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情势的出现对我国引渡制度发展的几点启示

引渡是国际司法合作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打击跨国和国际犯罪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传统引渡制度所确立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如政治犯不引渡,双重归罪等原则在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国际社会不断出现新的情势,如恐怖主义、腐败犯罪日益猖獗等,传统的引渡制度的基本原则面临国际新形势的挑战.因此出现了许多国际公约对传统引渡制度做出变通的规定,虽然还不至于完全颠覆传统引渡制度,但足以引起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     

传统引渡障碍的最新突破--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传统引渡障碍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加强而不断衍化.我国近期加入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引渡中的双重犯罪原则,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和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等传统引渡障碍作了不同程度的突破,对今后引渡制度的发展具有示范作用.     

关于引渡制度的几个问题

引渡是与犯罪作斗争的一种国际合作，是国家之间刑事司法互助的一项重要制度。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引渡制度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并且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普遍性国际公约对整个引渡加以规定，因此有必要对引渡主体、引渡客体、引渡的基本程序和法律依据以及关于“政治犯不引渡”等一系列问题加以探讨。     

简谈建立我国引渡制度

引渡，作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一种方式，在国际社会中日益显示出重要作用。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引渡体系。本文就建立我国引渡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引渡背景下的刑事法变革探析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各国刑事司法合作日益紧密的当下,如何将逃亡国外的贪官污吏引渡回国、实现正义审判,是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笔者关注国际法律制度与国内刑法的衔接,以近年引渡实况为背景,从引渡困境切入,探讨国际化背景下的大刑法改革之路,以期通过自身革新实现国际追捕的新跨越。     

从条约法角度评“死刑不引渡”

中国为引渡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均承诺对被引渡人不适用死刑。许多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条约在国内的适用问题,然而中国宪法却缺乏相应的明确规定,以致我国有关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没有统一的规则可以遵循。因此,我国法院在审判被引渡人时,面临着遵守国际条约还是服从国内立法的两难选择,我国应当完善有关立法,尽快填补上位法规定的空白,以妥善处理条约在我国的适用问题。     

我国对“死刑不引渡原则”的运用与引渡立法的完善

“死刑不引渡原则”是现代引渡制度的产物,是随着人权观念的兴起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国《引渡法》对于此项原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为了我国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顺利开展,在我国的《引渡法》中明确规定“死刑不引渡原则”应当是大势所趋。     

我国引渡法应明确写入死刑不引渡原则

与西班牙缔结的双边引渡条约,中国采取了务实的选择,将死刑不引渡原则明确其中。为了更好的开展对外引渡合作,在我国《引渡法》中也应确立该原则,而这并不是对我国现行死刑制度和死刑政策的否定。     

论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法理基础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在国际引渡制度中既是地位以及被接受程度最高的一项法律原则,同时亦是不确定性因素最多和争议最大的法律原则。因此,以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法理基础为视角,不仅可深化对该项原则具体涵义的理解,亦可站在历史的高度,增强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之所以作为国际引渡制度基础原则而存在的说服力,此外,亦有助于开拓和丰富引渡法律研究的具体思路与方法。     

国际刑事法院引渡请求之国际法效力评析

国际刑事法院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设性国际刑事审判机构,它的设立被誉为国际刑法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但国际刑事法院能否有效惩治犯有其管辖之罪的罪犯且有效预防犯罪,还有待实践的证实.这里以双重犯罪原则为视点,从法理学角度阐释了国际刑事法院引渡请求的国际法效力,认为国际刑事法院欲惩治犯有其管辖之罪的罪犯必须要将之引渡至国际刑事法院接受审判.     

关于死刑不引渡原则的思考

我国立法、司法界基于本土化高于国际化因素使然,对法理、法之精神以及对司法权威的僵化认识,忽略了死刑不引渡原则在实现司法公正,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真正步入权利时代的重要意义,在引渡法中没有将死刑不引渡原则明文加以规定。为适应国际化趋势,我国应采取相应措施,对死刑不引渡原则进行立法完善。     

国际反恐中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实现方式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呈现出强劲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成为严重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宁的一大公害。为了形成全球性的反恐合作机制,国际社会相继达成了一些国际条约和公约,加强了国际间的司法协作。由于各国政治体制、法律传统的不同,对于引渡条约中规定的引渡义务和例外情况便有不同的解释,这赋予了或引渡或起诉这一原则在反恐大背景下新的含义,并引申出在引渡国际恐怖主义逃犯时是否适用例外性规定的争论。因此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讨论,从法律角度来看主要集中在引渡问题,尤其是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实现方式上。     

