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国学概念及其品格与精神

长期以来,语言文字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些主流论断对章太炎先生的学术思想体系出现了误读或误解.太炎先生的国学包括国学、国粹、国故三个重要概念,语言文字学是其基础,思想史是其核心.通过对其国学概念原旨的阐释,对其学术思想和国学实践的追根溯源可知,太炎先生的国学研究具有高度的实践品格与自觉的现代精神,他的国学研究以民族独立思想为核心,国学实践与他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密切相关;在弘扬国学的同时,他对国学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现代反思,积极探索国学的现代形式.当然,他在推广国学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教训.太炎先生的国学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     

国学不是学：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定位的困惑

西方学科分类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后 ,民初学者多据西学分类以言中学 ,“国学”或“国故学”存在的正当性也须与西式学术分科衔接。当时一个流行的观点是 ,由于西方各国皆无所谓“国学” ,故中国的“国学”也不成立。较早提出这一观念的竟然是一般认为偏旧的“国学家” ,很能凸显民初新旧的纠缠互渗 ;而更趋新的学者对“国学”在清季的含义已不甚了解 ,这一历史记忆的遗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清季民初传统的中断。     

国学不是学:西文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定位的困惑

西方学科分类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后，民初学者多据西学分类以言中学，“国学”或“国故学”存在的正当性也须与西式学术分科衔接。当时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由于西方各国皆无所谓“国学”，故中国的“国学”也不成立。较早提出这一观念的竟然是一般认为偏旧的“国学家”，很能凸显民初新旧的纠缠互渗；而更趋新的学者对“国学”在清季的含义已不甚了解，这一历史记忆的遗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清季民初传统的中断。     

为中国学术谋解放——胡适开启国学研究的新方向

胡适从新文化的倡导者投入国学运动,志于谋求中国学术的解放.他以再造中华文明为目的,将国学纳入建设新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国学是研究中国过去一切文化的学问,提出整理国故,赋予国学以新的内容,改变了以治经为主,以小学为途径,以读经为普及活动的国粹学局面,从而推动了国学向现代学术方向的发展.胡适在20世纪40年代后不再谈国学,而谈文史研究.他认为这是关于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学术中存在的若干疑难的狭小的问题,采用传统考据方法的细密的考证.新中国建立后,文史研究代替了国学、古籍整理代替了整理国故.评价胡适对国学运动的贡献及其文史考证的成就,有助于我们对国学性质的认识,亦有助于对当前国学热潮的再度兴起的理性思考.     

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人类博物馆

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设在校园中心的集美楼.这座楼房是爱国华侨领袖、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校之初自行设计的首批校舍之一.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鲁迅先生应邀来厦门大学任文科国文系教授和国学研究教授时,就住在这里.在短短的一学期里,他除了从事《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的教学与国学研究工作外,还写下许多评论、杂文、小品、随笔以及其他文艺篇章,字数总计在十七万以上.此外,他以高度的     

新国学:中华文化的时代表达

国学经过20世纪初期的提倡,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个新的热潮,但这仅是表面的昌盛。国学传播所要达到的提升国民素养、启迪人生智慧、传承文化精华的目标并没有达到。笔者认为,现在的国学传播,既不能抱残守缺,也不能全盘西化,而是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切实关注现代人面临的世界及其所希求解决的现实问题,因而,国学的传播需要在汲取古典中国文化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充分重视近现代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凝练出具有时代意义和创新色彩的新国学。     

发掘国学智慧 助筑“中国梦”——吴光先生《国学新讲》读后

吴光先生近著《国学新讲》深入发掘国学智慧,重视理论创新,在国学、儒学、道学、浙学、阳明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均有新说,既有助于国人明道立德、提升素质、凝聚心力、增强自信,共同投身于从小康走向大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助于为政者以民为本、修身立德、廉洁奉公、治国理政,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果说"民主仁学"论是吴光先生在当代新儒学研究中的理论创举,那么其"一道八德"论则是从国学核心价值体系中提炼出来的中华核心价值观,对于当代国学的理论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汤一介学记》简介

首部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纪念文集《汤一介学记》,近由新华出版社推出。汤一介先生是现代学术代表人物汤用彤先生的哲嗣,幼承家学,秉“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之家训,孜孜于国学研究与阐发。改革开放以来,他提出并解答了中国哲学范畴、内在超越性、中国解释学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推动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晚年主持浩大的《儒藏》编纂工程,为     

国学运动新倾向述评

中国二十世纪之初兴起的国学运动具有显著的国粹主义性质。自1919年一种新思潮在国学运动中出现,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此后在对新材料研究、白话小说考证和古史讨论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使新倾向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古史辨派和历史语言学派均属于新倾向的两个流派,它们的发展促进"新考证之盛行"。此种新的科学考证方法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并吸收了西方近代实证主义方法,它为中国学术提供新的事实依据,澄清历史与文化的诸多重大疑案,纠正传统文化观念的谬误,成为中国传统学术转向现代学术的起点。     

弘扬儒学·探讨儒教·呼唤儒商——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21世纪的儒学、儒教与儒商研讨会侧记

