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赠答诗发展的几个阶段

赠答诗至魏晋始为昌盛，其发展脉络清晰可辨：建安文士集团所作赠答诗，属于承接传统期，显得风流慷慨；正始文士集团之赠答诗，属于创变时期，自是迷茫彷徨；西晋金谷园文士集团之赠答诗，属于赠答诗最繁荣之时期，体现出华靡铺张的特点；东晋兰亭文士集团之赠答诗，属于转型时期，重在体玄悟道。     

曹植赠答诗主体意识的呈示

曹植赠答诗是建安作家同类诗歌中数量较多且成就最高的,但目前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忽视。对曹植赠答诗表现的主体意识的探析,有助于说明曹植赠答诗的创作特点及独特成就。     

论曹植的赠答诗

赠答诗经过先秦两汉的发轫,至魏晋时期臻于成熟。曹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其赠答诗无论从题材上还是从表现手法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对后代赠答诗和诗歌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晁补之赠答送别诗简论

晁补之的赠答送别诗笔墨饱蘸深情，抒写亲友离别时的感伤与慰勉，诗中常常以景寄情，借外物来烘托和渲染其内心情感。晁补之的赠答送别诗既吐露对送别之人深沉真挚的情谊，也借赠答送别诗展现个人的襟抱情怀，通过其赠答送别之作，使人从中可以感知、体察到诗人内心的情思意绪。晁补之的赠答送别诗不仅是作者社会交际的生动记录，也是其内心思想的折光和投影。     

魏晋赠答诗的兴盛及当时诗人的交流心态

文人相与赠答之诗 ,始于汉末 ,盛于魏晋。现存魏晋各类诗歌 ,在数量上以赠答诗居第一 ,在质量上 ,赠答诗也堪称上乘。当时诗人以赠答诗为心灵交流的重要手段 ,并赋赠答诗以“新诗”、“嘉诗”等专门名称。这些赠答诗人 ,主要出于邺下文人、正始文人、东吴遗少、二十四友、兰亭诸友等文化群体 ,赠答诗与之相应 ,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魏晋赠答诗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文人的交流状态及复杂的交流心态 ,凸现出魏晋诗人珍惜生命、张扬个人价值的基本心态     

晁补之赠答送别诗简论

晁补之的赠答送别诗笔墨饱蘸深情,抒写亲友离别时的感伤与慰勉,诗中常常以景寄情,借外物来烘托和渲染其内心情感。晁补之的赠答送别诗既吐露对送别之人深沉真挚的情谊,也借赠答送别诗展现个人的襟抱情怀,通过其赠答送别之作,使人从中可以感知、体察到诗人内心的情思意绪。晁补之的赠答送别诗不仅是作者社会交际的生动记录,也是其内心思想的折光和投影。     

试论“风骨”在盛唐诗歌中的体现

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有两个令人神往的时期,就是“建安”和“盛唐”。这两个时期诗歌的共同特点,乃是艺术感染力强,诗人在作品中抒发的感情,极易为读者所接受。《文心雕龙·明诗》指出建安诗风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而盛唐时期诗人的创作,还是符合并发展了建安时期的这种诗风的。     

苏轼与苏辙嘉祐年间赠笞诗简论

赠答诗是一种古老诗歌样式,如果说楚汉时期项羽作绝命诗其妻虞姬和之还不算赠答诗的话,那么汉桓帝时秦嘉的《赠妇诗》三首以及其妻徐淑所作《答秦嘉诗》;可算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赠答诗。在此以后,文人以诗赠答互述友志,便屡见不鲜,成为一种专门的诗歌形式。以往文人赠答,在内容上虽也多少流露一些对现实生活以及政治的不满,但其主要的部分,还是叙说友情,应酬答对之类,属文人诗歌创作中较为闲适的部分。并且,赠答的彼此双方,或朋友,或君臣,象东坡与子由兄弟间以诗赠答的实在是     

西晋赠答诗的主题概述

赠答诗在西晋形成一个创作高峰,受当时社会风气和文化精神的影响,西晋时期的赠答诗呈现出风格绮丽、柔靡,思想内容单一、空泛的特点,其内容主题可以细化为颂美吹捧类、品评人物类、思念亲人类、代人赠答类和爱国抒怀类几种。     

试论“风骨”在盛唐诗歌中的体现

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有两个令人神往的时期,就是“建安”和“盛唐”。这两个时期诗歌的共同特点,乃是艺术感染力强,诗人在作品中抒发的感情,极易为读者所接受。《文心雕龙·明诗》指出建安诗风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而盛唐时期诗人的创作,还是符合并发展了建安时期的这种诗风的。当公元七世纪的后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陈子昂即旗帜鲜明地提出恢复“汉魏风     

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与演变

根据文人集团形成的两个条件：主要作家的聚汇与大量唱和赠答作品的出现，邺下文人集团正式形 成的时间为建安十四年。建安十六年至建安二十一年是邺下文人集团的繁荣期。自建安二十二年起，邺 下文人集团势微。建安二十五年．邺下文人集团消亡。     

