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阶层的出现与社会价值观的转型

随着城市的复兴 ,商人阶层树立了与当时社会相对的价值观。庄园制社会崇尚的是自给自足 ,商人却以钱财为本 ;庄园制社会崇尚的是等级观念 ,商人在追求钱财和从事经营的道路上 ,最看重的却是自由 ;庄园制所崇尚的是各自封闭 ,而商人阶层经营却以交往和联系为特征。随着商业活动的开展 ,商人所崇尚的冒险和开拓的精神也随之发展起来 ,成为地理大发现的原动力。因此 ,商人阶层的形成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 ,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先秦义利观的历史反思

本文论述了先秦诸家中儒家尚义轻利、墨家重义贵利,道家义利双弃、杨朱“为我”、法家重利贱义的不同义利观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崛起研究

作为时代和社会进步的新兴阶层,以商人阶层、乡绅以及约曼农阶层和专业人士阶层为代表的中间阶层构成了18世纪中产阶级精英的主力,这些新兴力量的出现和崛起,不仅改变了英国传统的、等级色彩浓厚的社会结构,而且对英国近代社会转型、工业革命的开展和民主化进程的推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直接促成了19世纪更加成熟的中产阶级的形成。     

价值观念的异动与商人形象的嬗变——中国古代文学商人形象研究之二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人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日益扩大 ,这既导致了社会道德思想体系内的局部调整 ,也促进了文学价值观的新变与商人形象的嬗变。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小说打破中国古代文学塑造商人形象的传统模式 ,不但将商人阶层作为主要表现对象之一 ,而且对其进行了总体性肯定 ,体现出历史的进步     

诸子的人兽理论与学说分合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统政治权力的真空时期。因此,“乱”,构成了那个时代最基本的时空特征。从大的方面讲,它导源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而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乃至“陪臣执国命”的政治变化;从小的角度看,则可归因于“臣弑君”、“子弑父”和“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等“二逆”或     

孔母“颜征在”考辨

孔母“额征在”，史称大贤德，并谓出身曲阜望族。究其竞：贤德是真，望族则假─—突出贫贱的最低阶层者也。本文先从先秦紧要制度“姓氏制”入手，考辨了“颜征在”一名虚豁失真，仅只是一位颜氏大家族名下的下女；继而以春秋贵族婚制“媵婚制”考论了她在家庭内地位之卑贱；然后又佐以她的亲密女伴─—贱妪及孔子本人“吾少也贱”的有力材料，确证孔母突出败民阶层，从而论证孔子亦属践民出身。此与历古迄今一致认定“孔母孔子出身贵族论”大相径庭。     

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构成研究

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构成是在继承传统商业伦理的基础上，又在“敬业自重”、“义利互动”以及商人素质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儒家经济伦理对商业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是明清时期商人阶层角色心理转换的结果。     

农民经商的误区

(一)“东西越贵越不卖”。农民对辛苦劳作的成果,想要卖个好价钱,意在情理之中。但是,商品的价格存在着上涨和下跌的客观规律,不是以个人愿望决定的。商品贵到一定程度,便有贱的可能,存有“惜售”心理,最终十有八九要吃亏。(二)“做广告不是买卖”。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善于生产而不善于     

论唐代商人的政治地位

本文从唐代商人入仕与唐代后期官商阶层两个角度,对唐代商人的政治地位作了深入的分析。第一部分指出,唐代商人入仕途径广,人数多,促使唐政府事实上放弃了“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的禁令。同时论证了商人入仕的局限性,强调对唐代商人入仕的社会影响不能估价过高;第二部分对唐后期官商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指出官商在经济上与政府的合作性、政治上对封建官府的依附性。     

论《墨子》的政治辩证法思想

《墨子》政治辩证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是运用“爱民”和“明罚”统治手段实现民众与统治者一致的思想 ;二是下同于上与上同于下相统一的“尚同”思想 ,以及谏臣可以“长生保国”的思想 ;三是“利之中取大 ,害之中取小”的政治决策思想 ;四是“安危治乱 ,在上之发政”、“强必治”等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思想 ;五是“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政治地位转化的思想。《墨子》政治辩证法思想与“得之下情则治”及“非命”的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直接相关。     

明清徽商妇社会分工的商品化倾向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愈益繁荣,商人阶层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士农工商”的传统阶层界限被逐渐打破,商人享有的权利比以往更广泛。徽州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典型的区域,随着徽商活动领域和范围的不断拓展,家中日常琐事几乎都由徽商妇人来完成的。同时,徽商妇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家庭角色,男耕女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她们与商品市场联系更加密切,其劳作的各方面都受到市场需求的支配。     

