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延安文学研究的学理转变与“延安文学”学科建构的紧迫性——兼论“延安学”提出的意义

新世纪,回眸延安文学研究是一个有价值的话题。面对延安文学研究“黎明前的黑暗”和学界对“延安文学”、“解放区文学”等概念理解混杂的事实,在前人学者延安文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探寻当代延安文学研究的学理转变脉络,阐述延安文学学科规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此基础上,兼谈“延安学”构建的价值和意义。     

“和而不同”与“契约精神”——中西方和谐社会理念比较

和谐社会是人类永恒的理想和追求，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和谐理念指导。“和而不同”和“契约精神”作为中西方的和谐社会理念，在求和的深层意义上有内在的契合点，即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承认差异、统筹兼顾和系统优化。但它们属于两种异质文化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不同社会的和谐理念，在众多层面上又存在着差异。比较分析中西方和谐理念，目的是观同察异并期于会通，实现两种和谐理念的融会契合，丰富和完善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中西方和谐社会理念对立、对话下的契合是将它们的优势结合起来，即我们在实践中应该坚持和平和竞争的辩证统一、群体和个体的共同发展、自律和他律的充分结合。     

延安时期“党书”的编辑与整风运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编辑出版了名为＂党书＂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三大党史文献,对推动整风运动和党史研究与学习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考察延安时期＂党书＂的编辑与整风运动的历史,可以看出这二者之间呈现出相互促进、互相影响的关系。＂党书＂的编辑出版,为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了最重要、最基本的材料,也对形成《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具有重大影响,同时在党史文献编辑史上影响深远。     

乡村的感恩与告别——城市“右派”作家的乡村书写

政治身份被否定的城市“右派”作家对乡村的感恩与告别表现出革命知识分子在认同乡村文化无政治束缚的内涵与自我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认同与放弃之中深深透示出他们对自己的阶级身份与文化身份定位的努力。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认知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不应忽视“他者”镜像。“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访问延安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外交关系的起点,也是美国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契机。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到访延安前,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形象的认知存在“污名化”。1944年7月到1947年3月,“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通过近距离观察中国共产党后,形成了一系列报告文件,对美国政府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并未改变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传播。     

从“亭子间”到“土窑洞”——前期延安文学生态的内在规定性

学界普遍认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延安文学生态是宽松自由的,之后则高度一体化。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前期延安文学生态的内在规定性已经客观存在,它主要来自延安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生活方式,延安知识分子政策,以及陕甘宁边区特殊的地理与人文环境,这些因素或隐或显地制约着延安文学的发展路向与本质特征。探究前期延安文学生态的内在规定性,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后期延安文学体制生成与确立的内在机制。     

中国“河伯”与日本“河童”的比较研究

中国的"河伯"和日本的"河童"是两个相似但又绝不等同的文学形象,他们分别产生于两国对大江、大河的崇拜,是各自水崇拜文化的一部分。用比较的方法对这两个形象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中日人民精神与文化的了解,更可以结合两国的材料一窥文化的发展演变规律。     

“中国不可征服”:1938年日本社会时论舆情探析——以民国期刊译文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战争一时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在日本军事进攻达到顶峰的时候,日本国内却出现了一些中国不可征服日本在崩溃中等时论舆情:其一是对日本政治法西斯倾向及其可能陷入长期战争泥沼所引起的反思和担忧;其二是因担心战争前途辽远无边而生出悲观心态,甚至厌战情绪在侵华日军下层和日本民间也开始有所表现;其三是随着国际环境的恶化,日本经济出现的不祥之兆也频频见诸于美英等国的媒体报道,形成倒逼之势的时论舆情压力。日本时论舆情的变化,从舆论焦点看,攻陷南京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而1938年的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动摇了日本时论舆情对战争必胜的信念。探讨1938年间日本国内舆论舆情及其变化,有助于加深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这场不得人心的侵略战争的认识。     

延安作家群的“抗战记忆”述论(1978—2020)

