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荀悦《申鉴》、《汉纪》二书的内在联系

荀悦的<汉纪>、<申鉴>两书内在联系的问题史学界一直模糊不清.对比两书内容可以发现,<汉纪>史论的许多内容照抄或者参考了<申鉴>的相关部分,是对其的深化和发展.并且<汉纪>修正了<申鉴>表达的一些观点,重新提出一些主张,补充完善了<申鉴>全书的体系.     

非线性音系学与《李氏音鉴》的反切原理

本文依据非线性音系学原理对<李氏音鉴>的反切进行了重新分析,提出<李氏音鉴>的反切原理是被切字的介音由反切上下字共同决定,并非之前学术界通行的被切字的介音由反切上字决定的观点.     

评《泰山通鉴》

由曲进贤主编,郑新道、周郢、冯钦淮、马东盈等编撰的<泰山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已由齐鲁书社出版.古今有关泰山的著述甚多,而关于泰山文化的史书却不多见.自明清以来有<岱史>、<岱宗小史>、<岱下小史>等多部以史定名的著述,然其名为史,实则为志.民国年间泰安学者王次通曾撰<泰安三百年大事记>,惜已散佚.     

金圣叹对韩国通俗文学批评影响之初探

金圣叹评点的<西厢记>、<水浒传>18世纪传到朝鲜,到19世纪已非常流行.朝鲜文人以极大兴趣介绍金氏的生平行迹,评论他的著作和文学批评思想.尽管文人们对金圣叹其人褒贬不一,有的视金批之书为祸害,有人将金氏文学与周礼、汉赋、唐诗、宋文相比肩.但朝鲜文人一致认为金圣叹是奇人,金氏文章为奇文.因此,金批小说曾影响朝鲜文人的文体和文风.金圣叹的文学批评思想对朝鲜的文学批评也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朝鲜著名小说<广寒楼记>的批语中,从体例、内容到方法都参考了金批.     

从韩柳欧苏文看唐宋文的差异

唐宋散文的主要差异是:唐文奇崛,宋文平易;唐文硬直,宋文柔婉;唐文清瘦,宋文丰腴;唐文古雅,宋文通俗;唐文多正体,宋文多变体。     

北宋三史家君主论之比较

中国古代的君主论源远流长,自先秦以至隋唐,几经发展,渐成体系.入宋之后,北宋的士大夫对天子的为政之道和为君之德都有了更深层次的要求.孙甫、欧阳修、范祖禹,在其所著<唐吏论断>、<新唐书>、<唐鉴>中,都有丰富的君主论内容,但立意却颇有不同,展现出宋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见解.     

论王船山鉴史的是非原则

船山认为,历史的意义在于"垂于来今以作则者也"(<读通鉴论>卷二十),因而研究历史的目的就应当是"述往以为来者师也"(<读通鉴论>卷六),把历史作为镜子,"以为力行求治之资"(<读通鉴论>卷未).如他曾说过:"读史者鉴之,可以知冶,可以治德,可以知学矣."(<读通鉴论>卷二十)因而,研究历史的态度应当十分严肃,"求安于心,起顺于理,求适于用"(<读通鉴论>卷末);而研究历史的方法,也必须实事求是,力戒虚夸,对历史人物的功罪是非的评断,不能仅着眼于"一时之利害",而应当"通古今而计之",(<读通鉴论>卷三)力求写出"天下之公史"(<春秋家说>卷三).因此,船山秉持"推其所以然之由,辩其不尽然之实","因时度势察心穷效","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等鉴史的方法,对历史"引而伸之"、"浚而求之"、"博而证之"、"协而一之",从而"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读通鉴论>卷末).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座谈会综述

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和<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意见>,3月20日,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在济南召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座谈会.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全新、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刘德龙、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包心鉴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内各高等院校、社科研究单位及有关部门的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专家学者王希军、卢希悦、刘大可、刘玉安、李永清、李善峰、吴义勤、何中华、陈金钊、周向军、郝立忠、姜克俭、殷玉平、黄少安、商志晓等2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山东社会科学>主编武卫华主持.     

宋文对《穀梁传》的接受

“春秋三传”之中的《榖梁传》,作为圣人经典之一在宋代又重新受到重视.在宋代疑经惑古思潮的影响下,宋代“榖梁学”也较前代有很大发展,出现了研究《糓梁传》的专家,如孙复、刘敞、孙觉和叶梦得等人,同时注重《榖梁传》的学者也不在少数.“榖梁学”的兴盛是宋文接受其影响的重要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宋文对《榖梁传》的以人为本、重议论、设问句式、虚字运用以及清婉兼峻厉的风格有不同程度的接受,直接影响到了宋文关注现实、民生的现实主义特色,形成了宋文既简洁明快又摇曳多情的行文风格.而这种接受对经学和散文的发展以及深入研究都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主要包括宋文对《榖梁传》的接受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宋人由道及文的治学理路,直接影响到宋文峻厉的文风以及为宋文风格形成找到了一个常被忽视的源头等方面.     