清末民初贵州现代商人阶层的兴起与贵州的早期现代化

贵州现代商人阶层最初生产于1890～1905年间,兴盛于20世纪20、30年代。其来源主要由士绅向商绅的转化、知识分子的介入、留学回国人员经商、传统商人向现代商人的转化。商人阶层对贵州早期现代化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现代经济观念的输入、对现代工业化的推动、城市化的影响、政治参与的扩大等。     

市民社会与中日的近代化

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历程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从市民社会的角度出发去考察:第一,在历史时段上,日本在元禄时代(18世纪前后)市民社会力量就已经成长起来,而中国则是在清末“新政”时期(20世纪前后)才产生了市民社会的萌芽。第二,在社会力量上,日本的武士阶层是市民社会的特殊力量,而中国的士绅阶层,却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秩序的顽固势力。第三,在社会经济上,日本的新兴商人作为市民社会的重要力量和反抗幕藩统治的生力军,而中国的商人最终不是作为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出现于社会,而只是地主、官僚阶级的附庸而已。中日两国市民社会的不同状况和发展差距,决定了近代化过程中的差异性以及不同的历史命运。     

先秦“小人儒”审视

“小人儒”是与“君子儒”相对的概念。儒的阶层中有“小人儒”,他们忽视仁义原则,仅仅注重个人的实际利益,满足口腹之乐,强调衣冠外表,子夏、子张、子游就是突出的代表。孔子界定小人儒有六点依据:注重外在事务,忽视内在修养;深入微观,宏观把握不够;注重功利需要,轻视或者忽视道义主张;对儒家实质认识和行为上有偏差;没有实行好“中庸之道”;加剧儒家分化,使道家、墨家、法家发展。俗儒、贱儒、假冒儒、衣冠儒、士君子就是历史上比较常见的小人儒。     

文、企阶层论纲

一、中国还存在阶层吗? 人以群分。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已不复存在以后,在摒弃了我们所深恶痛绝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中国还有没有阶级、阶层?按社会学理论,人还是可以分为?多群、许多层的。对阶层有了清晰的认识,改革才有战略基础,改革无非是各阶层间利益的大变动,大调整。只有明确了不同阶层的得益情况,才能掌握不同阶层的对改革的态度,才能在调整不同阶层关系时,运筹帷幄。关于“阶层”,“红头文件”上虽没提过,可是,理论家们还是有不少论述的。再说,“红头文件”上曾提到“利益集团”。其实,“利益集团”就是“阶层”。利益不同,阶层才得以形成。使用“阶层”一词比“利益集团”更醒目、更规范化。二、中国存在哪些阶层?     

近代商人与辛亥革命

晚清的社会变革使传统商人发生变化,促使了近代商人阶层的发展、壮大。近代商人在辛亥革命前的公共领域已相当活跃,致力于新式教育事业、投身公共事务、倡导立宪、主张地方自治。在辛亥革命中,商人利用商人社团积极参与革命活动,维护各地社会治安;辛亥革命后,商人又竭尽所能为各地军政府积极筹措资金,维持政府开支。近代商人在辛亥革命前后积极参与,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西汉市集贸易管窥

西汉市集贸易管窥钟兴永西汉之世，市集贸易既有承继，又有突破，更有发展。“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可谓是西汉社会思潮的真实信息。一、西汉市集的设置汉初，高祖刘邦为抑制中小商人，恢复农业，颁布了贱商令。规定：有市籍的商贾不准穿绸；不准骑马；不准坐车...     

明清小说中的弃儒从商现象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抑商、贱商的历史由来已久。但在明清小说中,却涌现出大量书生“弃儒从商”之现象。从社会角度看,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的提高、经商风气的盛行、重商言论的泛起,使书生们对商业和商人的偏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于个人而言,科举功名的难以求取以及谋生的需要使一部分书生不得不放弃儒业走上了经商之路。小说中这种现象正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真实反映。     

先秦两汉商人分层之变迁及其政策分析

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商人分层呈多样化,素商、政商、儒商、黑商均占有一定比例,且素商居多。西汉后期至东汉,政商比例逐渐增大,且分层趋向单一化。这个趋势说明在封建社会,商业的发展不能完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前行,统治阶层在政策上的抑制或放任会随时影响到商业发展,继而影响商人的构成类型。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也会对统治阶层的决策产生影响,在这内外两种力量的交错影响下,商人分层也会随之改变。     

裴頠“宝生存宜”的道德思想

在总体上 ,裴危页虽反对贵无论“有生于无”的思想 ,强调万物为“自生”,但又认为“道”决定万物。在道德上 ,他提出“宝生存宜”的人生价值思想 ,以人的自然为“宜”,肯定人的欲望 ,但反对纵欲 ,强调该把欲望调节在“节中”的位置上 ;重视“风教”(道德教化 ) ,并推扬物质手段在实践操作上的润滑作用 ,这些至今仍不失其合理的意义。但是 ,他肯定带等级性的道德现状 ,其落后性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