的存在吗——基于地区效率的视角

本文从资源丰裕度对区域经济效率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发现:在东部资源缺乏而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在中部地区,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但不显著;在西部资源丰裕而经济相比落后的地区,确定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但制度弱化是主要的传导途径。制造业实物资本投资及教育不但不会引起"资源诅咒"效应,反而是传导了正向的资源效应。制造业人力资本对"资源诅咒"现象的传导途径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要解决西部地区"资源诅咒"问题,关键在于制度建设。     

中国非常态制度的形成与转换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的圭臬。在这一背景下的中国非常态制度形成和发展,亦成为中国防范和应对重大风险的重要制度创新。“平战结合”“专常兼备”等均被视为国家进行非常态治理的宝贵制度资源,但少有研究解释这些制度的形成、转换以及背后的功能机制。基于应急管理、突发公共卫生管理的案例发现,中国针对重大风险的制度实践多起源于临时性的事项应对,并遵循了事件应急、组织嵌套再到制度嵌入的变革脉络。这一过程包含三种稳定而重复的功能机制：首先是灵活衔接机制,国家将与新风险相关的含糊不清,以及为控制风险而采取的措施转化为运营和战略;其次是风险转译机制,即将各类风险组织化来重新分配责任;最后为制度嵌入机制,将风险相关主体和资源常态化的分配职责,嵌入在常规的组织运行体系中。以上述机制为核心的非常态制度蕴含着中国特色理论创新的路径,超越了西方“风险事件回应—行政体系应对—个人风险转化”的传统范式。     

制度剩余与制度短缺:我国廉政制度建设的结构性问题

制度反腐是国家廉政建设的核心.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的反腐策略逐步实现了由运动式反腐到制度反腐的历史转型,初步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廉政制度体系.由于缺乏“国家制度建设”层面的顶层设计,中国目前的廉政制度体系存在着制度剩余与制度短缺的悖论性问题.要从根本上扭转“前腐后继”的病态格局,必须立足于国家制度建设的理性思考,构建宏观与中观层面有机结合的国家廉政制度体系,以解决目前的制度剩余与制度短缺问题.     

对“资源诅咒”形成机理的解读

自然资源丰裕地区通常遭受"资源诅咒",其经济发展水平往往被资源的丰裕所拖累。本文对这种"悖论"式结果的形成机理进行了解读,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防止过多的生产要素被吸纳、锁定在资源型行业,促进制造业部门和资源型行业之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最终天赋资源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而不再是诅咒。     

我国当前农地制度改革中的“国家行为”研究

国家近年来深化农村和农地制度改革的政策中,改革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存在可作不同理解的问题。这种状况会导致当前地方基层政府正在主导推进的农地制度"先行先试"改革创新在不恰当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引导下展开,引发农村新的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当前国家行为转向了"规则的"意向类型;国家的统治也从"管理"转向"治理";国家行为的新转变,体现在当前农村和农地制度改革中就是国家开始重视农村特别是农地利用中的"规则"建设。但研究发现,国家当前出台的农村和农地制度改革中仍存在突出的问题。这与国家行为转变之后国家促进农村社会"公正平等"的动机和价值取向和国家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增长"、"农村政权稳定"的动机和价值取向之间"缺乏整合性"有关。国家"公正平等"的动机和价值取向尚没有较好地贯穿到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各方面政策中。其深层原因,是国家对农村和农地制度改革的科学认知尚需进一步提高。国家需要有科学的态度和认知把握农村改革的"内容体系、展开路径和协同机制",国家"公正平等"的动机和价值取向才会真正贯穿到全面深化农村和农地制度改革的各方面内容中去。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南北经济差距——基于儒家文化的解释

基于GDP、个人所得税、R&D投入与专利产出及第四次经济普查等维度的数据,可以描述2010年代以来南北区域经济差距快速扩大的事实。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只是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表现,不能作为充分解释这种差距拉大的原因,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在南北方地区影响的差异才是南北经济差距拉大的深刻的根源。儒家文化影响的深刻性和路径依赖性,使得北方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新体制建立和创新能力提升、开放意识、平等竞争意识、法制和科学意识等方面,整体相对落后于南方地区,从而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落后于南方地区。较小的观念意识之差,在具有区域竞争性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被放大,中国作为大国,需要从经济和非经济角度重视南北地区经济差距拉大的趋势。     

关于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

制度不仅是一个政党有序运作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其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重要保障。从"党的制度建设"到"党的建设制度"再到"形成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制度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化。要解决好当前党的制度之间耦合度不高、系统性不强、互补性不足等问题,一是要把握好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二是要把握好党内法规制度与国家法律法规的关系;三是要加强制度效能评估和制度伦理建设;四是要发挥制度体系的综合集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