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兰兑斯文学史方法对文学史建设的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一直存在着机械他律论、体例僵化、形式和流变研究贫乏、对传统治史方法不能更新等问题.勃兰兑斯的洋洋六卷本文学史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综合前人各种文学史方法,强调在大文化视野中把握文学史现象,由精神之点出发透视欧陆文化和文学整体,以能够代表一定时代政治、文化本质的典型人物或事件为核心,致力于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美学分析,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著述风格.这对当代中国文学史学建设是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启迪和借鉴意义的.     

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日本影响因素

日本接受西方"文学史"的叙述体例,尝试对中国文学进行通史性质的研究,明治时期日本学界人士兴起了中国文学史撰写的热潮.在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模式影响下,20世纪初叶的中国出现了大量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为蓝本而撰写的文学史著作.日本文学史家的"文学"观影响到中国文学史家对"文学"的理解和定义,他们此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呈现了这种文学观嬗变的历程.     

中国文学史学史上的里程碑——略论黄人的《中国文学史》

我国民族富有历史精神。古代的文论家素来喜欢用历史的眼光,将以往的文学进行整理和批评,编写了不少具有文学史性质的作品。假如说删《七略》而成的《汉书·艺文志》是文学史的最初雏形的话,那么以后又陆续发展和创造了许多不同形式的文学史作品。在近代,中国传统的文学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治史方法和编史体例的影响下,一批新型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纷纷面世,使中国文学的历史批评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样的时势下,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应运而生。     

建构“文学史学”三维评判坐标——读《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

朱德发先生近年对"文学史学"研究有两大理论贡献,一是使文学史学研究走向了"文学史哲学",这方面的成就在其<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中有集中表述;二是提出了"现代中国文学"概念,并以"现代化(或世界化)与民族化并举"为标准对现代中国文学史进行重新阐释.     

中国现代文学史《大系》模式的史学反思

<中国新文学大系>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还影响其编写格局的形成.在编写结构和分期阶段的划分等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未能走出<大系>所确立的框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延续了<大系>片面关注新文学的写史方法,导致其他形态的文学无法入史,存在史学危机.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有重新调整学科意识和史学观念,才能突破既有的写作模式和学科发展的种种桎梏.     

张德瀛著《文学史》:一部值得关注的早期中国文学史

张德瀛的《文学史》,是广东籍学人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是在《钦定大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等法规的政治导向下编著而成的教科书,具有鲜明的官方正统教育特点,同时也在最大限度内表达了作者自己对于文学和文学史的基本看法,反映了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一般认知结构和理论水平,应该放到中国文学史学研究的层面来加以认识和重估。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重建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真正创建于1950年,它是一种国家行为.创建之初它显示的功能则是利多弊少,即利于书写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史的建构,利于突出新文学系统中左翼文学的主导地位和轴心价值,利于国家主流话语对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政治诉求的实现,也利于满足研究主体或接受主体对中国新文学的教与学的热切期待;若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研究或书写,它不失为一种开创性的新文学史叙述模式.但是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幻,完全把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纳入“兴无灭资”的大批判框架,直至“文革”,使新文学史学的弊端完全暴露.经过“拨乱反正”使本学科的功能得到恢复,并以人本思想或现代性意识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然而本学科固有的时空维度的局限性却始终不能解决,惟有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才能拓展文学史研究并书写现代中国的大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内容丰富、思想精深，有着自身的理论形态。本文梳理了自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初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如治史的原则与方法、文学的渊源、文学发展的内外因、文体的流变、文学史家主体的研究等，简述其理论内容，探索其发展脉络，辨析其形态特色。中国近现代形态的文学史理论将在中西文化撞击、融合与新的文学现、史学现、新的方法论在中国产生的时代产生。     

台港澳文学与文学史写作--再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需要超越历史和政治局限,关注台港澳文学的复杂形态以及与大陆文学的内在的联系.把台港澳文学融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述,是对当代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种结构性改变,也会对文学史分期的构想产生影响.     

