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知识论视域下的"知行合一"——兼论对"良知"的新诠

当代西方知识论的发展内含对认知主体之智德(intellectual virtue)的强调,其讨论焦点已逐渐从向外求真转移到认知的实践向度上来,在一定意义上与中国传统"知行"哲学的实践智慧相契合。如果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置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视域下考察,"知行合一"的知识论涵义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其作为一种认知结构是否具有普遍价值,则尚待进一步厘清。理解阳明所言"良知"作为道德的知识与非道德意义上的知识之异同,可以德性知识论为参照,因为阳明"知行合一"说不仅与道德活动相关,也对一般意义上的认知活动的过程性和连续性有深刻揭示。而对"知行合一"作知识结构分析,能使"良知"知识论面向的特点被更清晰地展现出来。     

中西智慧比较

比较是人类认识自己最原本的方式之一。中西智慧的差异主要来自于不同的地理环境、语言文字、人的实践的历史活动和文化传统之不同特性。西方智慧首先表征为对人和世界的知识论的理性把握,注重形式,认为终极实在可以用形式化东西来把握,通过严密分析、科学精确的理性精神演化出重"自然因果"、规律和法则的科学智慧,同时注重对人的卑劣的情欲的反思、透悟,认为必须要信奉唯一的不变的人格神上帝并创生法律来对治人性之恶。中国智慧表现为对变动不居的宇宙、社会和人生运行规律的一种直觉的参悟、顿悟,认为智慧即是循"道"而行的德性体悟,是来自"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生存实践基础上的顿悟式的常识理性。中国智慧重事实和价值、德性之知、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中西方对智慧的理解就文化传统、认识论、伦理学的种种视角来看确实有差异,而实际上就深层次或大眼光来看,彼此都是相同相容,也是可以相互融合创新的。中西智慧比较不仅要突破西方中心论,也要突破中国中心论,在整合创新的基础上应内化为公民人格建构的教化实践中。     

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及其思想史意义

<中庸>中的"尊德性而道问学"是中国哲学"为学之方"的经典表述,以后的朱陆之辩在语言学上实际上是出于对"而"字解读的不同.从义理上看,则是自孟子、荀子以来在认识论上"先验论"和"经验论"的分野,也和自张载以来知识论上的"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相关,这种为学工夫论之争也是以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哲学本体论分歧在方法论上的反映.但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本质上讲是一致的,不是本末之争而是孰先孰后孰重孰轻之争.关键在于二者所理解的知识仍是"道德知识",最终都仍是落在修身成圣这一目标上,这也和中国哲学德性至上的大传统相符.     

苏格拉底：理性与德性

确认人的主体性,建构基于普遍理性的知识与生活,是苏格拉底哲学的基本主题。他的德性论以知识论为基础,以道德主体之确立为核心,开始于自我的理性反思,而展开于自我之道德实现。无论知识还是实践,都贯穿着理性的逻辑。正是这种强调知识论、伦理学与存在论相统一,洋溢着理性精神和乐观主义的哲学,超越了智者派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深刻改变了希腊哲学的思维轨迹,推动了希腊哲学的人文转向。     

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

西方传统哲学是一种知识论哲学,现代西方哲学要求超越知识论,走向存在论,回归生活世界。原因在于知识论哲学的基础主客二分模式难以解决主客体的统一问题,在近代陷入了自我中心的困境,回到人依寓于世界的生活实践的基础就摆脱了这一难题;知识论哲学以科学为榜样,但科学日益暴露出局限性,因而要求回到科学世界的基础——生活世界,超越科学主义;知识论哲学认为知识高于生活;为了求知而遗忘了人和人的生存,现代哲学认为生活高于知识,知识必须以生活作为根基。通过回归到生活世界,在知识论哲学中感性与理性处于分裂状态的人实现了统一,成为完整的人;在知识论哲学中人与世界的对立也在生活实践中取消了,人与世界是和谐统一的关系。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文化哲学

文化哲学作为现代西方主流哲学精神之中的一种基本理智运思方式,它体现了人作为具体历史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实现了哲学向人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它是哲学摆脱西方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困境、实现自我拯救与超越的有效途径。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内涵在于：实践是人的本质与存在方式,是对人自身和人与世界关系的再创造。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论定位,使得马克思哲学具有强烈的文化哲学底蕴。     

当代哲学的功能定位与价值取向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战。在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实践和不断反思自我的双向运动中透析研究对象,优化研究思路,拓展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哲学既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之源,并超越国界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又具有特殊性,是一种特殊性的哲学,因为马克思是作为个体人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关注世界。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一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哲学思想的支撑与引领。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应当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的精华,还应该是当今世界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要深刻认识当前中华民族面临的极为复杂的世界格局以及与其需求相比所面临的智慧短缺状态,积极开展前提性批判和自我批判,在东西方文化的思想碰撞和实践激荡中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内在结合,促进中华民族智慧的当代发展。     

我们如何追问哲学?

