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对现代感悟诗学体系的初步建构——以《人间词话》为考察对象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传统诗学崇尚感悟的特点,该著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大都与感悟有关:"赤子之心",探讨感悟主体的心胸问题;"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探讨感悟过程"悟入"与"悟出"两端;"三种之境界",探讨感悟过程中由渐悟到顿悟的三个阶段;"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探讨感悟凝聚的两种艺术形态。王国维以直觉论为理论基础,以境界营造为理论指归,从感悟主体、感悟过程、感悟形态等几个维度,初步搭建起了充满现代意义的感悟诗学的理论间架。     

唐代诗学“兴象”论发覆

"兴象"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一个独特的范畴,在它身上凝聚着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智慧与审美体验方式,从而受到唐代诗人的普遍认同与尊崇。唐代诗人从四个方面对"兴象"进行了阐释:"兴感",诗歌创作生发论;"兴象天然",诗歌创作特征论;"兴寄",诗歌创作反映论;"兴会",诗歌创作灵感论。     

当代中国纠纷解决的三种话语及实践探析

引入"话语"概念,"道德话语""政治话语""法律话语"可以作为当代中国纠纷解决的三种话语。"道德话语"是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指导、以儒家伦理中的"礼"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强调实质正义的话语体系;"政治话语"是由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为了一定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并经历了共产党建设到国家建设演变历程的话语体系;"法律话语"是以保障现代社会"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以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体系为导向、强调程序正义的话语体系。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三种话语指代了三种不同的合法性生成系统,并呈现出"显性分化"与"隐性冲突"两种相貌。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探寻三种话语之间的关系协同与权威配置。只有符合中国本土文化的法治建设,才能持久运行,发挥作用。     

张载的礼论及其当代意义

张载的"礼"有圣人之礼和天地之礼之分。以此为基础,他赋予礼以立体、修德、化俗和辅政等功能和价值。就具体内容而言,基于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礼论无疑会伴随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通过他对礼的内涵的哲学升华,以及对其功能的多维开掘,其礼论给当今的个人、社会和政治等的建设以新的启示,即凸显了道德在理想信念、身心修养、社会风尚和政治治理等方面的巨大价值和意义。     

习近平关于共产党人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传统文化意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蕴了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习近平总书记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的基础上，多次对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作出重要论述，形成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理论观点，彰显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民族特性。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产党人理想信念重要论述汲取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有志者事竟成”的信念观、“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政德文化以及“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务实精神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形成了“中国梦”“精神之钙论”“初心论”“官德论”以及“实干论”等重要论述，具有强大的文化自信和话语底气，既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促进了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理论“顶天”与行动“立地”的统一。     

“艺术终结论”:问题与方法

"艺术终结论"肇始于黑格尔,丹托的"贡献"在于"发现"并"印证"了艺术终结时刻的到来;德文"终结"一词不单意味着"死亡",它具有复义性:既有"取消"、"结束"之义,又与"开始"、"再生"相互联系在一起;"艺术"这个术语是近代启蒙现代性的产物,而现代艺术的创新意味着对以往艺术的颠覆,使"艺术"的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艺术终结论"不仅仅是现代艺术的危机,更是现代性的危机,彰显了西方现代人对于自己的处境与遭遇的生命追问;艺术是个人主义的专区,不是纯粹的媒介事件和现象,我们不能将其命运简单地交付给时代;艺术应担当起将沉沦的个体从物化的文化氛围中解放出来的重任,以维护着人类自身的发展.     

