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乡村经济史研究综述

近年来近代中国乡村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大有成为显学之势,引发了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的浓厚兴趣,成果颇丰,但就乡村经济而言,有关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总结.本文拟从学术史角度对乡村经济史研究作一梳理和简评.     

略论浙江近代经济史研究

从事了三十多年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前二十年侧重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特别侧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斗争、武装斗争和党内的路线斗争历史的教学.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时代的烙印.近十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习和研究.并讲授中国近代绎济史课程.史学界前辈,特别是近代经济史工作者,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做出了不少的成绩.有人曾统计过,建国以来至1976年,共出版学术著作100种,发表学术论文583篇.近几年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出现了新气象.从1976年10月至1985年底,共出版学术著作136种,发表学术论文1565篇.     

三十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食货派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之后形成的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为研究旨趣的学术团体。食货派形成以陶希圣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队伍,注重系统搜集和整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专题史料,并以此基础,在寺院经济史等方面开辟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      

陶希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转向

大革命失败后,人们以社会经济史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现象的发展、探讨社会的形态及其变迁的新趋向,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迅速兴起.然而,在社会史论战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试图重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时,简单化、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的倾向明显,一度陷入“谩骂式”政论.在反思社会史论战的过程中,在理论与材料关系方面,人们理直气壮地倡言史料,重视史料.陶希圣也积极倡导搜集史料,主张史料与理论并重,掀起了所谓的“食货运动”.     

《四川近代经济史》

《四川近代经济史》一书已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于２０００年４月出版。“四川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课题由四川大学经济系中国经济史教研室担任，凌耀伦教授任课题负责人，彭通湖副教授担任该书的主编，熊甫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的刘方健教授担任该书的副主编。裴倜副教授、陈昌智副教授及于建玮讲师也参加了该书的工作和编写。 该书内容涉及近代四川的农业、工业、商业、外贸、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等，既突出四川近代经济与全国经济发展的共性与个性，又注意四川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地区的差异性，对了解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特别是了解内地经济的…     

经济史与社会史

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中外经济史的研究都经过了一个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过程,傅衣凌先生倡导的"社会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全力以赴的方向。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同样需要与社会史的结合。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期问题

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一门介于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学科。解放以来,在这门学科的研究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这门学科原来的基础比较薄弱,有许多问题经济史学界迄无一致的意见,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即是其中之一。历史研究总是要分时期分阶段进行,科学的历史分期应该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以,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牵涉到对这门学科的深入研究,牵涉到这门学科的教材建设,牵涉到这门学科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研究和探讨这     

需供管演进假说:探索经济史研究新体系

构建经济史研究新体系涉及确定经济史的生产流程,并且使它分别与经济思想、经济史料、经济哲学、经济假说等相关联;还需要思考需供管系统的合力分解问题,目的是弄清需求、供给和管理三者之间的关系;经济思想向经济理论升华的过程中,经济史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如果把“新体系”应用在理论经济学研究中,一方面应当了解需求力、供给力、管理力的历史合成,另一方面也应当注意科技力分别作用于物质力和思维力。“新体系”在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的应用,涉及探讨计划经济下的需供管和市场经济下的需供管两个问题。对“新体系”进一步发展的设想是建立“历史→理论”数学模型,提出建立需供管数学模型的基本思路,以及作为该模型先导的哲学模型。     

1980年以来西北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

西北近代经济史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一个分支,近些年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并取得了很可喜的研究成果,工业、农业和农村经济、财政金融、交通运输及商业贸易等各方面都有了广泛的研究,而这方面的研究综述却不见于文。为了填补此项空白,更好地推动这一研究领域在新世纪的深入开展,有必要对1980年以来西北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状况加以评述。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几个一般认识问题

毛泽东同志早于四十年代初就有过对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分析的研究的号召,五十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史学界前辈响应这一号召,也曾呼吁要加强研究中国的近代经济史,有同志还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视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最薄弱环节,予以特别强调。时至今日,除高等院校为应教学急需先后编出几本讲义之外,仍无一部篇幅和水平均相当的中国近代经济通史的专著问世。此种现状,表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科建设,尚处在较为年轻的阶段。因而不只在本学科的各个方面的具体问题上,有许多待进一步研究乃至拓荒的工作,即对本学科的不少属于一般认识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下面仅提出其中的几个问题,略谈些粗浅的看法,用以抛砖引玉,希望得到指教。     

