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舆论场”与对印传播战略——“一带一路”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

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出现了国际舆论、沿线国家舆论场和国内舆论场的互动。因为双边关系的复杂性和变动不拘,也因为印度的重要位置,中印在"一带一路"的合作与竞争成了传媒和舆论关注的热点。面对西方的诱惑,印度可在接受诱惑或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之间做出选择,而中国也需要从战略、战术和技巧等层面构建有针对性的对印传播战略,既突出国际话语权的建构,也促成印度在"一带一路"上的合作态度。     

发展农村合作金融 支持地方经济

一、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承担起农村金融体系基础地位的重任农村合作金融作为农村金融体系基础地位的提出,是国家对农村合作金融地位的最高界定,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不仅体现了国家对合作副业的高度和正确评价,也体现了国家对合作金融组织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殷...     

媒体“话语”何以赋“权”——西方话语权研究综述

在国际传播中,媒体的“话语权”一直备受我国学者的重视.西方对话语权的探索,从最早的话语到话语权的研究,再到媒体话语权及国家软实力的研究,是一个不断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话语权不是政府或组织强行建立的强权,也不是媒体一厢情愿树立的特权,而是在交流中、在合作协商中自然而然产生的.这对我国媒体国际话语权的建设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的基础、挑战与路径

数字经济是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给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提供新的机遇。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积极推动与多个共建国家的数字合作,加强了数字经济领域的协调,使共建国家数字综合实力不断提高。随着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共建国家对数字经济的政策支持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得到加强,数字环境持续改善,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为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共建国家在数字经济合作方面仍存在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网络安全威胁、数字规则机制建设滞后等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需因地制宜地推动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全面的数字安全保障体系,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和数字领域的竞争,多层次地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加强话语权建设并构建战略互信,加大金融支持人才培育、鼓励创新力度,实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经济的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思考

从话语到话语权是一个对象化的运作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国家话语权的获得主要依赖于该国家的物质与精神力量的强大。一方面,主要反映在生产力发达和军事实力的高度;另一方面,还反映在这个国家的话语内涵是否具有影响世界历史文明发展或世界历史文明进程的精神张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立是国家话语权建立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的提出既来自中国自身发展的诉求,又代表着世界历史进程的趋势。应当指出,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既面临着环境挑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又需要进一步增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力度,按照"中国梦"的战略祛除不相适应的、陈旧的研究范式、学术教条以及过于西化的价值偏好。     

完善农村合作金融内审监管体制的构想

我国加入ＷＴＯ后 ,金融对外开放将进入崭新阶段 ,金融业将逐步实现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整体融合 ,这种新形势对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和严峻的挑战。为此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金融内审监管体制 ,是发展农村经济的需要。对于强化内控机制 ,促进合法、合规、稳健经营具有重要意义。一、建立科学的组织体系 ,保持农村合作金融内审的独立性。农村合作金融内审组织体系 ,是按照“监督同级 ,下查一级”原则组成的垂直领导 ,相对独立、关系明确的职能部门。具体包括内审机构设置 ,组织及隶属关系 ,主要工作职能。科学的内审组织体系是农…     

我国边境城镇体系建设的条件、价值与政策建议

进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生产力由原来的沿海单向布局逐步向沿海内陆双向布局转变,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明确了边境城镇作为内陆对外开放直接窗口的重要作用,提出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高度强化边境地区城镇功能的需要。研究认为,迈向现代化的我国边境城镇体系建设的基本战略要同国家战略紧密相扣,优化职能定位、空间结构和组织形态,主要任务是加快边境城镇对外开放发展、产业市场化发展、体系现代化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未来建设我国边境城镇体系的政策措施,要考虑民族地区城镇化的特殊要求,城市与乡镇建设并重,增强节点城市引领作用,通过建设边境自由贸易区和边境开放经济带构建跨境合作机制,拓展边境城镇参与国际合作的领域。     

基于“政治转基因”的中国话语权构建

"政治转基因"是当前西方国家争夺意识形态领域"制脑权"的重要方略,它设置的理论陷阱严重影响了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国话语权既是我国国情的需要,也是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应对重大群体事件的需要。当前,应该从明确中国道路的合理性、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优势、创新中国话语表达方式、主动有效运用新媒体传播、开展海外文化活动等方面构建中国话语权。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思路和策略——基于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的视角

当前国际经济格局下,传统金融治理体系的弊端不断暴露,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囿于国内外现实条件,中国需从"存量"和"增量"两个层面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一方面积极推进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监管框架的改革,另一方面推动建立区域多边金融机构,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优化中资银行海外布局。面临发达国家牢牢控制国际金融机构话语权、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稳固、新型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深受内外双重压力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等诸多障碍,中国须夯实国内经济基础、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与开放发展,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积极参与构建符合国际社会总体利益的新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我国产业集群升级的战略路径——基于政府的视角

产业集群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组织形态,它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的产业集群整体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存在"五缘"为特征的社会资本锁定,创新升级面临各种制度陷阱和严峻的国内外竞争环境。对此,本文提出实施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产业链嵌入战略、集群品牌重塑与整合战略、异质性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实现产业集群的整体升级,形成基于产业集群的国家竞争优势。     

新区域主义视角下福建自贸区深化两岸金融合作研究

21世纪以来,"新区域主义"浪潮正在从制度层面重塑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中国应对国际贸易体制新现实的重要举措。其中,福建自贸区的最大特点就是突出对台特色,构建两岸合作发展新模式。金融领域的合作是促进两岸经济发展与合作的重点所在。两岸金融合作效果显著,但仍面临诸多的制约因素。福建自贸区为深化两岸金融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在福建自贸区框架下,两岸在银行、保险、证券与期货和金融监管等领域存在继续深化合作的路径。     