论《文选》中的边塞诗

《文选》所选边塞诗体现出魏晋刘宋一段历史时期边塞诗的发展轨迹。这一发展变化可从两个方面阐释:诗人主体由不具备边塞意识转向具备边塞意识;诗歌从建安军事诗衍变为刘宋边塞诗。     

二陆赠答诗中的东南士族

从群体的角度看,二陆诗歌中主要的赠答对象是东南士族。以二陆为代表的东南士族群体赠答诗表现了生活在北方社会中的东南士族群体的南人意识和士族意识,以及他们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他们既有建功立业、克振家声的激情,也有急流勇退、回归故土的渴望;这个群体之间具有亲如手足、相濡以沫的"阶级"情谊。和邺下文人集团的赠答诗的一样,二陆与东南士族赠答诗具有独特的诗史价值。     

《文选》的和诗归类

和诗创作在齐梁时期迎来了第一次高峰，但同时代的《文选》编选者没有为它单独立类，而是将其分别归入3大诗类。这种归类情况是复杂的，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可以让我们了解《文选》编选者作为早期的文体分类者对和诗特征的看法，以及当时的主流诗界对和诗与赠答诗两种相似诗类是否有过明确的区分，从而对和诗诗体观念的发展源头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晋宋之际山水之兴与赠答诗的诗体解放

诗歌中题材与诗体是一种辨证互动的关系,新题材的出现对诗体的发展变化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晋宋之际山水作为诗歌表现范畴的确立、山水描写艺术的发展,使赠答诗经历了一个显著的诗体解放过程,突破了西晋以来四言体赠答诗的发展困境,同时确立抒情体物的新的诗体内涵,形成了新的赠答诗艺术传统。     

苏轼凤翔诗研究

苏轼在凤翔的诗歌创作，依据其主题可分为写景记行、咏史咏物、手足情深、寄简赠答四大类。凤翔诗在形式上以五古、七古见长。在艺术表现上，凤翔诗一方面沿袭南行诗的创作特色，另一方面，表现出进一步向苏诗整体艺术特色的掘进，强化了“以文为诗”、“以才学入诗”的艺术特色，进一步表现出豪放旷达之气，呈现出苏诗内容多歌咏自然景物，同时融入生命思索、个人情思的基本面貌，是苏诗形成期的全面发展阶段。苏轼凤翔诗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反映出其初入仕便于“出”与“入”上的矛盾思想。     

论建安五言诗女性题材的兴起——兼论《怨诗》的作者

建安五言诗女性题材的兴起,由建安时代的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促成,必然因素由建安的时代文化氛围所决定,偶然因素由发生在建安中后期的三组事件引发。五言诗最早的女性视角写作是曹丕与徐干。曹、徐之作,呈现了由男子视角向女性视角转型的过程。传为班婕妤的《怨诗》,也应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两晋赠答诗体制析论——以四言体与五言体为中心

作为早期文人诗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题材,赠答诗同时指向世运与人。通过这种在不同个体间酬赠往还的诗歌体式的考察,往往可以推衍出诗歌体式的群体性变迁。两晋时期的赠答诗中,四言、五言诗的数量大致接近,而四言体略占优势。一般说来,述祖德、美功业、旨在营造庄重雅穆氛围的诗歌用四言体,述志、道情或是包含更广内容的诗作则多用五言体。这两种不同体式的诗歌的写作,既与作者的才性、文学气质有关,又随着诗体与情感的表现力之间的契合或是疏离有所区别,又因场合与应用功能的不同而导致分体。对旧的文学经典的自觉模拟、步步履之以及面对新的文学传统时不自觉的学习,对文学体式的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总的说来,两晋时期赠答诗的体制变化,与四言体、五言体内部的消长规律是一致的。     

晚清女性“诗史”的纪实性叙事与战乱映像的构建

鸦片战争将清帝国带入了战乱时期，改变了晚清女性诗人的人生轨迹，也为其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契机。她们继承以诗纪史的“诗史”传统，通过大量战乱诗歌记述了战火笼罩下的家国巨变以及个人遭际，体现出强烈的纪实性叙事倾向。她们在诗中大量运用题注、题序和诗中自注等手段，以细节化的再现手法与写意化的表现手法，着力于凸显人物形象，营造环境氛围和传达特定理念，试图构建一种细致入微、真实可感的战乱映像，实现了诗歌叙事功能的最大化。诗中对家族或个人遭际以及忧、悲、痛、恨等感情的书写，表现出强烈的个人化、性别化特点。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通论(下)

<正> 二论诗的标准元好问论诗,开宗明义,首先明示要以“正体”作为根本标准:“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所谓“正体”,翁方纲解释说:“‘正体’云者,其发源长矣。由汉魏以上推其源,实从《三百篇》得之。”来之杜甫的“别裁伪体亲风雅”。(《石洲诗话》)这是完全正确的。有元好问在其他诗中所写的“诗亡又已久,雅道不复陈”(《赠答杨焕然》)和“风雅久不作,日觉元气死”(《别李周卿三首》之二)可证。《诗经》中的风雅——汉代乐府中的民间歌谣——建安时期以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