论我国简易引渡程序的设立——结合《中国和秘鲁引渡条约》第13条分析

简易引渡已是世界各国引渡立法普遍接受的一项制度，而是我国引渡法立法的一项空白。本文首先对学界关于简易引渡程序研究的现状进行简要评述，指出研究价值所在。进而结合《中国和秘鲁引渡条约》第13条，对其进行逐句分析和思考，并吸收外国引渡立法的先进经验，提出在我国设立简易引渡程序的具体方案。     

浅论或引渡或起诉原则

“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是一个历史悠久且被广泛运用的重要原则。文章探讨了关于“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几个基本问题：缔约国在“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之下究竟是承担一种义务抑或是享有一种权利;在该原则的内部,缔约国的引渡和起诉义务是选择性还是顺序性;以及“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与普遍性管辖原则存在的联系和区别。在探析的基础上,指出“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是实现对国际罪行的普遍管辖,防止国际罪行“有罪不得罚”的现象的国际刑法重要原则。进而分析我国对该原则适用存在的几点问题并提出立法建议。     

从赖昌星被遣返谈我国外逃腐败分子的引渡难点及应对之策

近年来,我国腐败分子外逃"避罪"现象日益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腐败分子外逃之后难以引渡,不能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更是起到了极其恶劣的示范效应。以厦门远华走私案涉嫌主犯赖昌星被加拿大遣返回国为例,通过积极签订引渡条约、借助第三方力量、偿试引渡的替代措施等途径来解决引渡困难的现状。     

国际刑事法院引渡请求之国际法效力评析

国际刑事法院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设性国际刑事审判机构 ,它的设立被誉为国际刑法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但国际刑事法院能否有效惩治犯有其管辖之罪的罪犯且有效预防犯罪 ,还有待实践的证实。这里以双重犯罪原则为视点 ,从法理学角度阐释了国际刑事法院引渡请求的国际法效力 ,认为国际刑事法院欲惩治犯有其管辖之罪的罪犯必须要将之引渡至国际刑事法院接受审判。     

《北京公约》引渡条款之适用

为打击航空犯罪，《北京公约》更新了航空安保公约中的引渡制度，尽可能地为惩治航空犯罪编织更加绵密的法网。《北京公约》中关于航空犯罪去政治化的努力与可引渡罪行的规则将会降低引渡航空犯罪行为人的困难程度，但仍会受制于国家主权对引渡的限制。《北京公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及中外引渡条约表述虽不同，但本质上并无冲突，其微小差异可以通过解释及其他适当措施予以消解。作为引渡依据的中外引渡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和《北京公约》的适用顺位应当根据条约与法律对具体事项的规定判定。中国应尽早与条约前置主义国家签订双边引渡条约，修订已有的中外引渡条约，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中的绝对不引渡本国国民改为“有权拒绝”引渡本国国民，并明文规定或引渡或起诉原则。     

论国际法院"关于或起诉或引渡的义务问题案"及其意义

探讨了比利时诉塞内加尔的“关于或起诉或引渡义务问题案”。联合国国际法院就此案认为，由于乍得前总统哈布雷仍在塞内加尔的控制和监督之下，且塞内加尔已为起诉哈布雷采取了相关措施，不存在对比利时的权利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与危险，故未指示临时措施。在探析的基础上，指出“或引渡或起诉”是国际刑法的重要原则，是实现对国际罪行的普遍管辖的重要条件，因而可以防止对国际罪行“有罪不罚”的现象，进而实现对指控有国际罪行的人进行惩处的正义要求。     

从赖昌星案看中加刑事司法合作

赖昌星案件的处理为中加刑事司法合作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未来中加需共同努力,为尽早缔结中加引渡条约创造条件。当前我国需对死刑制度进行反思,对外逃者既要追"人"、又要追"赃",同时有效构建资产分享制度,并采用适当的刑事政策,鼓励外逃贪官、经济罪犯自首。更需要从源头上反腐,防止贪官、经济罪犯外逃。     

论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立法完善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无论是在我国整个司法协助体系中,还是在国际合作领域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近几年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发展较快,但是在刑事司法协助的合作范围、双边引渡条约的订立及《引渡法》等国内立法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无法适应我国有效打击刑事犯罪和广泛参与国际合作的需要。因此,应尽快完善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加大立法步伐,完善《引渡法》等有关国内立法,积极推动统一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出台,同时应进一步加强与各国的刑事司法合作,扩大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领域,积极谋求与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双边引渡条约的订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