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之前的法律与政治关系及其内在困境

通过梳理西方社会法律与政治关系演进的历史进程,剖析其中彰显的核心义理,可以将现代社会之前法律与政治关系的演进划分为两个阶段、概括为两种模式：现代国家之前,法（律）以超越性存在作为基础,形成具有神圣性的法（律）居于政治之外、高于政治之上的外在超越性二元结构。这种结构的问题在于,具有形而上学基础的抽象法（律）存在实践软弱、自身免于批判以及沦为禁锢人类异己力量的危险。现代国家早期消解了法律的超越色彩,把世俗化的政治权力作为法律的根基,法律由此实证化、政治化,形成政治高度统摄法律的一元结构。这种结构的最大问题在于政治成为超越法律之外跃居法律之上的恣意力量。现代法治社会之前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内在缺陷,使得现代社会需要构建起符合现代社会特征的新型法政关系模式,现代民主法治社会法律与政治的内在超越性二元结构呼之欲出。     

党与人大政治法律关系探析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人大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因此,党与人大的政治法律关系实质上就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核心与国家政权机关中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对党与人大政治法律关系的内容及其基本运作程序的探析,厘清党与人大之间真实的政治法律关系。     

论影响劳动关系系统的政治法律环境因素

政治法律环境是影响劳动关系系统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政治法律环境主要指总的政治形式及立法和司法现状,包括政治制度、党派关系、法律法规以及国家产业关系政策等。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环境,对劳动关系系统的影响至关重要。     

中国法律与发展的政治分析

西方法律与发展的一般理论是根据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和发展的历史经验延伸来的，他们的理论含有一定的前提假设和适用条件。今天中国经济增长与法律发展的环境与西欧国家大不相同。本文以1978年以来中国法律与经济增长的经验为依据，突出政治学的视角来解读法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张把国家权力重新纳入到法律与经济发展理论的框架中，来修正西方的法律与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     

困境与超越：当代中国的法律批判运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法律思潮,以批判为共同指向和基本特征,形成了＂法律批判＂运动;表达为两个理论诉求：批判与重建。批判以重建为目标,重建以批判为先导。批判者们努力述说着自我确证的＂学术真理＂;各自为政、相互批判,却从未相互支持,难以达致其根本诉求与理想。走出困境、实现超越,需要以更高远的理论视野作最基础的工作。     

法政时代的中国横向府际关系探析——基于省(部)级政府层面的考量

全球化时代下的府际关系研究可谓纷繁复杂,已然超出纵向和横向的条块关系的阐述范畴,而呈多元化的纵横交错的网络状态势,不同级别、互不统辖的府际关系交错发展.为研究方便将范畴缩减至省部级政府间关系,而对横向的地司级政府间关系、县处级政府间关系、乡镇级政府间关系不予深究;缘于横向府际关系不仅产生于省级政府之间、中央部委之间、省级政府与中央部委之间,而且往往是以多元杂糅的方式纠缠在一起,"条块分割"由于难以跳出科层制的窠臼而无法明确阐释.本文在宪政法治的框架下协调府际关系,通过立法和府际协定促进各级政府自主协调发展,构建服务型政府以重新唤起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最终形成整体政府的良好形象.     

法政治学视域下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与协调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成为理解法治中国的一把钥匙。关于党内法规的定性,诸多的理论争议都忽略或屏蔽了它生成的现实场域。在法政治学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宪制体制与政党制度以及交涉其间的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的交融,构成了理解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实践场域和理论背景。在法治中国语境下,只有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实现了有机衔接与协调一致,才能保障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俄罗斯与中国——“相互包容关系”的法律视角

中俄两国的国家关系正在走向成熟."相互包容关系"的提出是基于对两个民族、两种文明的深刻认识而产生的具有跨文明建设意义的创新思想,是对中俄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关系发展方向的总的概括,体现了中俄两国政治家和主流学者在新世纪发展中俄各方面关系的一种设计模式.从法律文化的角度看,中俄两国的"相互包容关系"主要体现在反映两国政治关系的公法关系和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私法关系这两大方面,而中俄之间的跨国私法关系是作为两国上层建筑政治关系的民事关系基础,也是实现两国"相互包容"的重要法律手段.中俄之间的跨国私法关系的发展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法理念的文化冲突与中国法律的多元属性

法律内部的文化冲突与变迁,特别是多元法律理念之间的差异性导致了法律制度的多重属性.中国法同时包含了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性质和西方现代法律精神的三重因素.中华法律传统是“有等差的社会和谐”,社会主义法律特点是“政治权力之下的社会秩序”,西方法律传统是“个人权利和经济的繁荣”.中国法的三重属性之间,既有相互统一的一面,又有相互冲突的一面.中华法系传统与社会主义法律都基于社群主义,不同于西方现代法律中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法律与现代西方法律都体现了现代法律精神,不同于中华法系的古代性;从中华法系传统到现代西方法律代表了人类法律从古代到现代的一般发展模式,不同于法律史中特例的社会主义法律.虽然西方现代法律在20世纪初期和中期曾两度侵入,但是法律的社会主义和中华法系传统仍然是中国现行法中的主体因素.     