怎样科学地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兼析“形似审美意识形态论表述”

文艺本性与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要义及主要问题在于:要不要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要坚持怎样的意识形态性、怎样科学地坚持意识形态性。"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不讲求唯物史观意识形态性的;还有一些学者虽然主张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性,但却使用着"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字面说法,因而表里不统一,形成了"审美意识形态论"话语群体中的"形似表述",也不能切实地坚持意识形态性;"审美社会意识形式论"的主张才是对文艺唯物史观意识形态性的科学坚持。     

方克立先生文化综合创新三境界

方克立先生"最能心契和赞同的是张(岱年)先生倡导的‘综合创新’之义",标志方先生"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第一境界或对这一文化观的契同境界,奠立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的文化方向和理论自觉;作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阐释并大力弘扬,是方克立先生深化和发展了的境界或曰深化境界,表现出从理论自觉到理论自信、从高明到创进的推展;"马魂、中体、西用"论是方克立先生"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升华或最新境界,在马、中、西三"学"中,蕴含"强魂健体、魂体相依方能成大用"的意旨。     

个体记忆何以可能:建构论之反思

由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研究的兴起和"建构论"话语霸权的形成,个体记忆的自主性乃至可能性成了一个需要论辩的问题。记忆的真正主体只能是个人,集体记忆则是一个隐喻的概念,须以个体记忆为载体方能存在和传承。集体记忆抹杀了记忆鲜活、质感、多元的本真特质,需要个体记忆来进行平衡。借助个体记忆及其负载的情感和意义,普通人可以对集体记忆、公共记忆进行"微抵制",获得"微自由"。记忆研究应该超越"建构论"的束缚,致力于寻绎、理解、阐释记忆之于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多元意义及其互动关系。     

“六经皆史”的近现代误读

"六经皆史"是宋代以来理学与史学相互碰撞的理论产物。程朱理学认为,六经承载着天理,而史学则只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是形下之器,它与六经相比,不值得重视。作为对理学家"经以载道"及"经先史后"论的回应,宋明史学家提出,六经只是三代之史,因而不仅仅六经,广义的史学都承载着天理。清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彻底打破了六经对天理的垄断,赋予了史学以同样的达道功能。然而,近代以来,"六经皆史"却被严重地"误读",它不仅被解读为"六经皆史料",而且还被赋予了反封建主义的"先进"意义。     

道家美学中"和"范畴的审美生成

"和"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核心的概念.从生成论的观点来看,"和"范畴有个源起和不断演进的过程."和"的概念起源之初就有一定的审美趋向,诸子时代,儒、道、墨等诸家对其涵义进行了哲理意义的阐发.儒家论"和",则重于伦理政治的角度,重点讲"人和".道家论"和",多以气言,强调调平阴阳之气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重点讲"天和",强调只有恪守天性,排除外物杂念的烦扰的专注,才能达于生命精神之"和"的极至,体现了人与自然之和谐的价值取向,反映出人类对自然和谐与生命和谐的审美追求.魏晋玄学在道家"和"观念的基础上,融会儒、佛、墨等各家对"和"的涵义的阐发,将其广泛地运用于文学艺术领域,而赋予其丰富而深刻的审美内涵,"和"观念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得以确立.     

论消费文化视域下个体身份认同的异化

在现代社会中,消费文化为个体提供了身份认同的有效途径,个体可以通过消费活动建构自身的身份意义,进行身份表达和个性展示。但这种个体身份认同是以商品的符号化和象征化为基础,建立在一种虚构的符号价值系统之上,个体通过"符码意义"的区分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在这种符号消费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个体身份认同完全受制于商品生产背后的权力网络和话语体系构成的"他者",在知识与权力的运作下,这种权力规训很有可能由外在的"凝视"转变为个体自身的"自我凝视",使之成为一种常态的自我"异化"。     

公利性公共与公议性公共:“公共”话语研究的两个要点及其范式转型

"公利性公共"关注的是以个人内在的德性修养去驯服功利世界的分野,其优势在于以家国同构的礼法规制实现天下之共。忠孝同构的天下模式以"君"主导"贤",其心性构造从纵向维度上掩盖了横向维度的制度构造。"公议性公共"即多元力量的准入、展示、商谈和共通,"公议"立足公利,成为公共理性的精神守护,它处在与党派、政府等秩序建制的磨合当中;"公议"立足于"利益"之"有"而寻求间性之"无",公共话语研究处在实体哲学朝向主体"间性问题"的转型中,亦即公心与公法处在心性-秩序间的融合中。     