作为抗战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延安作家群的战时记忆具有“史实”和“心灵史”的价值。延安作家群通过对自身抗战记忆的回顾,叙述了在抗战时期个体的心路历程与精神轨迹。他们在长期的身心体验、跨域流动、思想改造以及革命实践中完成了对自我主体性的重构。面对新时期以来创作者对革命的批判与反思,延安作家群以革命作家的身份自觉,通过对苦难伤痕的自身超越深情地告白革命,打破了这一时期新启蒙话语形态下有关革命与伤痕叙述的二元对立方式。在对革命意义的一路追寻中,抗战记忆所赋予的意义空间也提供了他们对于自我定位和群体身份的确认。就其实质而言,延安作家群的“抗战记忆”是对于其自身革命一生的真诚告白。     

简论西方的政党“网络化”与“网络化政党”

西方政党川页应信息化发展潮流，通过建立本党网站，发布各种信息、推进交流沟通，扩大党内民主、加强网络互动，展现政党形象、打破时空限制，便利政治参与等方式推进政党“网络化”，打造“网络化政党”，从而优化了政党形象、扩大了群众基础，增强了政党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延安文艺整风与“鲁艺”的教育体制变革

延安文艺整风对鲁艺教育体制的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鲁艺在教学方针上强调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服从于政治,从而明确了文艺的阶级属性和任务;在艺术创作上转变为注重艺术的民族化大众化,拓展了文艺现代性的内涵,推动了文艺的现代性进程;它还促使鲁艺构建了合理的社会实践机制,从而使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创作出了真正属于人民大众的作品。这一变革的成功实现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重要成果,在中国共产党文艺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中西方“朋友”观的比较研究

"朋友"是中西方共有的"泛人类"经验与文化,但在中西方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对其概念与内涵的理解却具有很大差别。中西方"朋友"观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系亲疏;二是时间长短;三是相处之道。差异产生的文化根源在于以下几方面:首先,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特点与社会组织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朋友"观和交往习惯。其次,中西方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是形成不同"朋友"观的外部原因。再次,中西方不同的历史经历与民族性格是形成不同"朋友"行为的基本原因。最后,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是决定他们对"朋友"观念的不同理解的根本原因。     

“实”与“虚”:朝鲜王朝的“女史”——兼与中国古代“女史”比较

朝鲜王朝的“女史”作为职官并不见诸其官方典籍制度,但也随侍王后,参与一些宫中仪节,为王妃提供顾问,甚至为国王管理文书,实质上承担一定的宫中礼职和文职工作。虽然朝鲜君臣较为看重传统的“女史之法”在监戒宫闱、记功书过等方面的作用,新兴士林派大臣又有恢复设立“女史”作为史官的提议,但最终未能得以落实和施行。从具有“史学意义”到实则强调义理教化的“道德意义”,朝鲜的“女史彤管之法”于“虚实之间”,很可能成为了存在于女性“道德文章”中的一种特殊符号和话语形态。     

延安时期政治文化的写照——以“毛泽东颂歌”为例的分析

延安时期,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最高地位的逐步确立,颂歌从"党的颂歌""各军事领袖的颂歌""八路军、新四军的颂歌"等百花齐放,逐渐向"毛泽东颂歌"鹤立鸡群的盛况转变;作为颂歌的创作主力军,延安知识分子也完成了延安文化符号地带的"想象者"向"实践者"和"完善者"的角色转换;为配合边区经济政治建设和革命行动,党的宣传机器通过颂歌等形式,促使民众从对"神的崇拜"转向对"毛主席的崇拜",成为建国后"神坛颂歌"的滥觞。     