南宋孝宗时期散文作家群考论

在宋代文学研究中,宋文相对于宋诗、宋词,显得较为薄弱,而宋文研究领域“重北宋轻南宋”的现象又较为突出,近年来这种现象得到了改变,但仍有进一步的拓展空间.本文以南宋孝宗时期作品留存在2卷以上的99位作家的散文作品为基础,对作家及作品进行量化分析,并考察作家的身份阶层、地域分布、创作成就和作家的为文宗尚,以此说明南宋孝宗时期的散文创作十分繁盛,在内蕴特质、艺术成就上形成了新的面貌和特色,欧苏奠定的宋文优良传统得到了呼应和弘扬,北宋散文的发展高潮得到了重要延续和响应,是宋文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在宋文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特色与瑕疵——《新编汉英翻译教程》评析

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世纪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之一,陈宏薇教授主编的<新编汉英翻译教程>彰显了鲜明的文化特色,渗透了当代翻译理论,体现了传统与当代翻译研究的有机结合,且练习形式多样化.该教程既有自己的特色,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以此为鉴可以进一步改进教材编写工作.     

试以《唐鉴》析论范祖禹的史学风格

两宋时期,一些史家开始以新观点、新方法研究历史,企图把史学从过去偏重罗列事实和天命迷信观中解脱出来,历史写作日益富于解说性和哲理意味.北宋史家范祖禹史学思想颇具特色,其义理化的史学风格突出反映了两宋史风的转变,尤其值得注意.本文试以<唐鉴>析论之.     

《契丹国志》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

<契丹国志>是南宋末年叶隆礼所撰写的一部最早以契丹民族所建政权为记述主体的史书,在历史编纂方面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作者通过成熟的编撰技巧,运用纪、传等形式,客观地反映出契丹民族历史的发展大势与各族人物活跃于民族交融历史舞台上的生动事迹.<契丹国志>还客观记录了契丹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和汉化进程,因而在中国史学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叶隆礼有过人的史识,在史著中大量记载了契丹皇朝盛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具有强烈的历史"资鉴"意识.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中国北京开幕

<正>2019年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中国北京开幕。来自亚洲全部47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1352位会议代表共同出席大会。会议聚焦"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主题,共商亚洲文明发展之道,共话亚洲合作共赢大计,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2019北京共识》如下:     

应当重视对《晋书》、"八书"、"二史"的研究

二十四史中<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和<北史>,记载了自西晋至隋朝的历史.这11部正史占了二十四史的近乎一半.其中的<宋书>、<南齐书>、<魏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也称为"八书","八书"中除了<宋书>、<南齐书>和<魏书>,其余五部都是唐初设立史馆后修撰的.     

读关四平博士著《中国古代文学丛论》

刘勰在谈到<文心雕龙>命名的含义时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说明"文心"是指探索作文的用心,指写文章时对心思的运用.刘勰在这里极其赞赏"心"字的内涵.陆机<文赋>也写道:"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他们都共同注意到"为文之用心"这个问题,这实际涉及到作家的创作心态问题.文学作品是作家心态借助语言而外化的一种形态,作家的情志、心态倾注在作品中,形成作品的丰富意蕴和不同风格,因此,探究"为文之用心",探讨作家的心态内涵,或者从"文心"的角度解读作品的意蕴,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和启迪,会开启一个新的研究境界.关四平博士的<中国古代文学丛论>(大连出版社,1999年出版)就是他近十年来细细寻绎"文心"之作.他的勤奋、用力,加之敏悟和精鉴,使他的探讨深刻、透辟,往往发人所未发,新意迭出,洋洋大观.     

《周礼》书名流变考

<周礼>原名<周官>始见于<史记>;王莽居摄年间出于政治变革需要,改<周官>为<周礼>,<周礼>书名始见于<汉书>,在郑玄作<周礼注>后流行于世,成为全经之正名;<周礼>在王莽居摄年间立为礼经后出现异名<周官经>,始见于<汉书>;唐代初年,<周礼>又有异名<周官礼>.<周官>、<周礼>、<周官经>、<周官礼>书名出现之后,在历代书籍中互见错出,但以<周礼>为正名,<周官>是原名,<周官经>、<周官礼>为异名.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左传》"经"、"史"性质之辨正

文章从考辩<左传>之"传"名出现的历史背景入手,证明<左传>之"传"名晚出,<左传>原本不是<春秋>之传.而经学历史上称<左传>是史,并没有否定<左传>是<春秋>之传,且用<左传>的史事阐说经义.<左传>非<春秋>之传,亦非传统意义上兼经之用的"史".     

“宋文”为“一代之文学”说评议

宋代以来,正统文人多以"宋文"代表"一代之文学",而金元以来边缘文人则多以"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胡适以来,彻底"颠覆"传统主流"大文学"观念,"大散文"由中心文体降为边缘文体,"宋文"观念价值大减.这种观念与宋人"自我评价"相差甚远,远离文学史"原生态","遮蔽"了文学史部分真相.现当代,宋代文学各体,散文研究最为薄弱,这与宋代散文杰出成就和"独尊"地位极不相称,也是对宋人和元明清各代重视宋文观念的不尊重,有反思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