论老子《道德经》的四对哲学范畴

老子著述的《道德经》,在"自然"、"道"、"德"、"为"四大领域中,极其精辟地概括了四对最基本的哲学范畴:"有",是指宇宙"自然"的各类个体;"无",则是指囊括万事万物无数个体的"自然"总体。"可道",只能在一定周期之内,起特殊支配控制作用;"常道",则反复在无数周期的总过程中,反复起普遍支配控制作用。"下德",只能取得微观的、个体的、眼前的、有形的、易于察觉的"利";"上德",则能谋获宏观的、总体的、长远的、无形的、不易察觉的"用"。"有为",是具体做这样或做那样的微观作为;"无为",是抽象谋筹国计民生总体方略的宏观作为。     

坚持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江泽民同志和党中央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不仅赋予理想信念教育以丰富内涵,而且对于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必须正确认识"三个代表"思想与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内在联系,坚持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努力做好结合文章,把理想信念教育推向深入.     

文化与文化力

文化是精神性的存在,以"精"—"神"看待文化,必须建立"文化"与"文化力"统一的文化理念和文化战略。20世纪以来,人类文明迈进"文化时代",突出表现为文化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综合国力"、"软实力"、"文化强国"的提出,就是文化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标志,为此必须在理论上建构国家文化的战略话语:"文化力"是总体性话语;"文化时代—国家文化战略—文化力"是国家文化战略的话语体系的理论表达。"文化力"是"文化"与"力"的统一,从"文化"向"文化力"的概念演绎,是文化发展由理念向战略的扩展,是基于"力"的文化理性和对于"力"的文化自觉。由此可以建立由性质、大小、方向、作用点、合力五要素构成的"文化力学",形成基于"文化力"的文化理念与文化战略。具体地说:"力—人文—化成"的文化理念;"培育—评估—激发"的"力"的发展战略;"意识形态—文化形态—文化规律"的"方向"自觉;"着力点—互动点—转换点"的"作用点"战略;"文化生态—文化理解—文化体系"的"合力"理性,以上几个方面构成"文化力"的话语体系和战略体系。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嬗变探析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形成中经历了三次转变,从最初中国传统思想的"无我论",转变为发现自我、实现自我的"唯我论",再到"唯民论"的转变,最后从"唯民论"到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艰难历程,始终抱定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     

大众文化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变”与“不变”

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一方面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话语主体的双重化、话语符号的狂欢化、话语内容的复杂化等;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根本性质却保持着相对稳定,如合法性、科学性、主导性等。应正确认识大众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变"与"不变",既准确把握"变"中之"不变",又坚持以"不变"应"万变",与时俱进、创新求变。     

“中国梦”的国际话语体系构建与对外传播

"中国梦"的话语体系分为主权国家话语、民族文化话语和社会个体话语三个层面,具有不同的话语构建方式,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应不同的传播策略。"中国梦"话语存在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两个维度,分别具有不同的传播"偏向"特性。"中国梦"在国内与国际两个不同场域中传播,在国内传播话语日臻完善的同时,更要突出国际话语体系建设。在对外传播中,"中国梦"既要适应国际话语语境,也要保持中国话语的特色与"硬度",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与对外传播能力。     

"绘事后素"考辨--兼析"礼后乎"

"绘事后素"与"礼后乎"之论断,是儒家在解读<诗经·卫风·硕人>语句之特定情境下推演产生的哲学和美学命题,是<诗经>特有的文化基因与儒者彼时彼地之智慧与理性相互激荡而进发出的思想光华.从文本训诂看,"绘事"即绘画之事,"素"指素白质地;"绘事后素"即"绘事后于素",指绘画中巧布众色当在具备了素白质地之后.儒家崇礼,认为礼乃"国之大器";同时认为,礼亦是"文",它必须以仁德--即"质"作为基础和精神内涵.所以"礼后"即"礼后于仁",儒家赋予礼丰富的道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