评介《清实录经济史资料》

我校经济学院陈振汉教授等从1949年起就致力编纂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篇)》(顺治—嘉庆朝,1644—1820),最近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清实录东华录经济史资料》(道光—光绪,1821—1908)也可望与读者见面。审慎筛选、详尽无遗,这是该书的第一个特点。清实录卷帙浩繁,共有4433卷,约4400万字,但经济方面的史料过于琐碎,有的记载虽多却不集中于一时一地,有的虽偶有记载,却不知在何朝何年。因此,要收集某一方面的经济史料,必须翻阅全书。为了“替国内外的广大研究工作者节省一些翻检原书的劳动”,陈振汉教授等几乎投入了他们的毕生精力,致力于《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工作长达近40年,编成了近500万字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和《清实录东华录经济史资料》。迄今,国内还没有任何一本同类著作比这部书更加详尽无遗。难能可贵的是,详尽无遗并不意味铺张奢陈,所选史料都经过了审慎的筛选。从这一点来说,钩沉爬剔功不可没。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几个一般认识问题

毛泽东同志早于四十年代初就有过对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分析的研究的号召,五十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史学界前辈响应这一号召,也曾呼吁要加强研究中国的近代经济史,有同志还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视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最薄弱环节,予以特别强调。时至今日,除高等院校为应教学急需先后编出几本讲义之外,仍无一部篇幅和水平均相当的中国近代经济通史的专著问世。此种现状,表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科建设,尚处在较为年轻的阶段。因而不只在本学科的各个方面的具体问题上,有许多待进一步研究乃至拓荒的工作,即对本学科的不少属于一般认识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下面仅提出其中的几个问题,略谈些粗浅的看法,用以抛砖引玉,希望得到指教。     

梁方仲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文章讨论了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人梁方仲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梁方仲先生以其扎实的文史修养和良好的社会科学造诣,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大处着眼,从具体问题的深入考释入手,以"一条鞭法"研究为中心,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多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构筑起关于中国传统经济运行的解释框架,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蒙古族经济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9月21日至24日在呼和浩特举行。现将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一、蒙古族经济史研究的对象、内容与范畴问题。与会学者认为,蒙古族经济史是研究蒙古族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规律的一门学科。它研究的对象是蒙古族历史发展中的各种经济现象,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特别是社会经济的     

论经济史与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史是经济学科中的基础学科，在中国经济学界，不少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的功用还缺乏清楚的认识，甚至贬斥经济史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不利于中国经济学的健康发展。有必要澄清经济史与经济学的相互关系，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     

地区部门经济史研究的硕果——《苏州手工业史》简评

当前,随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区域经济史、部门经济史、行业史、经济思想史等研究,正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和多学科的相互渗透,不仅丰富了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与内容,而且对研究方法的变化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由段本洛、张圻福合著的《苏州手工业史》一书,就是在近代经济史学界研究领域拓展、研究方法发生重要变化阶段,率先呈献给读者的一个硕果。在这部五十万字的学术著作中,作者以全国社会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苏州地区手工业为研究对象,从纵横两方面对自1522—1956年间苏州地区的丝织、棉织,传统工艺美术手工业、城镇其它各行各类手工业     

应如何把握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方向

经济史学科是融合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边缘学科,因而在经济史研究中,就研究对象、方法和成果而言,显现出偏重于历史学或偏重于经济学的特点来,形成了历史学家的经济史或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目前,运用经济学方法,并对经济学科产生较重要推动作用的研究成果略显不足。经济学理论离不开经济史,理由在于：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础;经济理论必须结合经济史揭示的经验性材料,才能启发人们更好地从实际出发加以应用。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创新应加强运用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应注重根据研究目的和可能得到的史料更多地运用经济理论为工具来解释和分析经济事实,如运用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区域经济理论、边际分析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产权和制度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对外贸易理论、城市经济学理论等等。应注重从经济史中总结出特定规律,以对现有经济理论进行补充和创新。 在南开大学近期召开的新世纪中国经济史研究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本刊记者就经济史研究方面的有关问题采访了南开大学经济史学教授了长清先生。     

定量分析法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应用(上)

近几年来,经济学界提倡用定量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现象的人多起来了,一些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也主张用数理方法分析历史上的经济问题,如吴承明先生在《关于研究近代经济史的意见》一文中,就提出要“加强数量概念”(见《晋阳学刊》1982年第1期)。在经济史研究中,数量的研究究竟应放在什么地位上?这种研究采取些什么方法?所谓定量分析法是什么?它包括哪一些内容?如果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不反对进行数量的研究,而且主张加强数量的研究,那么在采用定量分析法研究时,是否可以顺利进行和开展?在实现过程中,究竟会碰到哪些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探讨。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创刊

我国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学术性杂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最近在厦门大学创刊。该刊以刊登社会经济史的理论研究和中国古今各种经济史专题研究或讨论的文章为主,内容包括对经济结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洞庭湖区社会经济史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洞庭湖区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主要涉及洞庭湖区历史演变与环境变迁及灾荒史、社会构成、农业经济、手工业、市场网络、金融及赋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已有研究在时间段限上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在内容上以有关洞庭湖区历史演变、洪涝灾害及其治理和粮食生产方面的成果居多,学术视角比较单一,缺乏整体性与系统性。因此,应突破单纯的经济或社会层面,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注意纵向和横向比较;深入挖掘史料,以促进洞庭湖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