构建新型对外文化贸易促进机制——美日韩文化贸易战略动向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近年来美日韩对外文化贸易战略发展动向及其内在运行机制表明,未来文化贸易竞争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实现以文化内容为主体的价值观输出、新兴文化业态的国际化以及主动参与国际文化贸易规则制定。基于我国当前文化贸易存在的结构性逆差状况,今后应着重从增强国际话语权、制定系统规划、调整支持方向、创新业态形式、扩大平台效应五个方面,积极构建适度保护、逐步开放的国际话语体系,系统发展、高效协作的政策推动体系,战略环节优先、杠杆效用第一的金融支持体系,整合全球资源、嵌入高端价值链的内容生产体系和培育外向型企业、打造窗口型基地的平台服务体系。     

“一带一路”战略助推中国海洋强国建设

海洋强国战略是指导我国海洋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是中国拓展生存发展空间,进一步走向世界的现实要求。"一带一路"战略作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与我国海洋强国战略有着深刻的关联性。"一带一路"战略以经济合作为先导,逐步实现中国同沿线国家全方位多领域的开放合作,为海洋强国战略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一带一路"战略通过陆地与海洋的双向联通,发挥我国地缘优势,开创海陆统筹的海洋发展之路。"一带一路"战略必将对我国海洋强国梦的实现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深刻认识到"一带一路"战略同海洋强国战略的互动关系,探索在"一带一路"战略范围内中国同沿线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合作途径,将极大地促进我国海洋强国的建设。     

合作金融组织社员权利研究

LLSV法与金融理论认为,对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程度是影响一国金融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但是,合作金融是一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员则是一种特殊性投资者,兼具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因此,对社员权利的法律保护也直接影响着合作金融发展的程度。从全球合作金融立法实践来看,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加强了对社员权利的法律保护。社员权利体系包括投票权、信息权、监督权、金融服务便利权、股息分配权、股金处置权等六类。我国合作金融立法应当以社员权利体系为核心进行制度设计。     

激发内生秩序: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优化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如何将具有包容性特征的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治理体系是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新命题.为破解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乡村社会中的"金融排斥"与"门槛效应",一些地区尝试使用乡村"道德银行"模式将数字普惠金融以制度、行动、认知嵌入的方式融入农村金融信用体系的建设之中,这一模式成功地激发了乡村社会中的内生秩序关系,并且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外来制度嵌入乡村治理的互动合作体系.因此,深入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创新和改善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关于上合组织军事合作与“中国威胁论”的思考

上合组织的宗旨和原则在性质上确定了组织框架内政治和军事合作的基本定位。从上合组织政治和军事合作的结构、形式和内容看,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国际政治和军事合作关系框架,对参与国际反恐斗争以及国家地区安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上合组织的军事合作的进一步加强,既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但也遭致了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别有用心的非议,甚至有舆论认为,上合组织的军事合作针对的是西方联盟——北约,已经对西方联盟构成威胁,并再度借机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因此,解读上合组织政治和军事合作的性质与中国威胁论,需要从上合组织政治和军事合作的定位以及在地区事务中的重要性出发,分析和理解上合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和西方炒作中国威胁论的本意。     

韩国文在寅政府海洋安全战略的调整及其影响探析

近年来,海洋领域非传统安全因素在韩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文在寅政府对既有的海洋安全战略进行了调整,主要基于韩国海洋安全的地缘特性、东北亚海洋安全局势恶化、朝鲜安全威胁增强、韩国自主国防呼声高涨等诸方面的战略考量.调整的基本态势表现为:在延续21世纪以来韩国既有海洋安全战略调整的基础上,逐步表现为在战略演变层面推动更为积极的海军现代化建设,核心进程是寻求"自主"和"以实力求和平".此种调整,受到韩国海洋安全战略自身的缺陷以及"美国因素"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对优化韩国的国家利益、提升韩国的海洋安全话语权,以及韩国的自主国防能力增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下的海洋事务合作等几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系运作: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空间实践——以G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例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引领的社会组织逐步受到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客观上改变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体制,促进了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以"政社分工与合作"为内核的新社会体制的建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空间及体制空间,既需要政府政策和基层官员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我拓展。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离不开与基层官员的关系处理,从而为基层官员提供了逐利的机会,也使得制度建构中的"关系运作"有了特别的社会学意义。     

“中国梦”的哲学逻辑及其对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影响

"中国梦"这一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为当前方兴未艾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指明了方向和目标,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也必将助推"中国梦"的实现。当前我国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主要包括两个维度,即监管创新与培育创新,监管创新主要包括:创设和认定"枢纽型"社会组织,实现"以社管社";加强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构建综合性监管体系等。培育创新主要包括:逐步降低社会组织获得法律合法性的门槛;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推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实施综合性的培育制度等。这些管理创新体现了中国梦"以人为本"的理念,也体现了寻求国家与社会合作共强及将个体与整体有机结合,整体高于个体的"中国梦"的逻辑辩证。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跨国保护研究

我国面临着愈演愈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跨国保护困局,对我国文化主权和文化软实力提升带来不利影响。其根源在于西方国家创设了有利于自身的知识产权制度并将"积存性"智力成果摒弃在保护范围之外,同时垄断了国际组织主导权和国际条约的诠释权。当然,国内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中对"非遗"的忽视与保护缺失也有很大关系。对此,我们要积极掌握国家话语权,提升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更新立法理念、完善国内外知识产权制度,对"非遗"相关权利进行"知识产权转化",援引"文化例外"等相关原则扶持与壮大相关文化企业,为"非遗"资源走向世界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