我们今天如何追问哲学?这问题再一次使我们面对古希腊人为"哲学"所作的命名.古希腊"爱智慧"经历的断裂决定了西方哲学的基调,它以分裂人的生命为代价、以人与存在的对立为框架走上了一条知识论的道路.由"爱智慧"确立起来的传统哲学,是一条哲学之路,它塑造了西方形而上学的三大梦想(存在论梦想、知识论梦想和逻辑学梦想).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正是建筑在这类爱智梦想基础上.     

反思认识活动中的价值生成——基于实践哲学与哲学实践的辩证统一

阿尔都塞提出实践哲学与哲学实践之间存在根本差异,但哲学实践有属于理论活动的一面,因此,在理论场域中对实践哲学及其当代形态与哲学实践加以区分和澄清是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的重要手段。当哲学实践作为实践性质的理论活动时,它通过推动实践哲学与哲学实践的辩证统一,破解因知识论与价值论的对峙所导致的工具理性成为知识论领域唯一价值标准的困境,从而在知识论中发展出新的内在价值论维度,进而在理论活动中实现内生的价值自觉和价值引领。对此,冯契“转识成智”的方法论为我们探索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唯物史观具体化路径,实现知识论与价值论的内在统一深具启发价值。     

阳明心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阳明心学不仅是直指本心的“培根固本”之学,也是面向生活本身的“真切体认”之学。由良知出发,王阳明考察了“志”之于心的意义,将格物的功夫在心上做,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贯穿于实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阳明心学随着时代发展而彰显思想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运用阳明心学理解实践的思维方式,探究革命理想与意志力的作用。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对阳明心学的体悟与理解,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心学因素,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哲学“体知”的意义——从西方诠释学的观点看

"体知"是中国哲学所特有的面对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它不同于一般的认识方法,与西方近代主客二分的知识论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儒家的"体知"观念则更重在个体生命的修身成德和道德实践性的充分扩展,凸显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旨趣。作为认识社会、体悟人生的实践型智慧,"体知"重视内在的省察,反观自我之心灵,而非一味地逐于外物;强调个体生命的亲历性和在场感,将知识的获得和生命的直接体验融合为一体,视求知为一个知识内在化的过程。同时,"体知"又包含了身、心、灵、神等不同的层面,在社会实践的场域中,不断地反思和重构已有的历史意识。就个体生命而言,"体知"是一个接受教化、融入群体的过程,又是见证人类普遍精神、存续文明脉流的不息活动。     

德性知识论

德性知识论 (virtueepistemology)是当代西方知识论中产生的一个新研究方向。它是在已有的内在主义义务论与外在主义的可信赖论的基础上 ,运用伦理学的基本概念 ,尤其是亚里斯多德的“德性”概念 ,来解释规范性认识的产物。知识由此被定义为“产生于认知德性的真信念。”文中讨论了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索萨的“德性视角主义” ,包括它的作为能力与倾向的“理智德性”、作为思想品格与知识性质的“理智德性”、以及“德性的视角”等基本概念框架 ,并论述了德性知识论的最新发展状况     

直觉智慧与经验分析──论中西哲学思维方法之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被西洋人称作东方神秘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种直觉的智慧。即是说，中国的古代文明是通过直觉思维获得的。西方文明固然也很重视直觉，但是，它更重视经验分析。中国古代哲学的诞生及其特点，集中表现了中国人致思趋向的直觉特征。“道术”的混炖性产生了《易经》的神秘智慧之源。其中原始朴素的唯物论倾向和辩证法色彩，都是靠圣贤之直觉而来。在以后的漫长发展中，从多方面强调了通过直觉获得智慧。“体认”、“顿悟”、“诚明之知”、“湛然之知”、“藏识”、“禅定”等，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直觉之蕴含。张载肯定在人…     

论“天人合一”之“合”

论“天人合一”之“合”康中乾《人文杂志》编辑部与西方知识论的哲学传统相比，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的哲学，它凸现的是人的价值问题，关怀的是人的安身立命之事，探寻的是人的生命的终极存在之道路．“天人合一”就是对中国哲学这些内涵的概括表述．那么，“天人合一”中的...     

