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梯若尔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理论评述——兼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让·梯若尔将公司金融理论融于"双重代理"和"共同代理"的分析框架下,探讨了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其改革理论在分析范式上是将宏观问题微观化了。这种分析范式本身是不科学的,这就注定了梯若尔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政策可操作性是值得商榷的。而其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建议只是针对IMF,而不是针对整个国际货币体系,这对于缓解或者防止金融危机的效果不会太显著。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改革,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短期应从增量上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规制俘获与规制权力分离理论述评

政府规制的本意是消除市场失灵,保护公共利益.但由于规制机构本身存在的利益驱动,他们完全有可能被产业俘获.为了防止俘获,政府机构设置具有规制权力分离的性质,这种设置被作为防止俘获与合谋的机制.本文总结了近二十年来在新规制经济学框架中发展起来的规制俘获理论以及防止俘获的规制分离理论,并提供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成果.     

新规制经济学的规制俘获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政府规制俘获理论(Capture theory of regulation)是现代规制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它可划分为传统规制俘获理论和新规制经济学的规制俘获理论。前者忽视了规制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其影响,没有用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规制俘获问题;后者则在信息不对称框架下,重新解释了规制俘获发生的原因及机理。这一理论对我国现阶段政府规制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关于建立我国地方公债发行制度的研究

发行地方公债是世界各国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增强财政能力的普遍做法。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还只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尚未应用于实践。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地方公债较高的信誉度、收益回报率和较强的认购能力,以及地方借款的存在都为我国地方公债的发行提供了可能性。鉴于此,本文将在我国地方公债发行背景的基础上,分析地方公债发行的可行性,并提出我国地方公债发行制度的具体设计,以供参考。     

垄断的成因、效率与规制——兼评梯若尔规制理论

让·梯若尔认为,由于规模经济的原因,自然垄断行业中的企业常常拥有相当的市场力量,所以需要政府进行规制。然而,本文分析表明,所谓自然垄断是不存在的,电信、邮政、电力等大多数公用事业的垄断其实属于行政垄断。并且,在天生垄断、行政垄断、专利垄断等不同成因的垄断中,只有行政垄断才能形成真正的行业垄断,它的租值消散最为厉害。要降低社会成本,解除垄断之危害,政府需要做的不是增加规制或者研究如何规制,而是直接放松行政管制,撤消限制行业进入的特许门槛,还市场自由竞争。     

市场规制理论研究述评

市场规制理论演进中的三个阶段理论,包括公共利益理论、俘虏理论和新兴市场规制理论。公共利益理论认为市场规制的起因是市场机制本身存在一定的失灵,需要政府进入纠正,因而政府的规制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俘虏理论则认为市场规制的起因是政府被产业利益和厂商利益所俘虏,指出受市场规制产业并不比无市场规制产业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价格。新兴市场规制理论包括寻租理论、可竞争性市场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规制理论等,从制度、市场结构和交易契约方面研究了市场规制的特性和提高规制效率的制度途径。最后对市场规制理论作了总结性的评论。     

让·梯若尔:资本账户放开与金融危机

梯若尔认为,允许资本在各国间无限制地自由流入和流出,并非既有利于债务国又有利于世界经济,而只会导致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他主张在一国资本账户放开的情况下,为避免短期内资本流向的突然大规模逆转而爆发的金融危机,必须授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管国外贷方与国内借方及借方政府,以平衡贷方与借方的利益。处在美国霸权衰落时期,美元的"潮汐效应"制约着新兴市场国家资本账户的放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力监管美国货币政策的情况下,梯若尔的主张只能是一种远离现实的良好愿望。但他关于资本账户放开与金融危机相关性的论述,对于探讨中国资本账户的放开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部门利益理论与新规制经济学

部门利益理论作为对传统规制理论的修正,在重新定义政府监管角色的同时,深化了规制经济学的理论议题,不仅推动了以放松规制为重心的政府监管经济政策变革,并且开辟了可竞争市场和激励规制的理论空间,进一步促成了新规制经济学的形成.     