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的叙事逻辑批判与中国形象国际认同的叙事重塑

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对中国形象的国际认同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其报道镜像囊括了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表现于微缩层面的“中国防疫”“中国倡议”“中共党史”“国家形象”等。“恐中”报道的底层逻辑建立在丑化、贬损中国形象的基础之上,具体表现为黏附时代议题的新闻炮制、冠以“正名”的意识形态内容嵌套、扩大“恐中”传播的措辞加工、强化“恐中”传播的“媒体联盟”等。审视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的镜像表现和内在逻辑,目的在于从聚焦并澄明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的具体内容出发,揭破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的存续逻辑,“有的放矢”推进内生性新闻报道和充实国际话语传播场域,形成内外双向一体化格局的中国形象的国际认同建设进路,共促新形势下国际认同建设取得实质化成果。     

对“经济转型期”的界定:基于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分析

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运行特征的变化多呈现阶梯状.同时,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变化并非一夜之间就完成了,往往需要一段时间,这些不同阶段的过渡期被称为“经济转型期”.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经济增速、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结构3个角度对这5个经济体的转型加以界定.通过对比研究发现:第一,经济转型往往都开始于危机——经济运行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的变化和问题多是在危机时期被诱发并集中表现出来的.第二,根据经济增长速度对转型期的界定更符合实际情况——经济体制、运行模式、资源配置机制、市场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的改变,最终都会体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上.     

审美观照之“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中国“出入”说、“虚静、物化”说与西方“移情”、“距离”说之比较

东西方的美学理论,有相同的共性,但其文化的差异,使得它们在具有共同规律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文章试图将中国传统的“虚静、物化”、“出入”说理论与西方具有可比性的“移情”、“距离”说进行比较分析。“出入”说虽然由来已久,但真正从审美观照角度来谈“出入”法的是王国维,而“虚静、物化”理论则从老庄就开始了。西方的“移情”、“距离”说是近代西方美学具有巨大影响的理论,它们产生的时间和观念虽与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有着不谋而合的某种契合,但与中国的美学观念还是有本质的差异的。文章以中国的“出入说”、“虚静、物化”理论为主轴,以“移情”、“距离”做比照,分析其同异。     

聚焦正规战役的“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保卫延安》与《红日》比较论

从截至目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来看,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吴强的《红日》可被看作"十七年"期间关注并表现战争的"双璧"。两部作品都在追求一种"史诗性"书写,都取得了各自不同的艺术效果,而且在对人性勘探与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不分伯仲。在特定年代,两部作品既收获了"不虞之誉",也承受着一定程度的"求全之毁"。论文结合两部作品的历史评价,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二者思想艺术成就上的"得"与"失"进行了论述。     

改造“二流子”话语的再解读——以延安鲁艺文艺精神为中心

改造“二流子”话语以秧歌戏的形式表达出来,实则是延安时期党的文艺在为工农兵服务过程中对传统文学形式的借鉴与成功转化。成功改造“二流子”作为八十年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全社会、管理社会的重要成果,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除了保障根据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与道德风尚之外,实则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管理全社会提供了一次成功的管理经验。延安文艺中的秧歌剧、小说创作则以现实主义为指归,积极呼应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实践,对这一历史壮举做出合乎历史,又关注世情与风情的写法,给后来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较为优化的思路。改造“二流子”是包括延安秧歌剧在内的延安文艺的重大题材之一。改造以好吃懒做、带黑恶流氓性质、影响边区生产生活稳定为特征的“二流子”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及政权建设的需要。改造“二流子”部分解决了边区政府的劳动力相对不足,有助于改善彼时广大乡村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有机组成。在具体改造过程中,改造“二流子”带有翻身与“翻心”的双重性,翻身相对简单,“翻心”更具难度。改造“二流子”运动再现了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文艺治理,规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万人坑”——日本残杀中国矿工的铁证

《万人坑——日本惨杀中国矿工的铁证》一文,在简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历史之后,着重论述了日本在疯狂掠夺中国煤炭资源同时,惨杀中国矿工的血腥罪行,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日本在抚顺、本溪、辽源(西安)、鸡西、鹤岗、阜新、北票、大同、淮南(大通)、井陉等十大煤矿制造万人坑、炼人炉的历史,唤起人民牢记历史教训,用血的历史事实,教育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