为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香港孔教学院与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于1999年8月24～26日在兰州联合举行了“21世纪的儒学、儒教与儒商”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紧紧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方立天教授、《中国哲学史》主编蒙培元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总编辑宋志明教授、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会长杨子彬先生等国内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认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成果,“法轮功”等歪理邪说的泛滥,不仅…     

四十年来古文字学的新发现与新学问

1925年夏天,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的学术讲演中,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论断:一是新的学问来源于新的发现;二是中国纸上的学问有赖于地下材料的证明。四十年来中国古文字学的新发现和新学问,证明这个论断确是至理名言。 20世纪后半叶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随着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地下文物成批涌现,不但考古年代学上的缺环和地域的空白得到了填补,而且有许多新发现甚至完全改变了人们原来的看法,促使人们去重新考虑问题,形成新的认识,带来了新的学问。下面就古文字学讲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     

道德文章兼备 为人治学俱佳——为祝贺张炼强先生八十华诞而作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指出,评论一个人,欧洲往往把道德和文章分开来,中国因为文化的关系,历来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2010年6月19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研究中心在首都师大国际文化大厦为我国著名修辞学家张炼强先生举办了八十华诞暨学术研讨会。     

生命体验、生存感受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创造——我看“新国学”的“根据”

王富仁先生的“新国学”的设想实际上是关于现代中国文化如何充分发挥自身独立性与创造性的深刻思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面对现代中国的新问题发言,如何具有发现和解决现代中国人生存与生命问题的能力,这才是现代中国学术的真正目标,是“国学”之于现代文化的“新”。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便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必须真正返回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与生存感受当中,并以此作为文化创造的根据。     

也论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评梁涛儒家道统论的“国学观”

关于国学研究的问题,刘泽华先生主张应采取"二分法"的态度、立场和方法,对此,梁涛先生站在片面提倡和弘扬国学的态度和立场进行了批评.但依笔者之见,梁涛先生本人所持儒家道统论的"国学观"及其学术研究的态度和立场就是极成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偏颇,片面地曲解刘先生的学术观点,尤其是在有关古代王权的问题上,存在着极为严重的认识上的谬误和自相矛盾的问题,因此,他对刘泽华先生的所谓学术批评是缺乏充分理据而不成立的.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由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著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历时二十余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形成一个重要学派——古史辨派。讨论古史是此派以之为学术辨伪的突破,故讨论的范围扩展到儒家经典、古代典籍、先秦诸子和古代学术史问题,学术涵盖极为广泛。古史辨派的工作是国学运动中整理国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国学观念的引导下进行的,对旧的国粹观念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古史辨派采用国学研究方法——中国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相结合,以细密的考证方式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细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国学研究中的"因袭和谬妄",使国学运动的意义充分显现。考察古史辨派与国学运动的关系,将引起我们对近年国学热潮再度兴起的历史反思。     

辛亥革命中的黄侃先生

黄侃先生既是一位国学大师,也是一名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本文通过回顾黄侃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活动,展示了一位早期革命学者忧国忧民、勇于献身、追求真理、刚正不阿的优秀品格。     

学术思想与方法的启示——读谢桃坊先生《国学论集》有感

谢桃坊先生青年时期就树立起了走纯学术道路的理想,并成功找准了奋斗方向.先生词学考证、词学理论上的建树,奠定了先生在词学界的中坚地位.但他同时跋涉在甚为热门也很专门的敦煌学、客家文化、国学及蜀学、新儒学等领域,并对其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做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从而走出了以博养专,由专至博的治学之路.最近,其《国学论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1年12月),其中收录了先生于1991年以来所发表的有关国学研究的精华文章26篇,标志着先生之学问境界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圆熟境地.     

关于国学与软实力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

环绕国学与软实力这一新论题,深入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有四个前提性问题需要首先予以注意:一是对国学的理解,不应作经学的狭义理解,而应作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广义理解;二是对软实力的理解,不应笼统地从文化建设来理解,而应明确地从意识形态领导权来理解;三是对传统的理解,不应只重视中国文化古代传统,还应更重视中国文化现代传统;四是对中国的理解,不应只重视文化中国,还应更重视政治中国。     

略论中国“国学”之性格——以日中“国学”之比较为中心

日中两国都先后出现过国学思潮,同为"国学"二字,虽看似相同,内涵却迥异.日本的"国学"是日本众多学问中的一个学术流派,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反思、批判基础上的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代表了日本的民族自觉与民族精神,具有力量、扩张、侵略的性格.而中国的"国学"则自日本引进之日起,内涵就没有得到确切的界定,所指宽泛含混,因而没能形成一个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力量薄弱,故于中国文化之近代反思及复兴方面收效甚微,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之有效继承及发展方面亦显得不足.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新的时代,对国学进行若干反思,使之真正成为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之精神的集中代表与典范,是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数字时代与国学研究新气象

数字时代为我们今天的生活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同时,它以其强劲的势头深入到了国学研究领域,并给这一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主要表现在:数字时代给家庭图书馆的建立带来了新的希望;它也为研究者检索资料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它还将引起国学研究范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