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惧：胡耀邦主政中组部

中组部老干支部与郭玉峰进行斗争1976年10月6日晚,万恶的“四人帮”终于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及其蛊毒已深深渗透到社会肌体中,“两个凡是”,成了绊脚绳,阻碍着全国人民揭、批、查“四人帮”及其余孽,以及彻底否定“文革”。     

连环画，“文革”时期的宠儿

“样板戏”连环画 由样板戏改编而成的连环画,是样板戏传播的一个重要形式,也是“文革”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表面看来,样板戏的创作,是依据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出技巧”的领导、群众、作者“三结合”的创作方法来完成的。     

“文革”中的洋造反派

“文革”是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在那个动乱年代,不仅亿万广大干部群众满怀“革命激情”投身其中,就连当时正在中国帮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外国朋友们,也被席卷进去,参加了这场起初显得像是革命的正剧,后来才逐渐暴露其真面目的悲剧和闹剧的史无前例的演出——     

作家“文革”中在劳改农场

一时间：“文革”年代1967年的正月十五。地点：滨海劳改农场中的一个监号。     

“文革”中秘密重建天安门城楼纪实

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以其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熠熠生辉而著称,每逢国庆盛典更是受到世人瞩目。可谁又会想到,今天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天安门城楼,在40多年前曾秘密重建过,而这段历史至今又鲜为人知……     

胡耀邦的“忘年交”

胡耀邦是个性情中人,对亲人、朋友和百姓都怀着火一样的热情。他的知己知音中,既有相交几十年的老战友,也有不曾相识的老百姓,还有自家子女的同学和朋友,以及他们的同学和朋友。这当中,有他不少的“忘年交”。王金锐:一盒巧克力表心意王金锐1949年初进入北京市公安系统,10月参加开国大典的保卫工作,不久就入了党。“文革”中,北京市公安局很多人被诬蔑“反对毛主席”遭到残酷迫害。王金锐想不通,“保卫毛主席”的人怎么会一夜之间就成为反革命分子了?他给毛主席写信,谈了自己的想法。然而,这封信落到了公安部长谢富治和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     

“文革”中八大司令员对调内幕

1973年12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不寻常的事件。     

“文革”期间的邓小平与周恩来

邓小平于!"#$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与周恩来相识!从此两人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了邓小平很大的照顾!后又力荐邓小平复出%邓小平复出后!病重的周恩来又推荐邓小平做自己的接班人"!"%%年!&文革$风暴骤至!邓小平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停止工作!遭到批判%!"%"年!$月!林彪发出手令!邓小平被疏散到江西%对此!周恩来很不放心!亲自给江西省打电话!交待说'毛主席在&九大$说过!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这些中央领导同志都是六十几岁的人了!身体不好!不能当劳动力!要照顾一下%…     

徐铸成的“文革”——黑暗尽头是黎明

从1957年到1965年，整整八年过去。也许因为徐铸成原有的声望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党的统战政策的照顾，比起一般右派来，相对地说，这痛苦与磨难，显然要少得多。     

“文革”题材影片

《霸王别姬》陈凯歌的颠峰之作,就目前来说,不仅他本人,而且此后的整个中国影坛都未能出现整体上超越此片的作品。如此的气魄和手笔圆了陈凯歌少年时想作伟大诗人的梦想,即使放眼世界影坛,这也是一部能够代表中国国家水准的电影诗篇。关于影片《霸王别姬》,陈凯歌说:"影片写的是两个京剧男演员与一个妓女的情感故事。这种情感延绵五十年,其中经历了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也经历了他们之间情感的巨变与命运的巨变……由张国荣扮演的青衣演员程蝶衣,他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做梦的人。在他个人世界里,理想与现实、舞台与人生、男与女、真与幻、生与死的界限,统统被融合了,以至当他最后拔剑自刎时,我们仍然觉得在看一出美丽的戏剧。这个人物形象告诉我们什么叫迷恋。"     

“文革”时，我被囚于秦城监狱——美籍中共党员李敦白自述

牢里总有一两个人不畏环境，对我表现出友好。一天早上，我听见有人在拍牢房的门，我走到门洞前往外瞧，看到一个年轻的看守站在门口。     

“文革”初期震惊全国的“陈再道兵变”始末

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引起人们震惊的程度而言,到1967年夏天为止,“七二0事件”是最引人注目的一起“特大事件”。林彪、江青一伙甚至说,武汉“七二0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冲击毛泽东住地。     

“文革”中的知青典型——“政治道具”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纷至沓来，席卷城乡。许多知识青年，首先是那些典型人物，曾自觉或不自觉地投身其问。“文革”后期崛起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典型，更是深深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文革”结束以后，如何对待这些知青典型，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胡耀邦与“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时期的青年工作

胡耀邦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后这个特殊的年代,对青年工作面临的基本问题,包括对“文化大革命”后青年的估价,青年工作拨乱反正的任务和基本方针,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各种严重的青年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对当时的共青团组织怎样工作和团干部应有的精神状态与作风等,都有相关的系统论述。这是我党青年工作的一个典范。青年是社会变革中一支最敏感、最活跃也是很重要的力量,今天我们重温胡耀邦同志当时的指导思想,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革”期间宋庆龄的个人生活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总理下令对宋庆龄给予保护,这样,宋庆龄的北京寓所免于抄砸。     

“文革”期间，中央警卫局是怎样进驻钓鱼台的

他是周恩来临终前最后要见的人，共和国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 他曾从中央警卫系统调整到兼管江青警卫工作，本文掀开神秘的面纱，再现高层警卫的真貌。     

赵一曼的家人在“文革”中家破人亡

赵一曼的英雄事迹,早在1950年代初随电影《赵一曼》的放映,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特别是赵一曼英勇就义前给她的儿子宁儿留下的遗嘱,更让人耳熟能详,记忆犹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丈夫——陈达邦。宁儿名叫陈掖贤,一直由伯父陈岳云抚养,在陪都重庆度过童年,12岁时,才和亲身父亲陈达邦相认。     

朱凡在“文革”中

朱凡（1909．1-1987．1），江苏涟水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他曾担任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和省教育厅长等职务，同时，他还先后3次出任湖南大学校长。“文革”中，朱凡遭到造反派严重迫害，但他身处逆境，却是非分明，自身难保却牵挂着师生的安危。他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胆识，在人生挫折面前表现出的从容坦然，一直受到人们的称颂。     

岁寒识松柏——“文革”中受迫害的“陈、曹、魏、杨”

本刊上期刊有《陈丕显：“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一文,叙述了陈丕显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今刊出陈丕显长子陈小津撰写的本文,详叙“陈、曹、魏、杨”中的曹、魏、杨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迫害,以飨读者。     

“文革”三震与汶川之震

汶川地震，举世同悲。灾害无情人有情，如果将“文革”时期三次抗震救灾与这次汶川抗震救灾略作对比，不难看出政府执政观念、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与进步，因为面对突发性事件、灾难，往往最能反映一个社会、时代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