文学史的性质问题

中国文学史著作甚多,对于文学史问题的认识颇多分歧意见。如果就文学史最基本的性质问题,围绕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这一至为简朴也至为根本的原则,从不同层次进行辨析、论述,那么可以认为文学史具有史学的品格,文学史是文学研究的分支,文学史是建构的。     

论百年来白话修辞学的发展

"修辞学研究随着文体的演进而发展",这是一条被无数次历史事实验证过的规律。白话修辞学百年来随着文体变革而发展的历程,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白话文体、白话修辞学与文言文体、文言修辞学的竞争分为三个阶段:(1)"新文体"倡导阶段;(2)"白话文"运动阶段;(3)"大众语"运动阶段。建国前白话文、大众语运动存在着不足,建国后白话语体、白话修辞得以发展。白话修辞学随着白话文体的成长壮大而成长壮大。白话文体、白话修辞学在与文言修辞学竞争中渐成主流。白话修辞学的诞生与成长,与引进国外修辞学说息息相关。     

略论中国书法与文学趣味之关系

以中国书法艺术与文学趣味之间的关系为着眼点,以中国书法史为经略,展示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趣味对同期的书法艺术风格的影响,并以魏晋风度、盛唐气象为个案,着重剖析二者之间的相互浸濡与融汇。     

吴组缃先生古典小说研究的学术特色

吴组缃的一生，由创作小说而研究小说，因此他的古典小说研究独具特色，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其基本的学术特色是：丰富的历史知识，深邃的历史眼光，深刻的历史分析；精细独到的艺术鉴赏；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思想艺术传统和发展规律，作出了精到的概括；严谨求实的学风和明畅通达、朴素自然、生动活泼、平易亲切的文风。     

苦心孤诣的编排与梳理——析《史记》中的历史传说

先秦两汉文学的诗歌、史传文学、诸予散文等各体文学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传说。其中史传文学和历史传说的关联最为密切,中国古代早期的历史是以传说的方式流传下来的,而中国古代早期的历史传说也有相当一部分保存在史传文学作品中。《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司马迁在系统描述从黄帝时期到西汉时期的历史时,将许多先秦历史传说纳入其中。司马迁运用将政治谱系和血缘谱系相结合、按照不同部族各自的文化属性进行抄录和改写、把传说作为史实加以处理的不同方法,对这些历史传说进行取舍、整合及编排,并在其中体现出他对天子至高无上的儒家大一统观念的认同、明显的抑炎帝而扬黄帝的倾向、强烈的族类意识以及君权神授观念。     

沙田学者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香港沙田学者群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成果卓著。他们以开阔融汇的中西学术视野为背景的细读方法，以严谨细致的史料考订和活泼清新的文风，自成一种学术流派。沙田学者群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     

古法之卫道，抑或新派之革新——论林译小说文言运用的必然及潜质

文章从语际转换的社会功能机制角度出发,通过对目的语的文风时尚性、接受者因素及原作风貌体式的具体分析,得出林译小说本身的语言风格——文言的运用具有其必然性,是由林纾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及译作接受对象的针对性、中西文学的文法类同性及译者个体情趣综合决定的.此外,该文体的运用对中西方文学的历史性融合及中国文学资源的拓展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     

民俗视域下的历史文献研究

中国是一个民俗史料、民俗著作丰富的国家。对历史民俗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既是中国民俗学的优势,也是中国民俗学研究不能忽视的的学术重点。在民俗学视野下进行历史民俗文献研究,要求对“历史民俗文献”进行准确的学术界定,充分发掘并重视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并对历史民俗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提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早期的民俗学者以严谨的学风开创了历史民俗文献的学术风尚,现今中外学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学术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学术进程。同时,历史民俗文献研究存在着许多研究薄弱或缺失方面,这一方面说明学术研究的缺失偏颇,另一方面也启示这是有待开发的学术宝库。     

试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特色

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风 ,并形成了鲜明的特色。紧密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研究和探讨了邓小平同志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鲜明特色。     

宾步程《中德字典Deutsch-Chinesisches W?rterbuch》研究

Chinese-German Dictionary by Bin Bucheng in 1905 is the first dictionary of the kind compiled by a Chinese. As a historical text, it was not only a bridg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but also the new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research. Many emerging notions and concepts and technical terms were created since the Western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ir transfer in Chinese was realized through bilingual dictionar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is dictionary, and tries to find out the motive of this compilation, background of the complier, compilation style, and analyzes translation methods     

巨灵与泰斗：梁启超史学研究述略

梁启超一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是史学。其史学研究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受进化论观念影响的初期;2．创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并对旧史学进行全面解剖的成熟期;3．重在开拓史学研究方法的总结期。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提出的历史研究法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大胆地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梁启超的史学实践内容广泛,几乎涉及了史学理论和史书撰写的各个方面,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影响深远的成果。粱启超的史学研究特点鲜明：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史学研究的量化、重视科际整合的特点等,可谓不折不扣的“大历史观”。粱启超善于新旧史学比较、中西史学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和参考价值。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家严谨治学的精神,在史学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风,真正做到把“存真”贯穿于史学研究方法上,展示“客观史学”之大旨。梁启超史学研究有着中西史学交汇的背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传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