“变法”模式与政治稳定性——中国经验及其法律经济学含义

本文回顾了中国法律改革的历史过程,并揭示了其背后蕴藏的经济逻辑。在和俄罗斯的“大爆炸式”改革相比较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中国法律改革的特点在于,它是在政治秩序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种“变法”模式由于充分注意到政治的交易成本,采取了一系列极富特色的改革策略,使中国的经济转型表现为一个平滑的、连续的政治经济过程。中国法律改革的经验已对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观点构成强有力的挑战。它的法律经济学含义是:政治过程在短期内是影响法律改革绩效的关键变量,治国者要想使转轨成为一个平滑、连续的过程,就必须注意在改革的每一步尽量减少政治交易成本,力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律改革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平衡的艺术”,而这在主流的法律经济学框架内并没有得到有效说明,法律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应该为这种“变法”的“政治艺术”提供理论基础。为此,本文分别在政治市场和意识形态市场上讨论和反思了传统意义上的科斯定理的局限性。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批判的批判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在赢得广泛赞誉之辞的同时,也被理论界指责为过于天真地强调了政治与行政的截然分离。然而,通过对二分法的深度解读可以发现,倡导者们并没有忽视政治与行政的密切关系,在诘难之声背后隐含着重大的理论误解。不仅如此,实践界对二分法也存在着断章取义式的误读。这种误解和误读直接导致了实践中对政治与行政关系的错置与误置。由是观之,学术批判的前提是正确地理解被批判对象的基本观点和具体语境,而实践工作者应用理论的基础则是认真地解读原著,并在此基础上准确地把握理论的限度。     

政治哲学的伦理学基础

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法律的主体与法律的主人

法律上的主体 ,一不参加有关法律的立法 ,二会因法律关系的灭失而不复为主体 ,三可能因为成了某种法律关系的主体而受法律的制裁。法律的主人参与法律的制定 ,不因具体法律关系的灭失而丧失主人地位 ,法律反映其意志与利益。区分这两个虽有联系却又根本区别的概念 ,对守法理论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同是守法 ,有消极守法与积极守法之分。消极守法虽为守法的主体 ,却非法律的主人 ,他们把自己置身于法律的对立面。积极守法者必为法律的主人 ,只有法律的主人才可能成为自觉的、主动的、创造性的积极守法者。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中 ,要做法律的主人而不只是法律的主体     

关于“警务行为对法律负责”的若干思考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 ,公安机关响亮地提出“警务行为对法律负责” ,对公安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但应注意处理好对法律负责和对上级负责、执行法律与贯彻政策的关系     

关于“虚假广告”与“虚假宣传”关系的法律思考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竞争的日益激烈 ,假广告与虚假宣传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虚假广告是虚假宣传 ,但虚假宣传不一定是虚假广告。实践中许多人把二者直接划等号 ,这实际上混淆了二者的关系。虚假广告与虚假宣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从总体上说 ,二者属于种属关系。正确地认识虚假广告与虚假宣传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试论法律关系理论的意义和局限

法律关系是一个基本的法学概念,是法理学研究中相当重要的基础性概念。所有法律现象无一例外都可以用法律关系加以解释。法律关系相当于学习法律的字典,只要按图索骥,再纷繁复杂的法律现象都能迎刃而解。众所周知,法律是对社会生活关系的反映,随着社会生活关系的丰富和发展,作为反映社会生活关系的法律关系在其内容构成上也必然是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所以,我们应该对法律关系的内容构成进行反思,即法律关系的内容是否仅限于我们传统理论所指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除此之外,法律关系是否还应该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     

法政时代的中国斜向府际关系探究

斜向府际关系是一种级别不同、互不隶属、彼此交叉的政府间关系,其为网络型府际关系研究奠定了基础。斜向府际关系不是要回到条块管理体制中去,而是要打破条块分割以实现府际关系的良性互动,是通过促进多层次、多渠道的政府间的合作,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