“德”与“智”的现代转型:现代新儒家思想中的理性主义

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转型过程中对"科学性"与科学精神的重视可溯至西方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思潮。西方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知识哲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本土化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学术土壤里与之相应的传统思想资源。本文选取现代"新儒家"学术群体中具有西方理性主义特征之思想为主体,旨在探索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中理性主义的形态。尽管受到西方哲学,尤其启蒙时期以来的德国哲学影响,西学东渐的接受范式仅仅为新儒家构建理性主义思想提供了框架。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里的以道德实践为最后的"德"与"智"——德性与智性——取代了西方狭义理性主义范畴对立于外部经验的内在"理性",成为中国当代理性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现代新儒家注重西方哲学的抽象思维和科学精神,将西方理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与思维模式中进行重构,以实现传统儒学道德观和知识论的现代转型。     

知识作为人的生存方式--中国传统认识论的存在论之维

中国传统思想中"知"的范畴与近现代知识论中的"知识"概念不同,它首先是一个标志着人与万物、他人交往的实践范畴而不是主体内在意识状况的概念."有知"不仅指人对世界具有了解,更重要的是指通过交往而对世界具有情感态度与相应的行为方式."知"反映的是人与世界的存在关系,它原则上是一个属人范畴."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表明了"知"与人的这种内在从属关系.     

镜子隐喻与哲学转向三题

文章由镜子隐喻透视哲学转向。拈出三题 :近代笛卡尔、培根开始铸造认识论哲学转向的基本形态 ,它遵循“镜子隐喻” ;20世纪维特根斯坦哲学通过用语言问题取代心灵镜喻凸出了哲学的语言转向 ,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对语言表象论的镜子模型的摧毁则是一种走出西方知识论传统的运思之路 ;由“言”与“知”的视角 ,联系中国古代庄子学说 ,从一种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到中西哲学之分殊及其会通的可能。     

论西方传统哲学观的知识论立场及其理论困境

从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发展中,西方传统哲学家们提出了种种不同的哲学观。这些哲学观一方面从不同角度彰显了哲学本身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则暴露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理论立场是知识论立场。知识论立场下的哲学理解颠倒了人与哲学的原初关系,导致了哲学的“异化”：哲学之为“学”本是应人的生存与发展而产生的,是实现人类本质、彰显生存意义的一个中介,但在传统哲学的视野中,这一中介却僭越为人之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而作为哲学的真正基础的人却降为知识形态的哲学发展链条上的一环,     

比较视野下的中西知识论概观

将儒家的知识论解读为一种道德知识论,并且鉴于儒家哲学的主流地位,进而将传统中国哲学的知识论界定为一种道德的知识论,尤其是"‘力行’的知识论",应当说是可以成立的。与此不同,西方知识论传统的导向是求"真",目的都是为了获取真知识。中西知识论之所以有"知道如何"与"知道如是"的形态上的区别,以及目的论取向上的差别,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各自的文化背景。从根本上说,文化中的这几个要素——语言文字、数学与逻辑、哲学与思维方式,尤其影响着中国古代知识论的形成。进入现代,不论是张东荪还是金岳霖,他们的知识论的出发点与所借助的思想资源都是属于西方的,尽管不排除其中也暗含着一些中国哲学的东西。他们的思考以及所产生的论著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论的一种趋向,这就是对西方知识论的吸收、对话和融合。     

血亲情理还是理性主义--中西方德性与知识研究视角透视

知性在西方的哲学中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是理性在意识中的思辨反思,是感觉知觉的综合而形成的概念能力向度。但一旦当知性所欲求的知识与力的冲动相联系而具有伦理精神,其德性的形成即具有理性主义的特征,或者说,知识与德性之间也形或了概念话语的某种关系的张力,在西方,倾向于德性的理性主义,在东方则是知识的德性主义,或说知性德性、而在中国古代,没有知性的概念,和古希腊一样是以知和智实现向德性的转换。但是由于传统心性儒家赋予知或智以道德情感,心性相融本身已经祛魅知识在德性形成中的作用,甚至其知行合一预示了对道德行为的漠视。而萄予与心性儒宋不同,心无德蕴涵了对知识的渴求和转知成德的期望,其复反其初的知性思维把知识与德性的关系嵌入行为的践援之中,而其现实主义品格、实践理性的精神又隐分了对德性的尊重并且把知识与伪相结合赋予知性分的特埂及其追求义利和谐、德得相通的和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