规制经济学研究理论述评

规制是政府对私人经济活动所进行的某种直接的、行政性的规定和限制。规制理论主要经历了规制公共利益理论、规制俘虏理论、规制经济理论三大阶段,近20年来,又形成了激励性规制理论。规制经济学理论发展对我国的启示是,我国在放松传统的行政性规制的同时,应引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性规制。我国在实行激励性规制时,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规制模式,应有所取舍和改进,设计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规制模型。     

基础设施产业政府规制的制度分析

从政府组织的制度分析出发,以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基础设施产业的政府规制必须处理企业方面的资产专用性,规制机构这一方面的有限理性,以及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基础设施产业政府规制的制度分析 

从政府组织的制度分析出发，以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基础设施产业的政府规制必须处理企业方面的资产专用性，规制机构这一方面的有限理性，以及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论金融商品的规制与监管

金融商品犹如有形商品一样需要规制与监管。但是,从金融危机的发生来看没有对目前日益创新的金融商品提供系统的、安全意义上的规制与监管,应该建立一种基本的规制与监管框架,建立一个统一的机构,让这一机构有权威并且有动力去保证金融商品的安全性。     

产业规制中的决策行为及其属性——一个解说政府和厂商行为的分析框架

现有的关于产业规制中的政府和厂商决策行为的分析和研究,受理性经济人范式的影响极为深刻,它通常以效用最大化为原则将政府和厂商的行为属性理解或描述为理性决策.其实,无论是产业规制中的政府立法、司法和执行的实际运作,还是垄断性或竞争性厂商对规制政策的应对,都或多或少存在着非理性决策的成分,并且其决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效用最大化.规制经济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对政府和厂商的决策行为及其属性的研究,而研究决策行为属性则需要有可行的分析路径.如果我们在评说规制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能对政府和厂商的行为属性有创新式理解,将有助于规制理论框架的重塑.     

风景旅游区门票规制研究

运用西方规制经济学理论,通过对风景旅游区门票价格规制的研究,论证在景区门票规制中存在的规制失灵及其原因,并探讨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景区门票是否需要政府规制的问题,为景区产权和管理体制的变迁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完善金融法治建设与政府金融规制改革——基于转型时期的逻辑与经济学分析的视角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如何完善金融立法建设和推进政府金融规制改革,以此引领和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已成为理论界和金融监管部门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借鉴演化经济理论分析政府金融规制的生成、演化、“基因”影响和体系形成过程,在统计分析基础上对目前中国政府金融规制体系和特征进行归纳;针对政府金融规制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本文提出统一政府金融规制机构设置的观点,在构建“双参与”和“双评估”流程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规制目标”和激励机制的正向作用机理,说明了评估流程设计对于政府金融规制效果起到修正和改进之作用.     

近代证券市场与西部发展的关联：以重庆为例

近代重庆证券交易所是西部唯一的证券市场,它的建立既是西部金融近代化的反映,更是西部经济开发的重要体现。在抗战之前的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既是政府发行公债解决财政赤字的结果,也是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经济、金融发展的产物。而战时对于重庆证券市场的恢复与建立的种种论争,则是大后方工商业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是西部开发的真实写照。在认识上,推动了中国华商证券市场从以政府公债为主体的财政证券市场向以企业股票、债券为主体的产业证券市场的转变,昭示了战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方向。     

"政府经营城市理念"的法律问题思考 ——以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角色定位为中心

政府经营城市理念缘起于西方的城市经济学。该理念在推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也可能异化为政府过度干预的借口。公共选择理论为解读该理念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权衡利弊,我国对政府经营城市行为的法律规制应从压制型法律秩序模式转变为回应型法律秩序模式。     

地方公债、财政分权与宪政的实现

面对国内外严峻的金融和经济形势,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地方政府的18万亿配套资金.但地方政府的钱从何来,则是一个非常现实和紧迫的问题.近来,地方公债问题再次被讨论并拟建立由国务院审批、财政部代为发行的地方公债制度.对于存在一定程度财政分权的中国来说,地方政府应享有发行地方公债的权力,基于立法保留原则的限制,该制度应由全国人大通过立法程序建立.事实上,地方公债和分税制是财政分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其不但与中央、地方的权限划分有一定的渊源,也关乎我国宪政建设的进程.     

建立我国地方公债制度的探讨

举借地方公债是世界各国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增强财政能力的普遍做法。本文从分析我国发行地方公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入手 ,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做法 ,结合我国国情 ,全面设计了我国地方公债制度 ,并提出建立地方公债的监督管理机制以及注重地方公债与国债在发行和使用上的协调。     

政府规制中的公共利益考量——以美国电力产业为例证

公共利益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规制合意",涉及到多方主体的利益调适,政府规制应该以公共利益为中心展开。政府规制立法有两种模式,其一是通过原则立法,确定政府规制的基本框架,在演进中对法条意蕴进行解释;其二是专门立法,即根据特定历史背景及制度需要,制定规制产业的专门法案。美国对电力产业的政府规制,遵循原则立法加动态平衡下的专门立法模式并且取得了较好的规制效果,这种模式应该为我国规制者所考虑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