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至1923年的河南豫泉官银钱局

豫泉官银钱局是河南第一个官立官银钱号,在河南近代经济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文章分析了豫泉官银钱局的沿革、机构、业务、人事变动及结局,并对其做了相应的评价。     

清代盛京、吉林、宁古塔官参局设立时间考

关于清代盛京、吉林和宁古塔官参局设立的时间问题,学界相关论文认为:盛京官参局设立于乾隆九年前后,吉林官参局最晚建于乾隆二十八年。笔者根据新发现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加以研究,得出盛京官参局设立于乾隆二年,吉林和宁古塔官参局设立于乾隆九年的结论。     

清代苏州的纸币发行和苏州学者王瑬的纸币说

苏州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古城,苏州的通行纸币和主张发行纸币的学说也由来已久。本文拟就清代苏州裕苏官银钱局发行的钞币和道光年间苏州货币学者王瑬大力提倡通行纸币的学说,试作一些论述和探讨。苏州裕苏官银钱局发行的钞票清代第一次使用纸币是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当时顺治帝亲政,因军费浩大,入不敷出,曾发行“顺治钞贯”。歪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军事上全局平定,钞贯即全数收回,并停止发行。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清廷财政十分困难,福建巡抚王懿德,右都御史花沙纳倡议发行纸币,咸丰帝批准后立即推行,这是清廷第二次发行纸币。当时,以制钱为单位的,名     

清代广东银钱比价

银钱比价是清代货币史研究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清代实行银钱平行本位制,“钱与银相权而行”,虽然顺治四年政府定制钱“每十文准银一分,永著为令”,从此在法令上维持银钱一两比一千文的比价,但实际上并没有能力维持这一规定。有清一代,银钱比价变动不居,不但因时而异,而且在不同地区也有各自的特点。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清代广东地区银钱比价的基本情况。     

王安石市易法与官药局流变新探

两宋时期是古代官药局的初创期和蜕变期。王安石推行的市易法是官药局创置、发展、流变过程中尤为关键的制度链条。首先，官药局的创置，缘起于市易务卖药所垄断销售太医局熟药的争议。神宗就此诏令市易务卖药所改隶并重组太医局，统筹太医局熟药的制售机构资源，力图实现平价营利与慈善惠民的双重目标。其次，官药局的运行及发展，是市易法实施后专卖制度在医药领域的实践拓展。北宋中后期，地方上的市易抵当监官也是地方药局的主要负责人。再次，市易抵当机构在市易法被废除后依然在央地之间官药的统购分销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官药局在北宋末到南宋的流变，根源于官药营利与惠民之间的矛盾难以调解。徽宗在崇宁至政和年间围绕太医局进行的再造，结果也适得其反。这最终导致南宋中后期依靠地方力量捐助或另筹资金重新开设的地方药局，不再具有“官”的职能特点，而是蜕变为以赠药和义诊为主的慈善医疗机构。     

论清末的官运局

官运局作为清末盐政运销体系中的重要机构,学界对之缺乏深入研究。官运局是省一级的盐政机构,其机构设置以全省盐务总局为中心扩散至地方,采取官运商销模式管理盐政。其设立酝酿于山东,光绪三年正式成立于四川,在四川总督丁宝桢的管理整顿之下颇有成效。光绪三十四年起东北吉林、黑龙江两省办理盐务官运。吉林采取官运商销之法,黑龙江则商销与官销并行。其他省区也有官运设局办理之法。官运局对清末盐政改革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确保百姓食盐供应、增加赋税收入和疏通河运等方面,但也存在诸如捐局林立、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等弊端。     

民信局的取缔与邮政的近代化

新式邮政出现后，由于民营通信机构的存在妨碍了邮权的统一，邮政官局采取了多种措施控制、排挤和取缔民信局。在这一过程中，邮政官局吸取民信局的长处，针对民信局的弱点，在资费调整、业务兴革、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均有所改进，推动了邮政的近代化进程。     

铜钱危机视野下的明代币制变革

宋金以降,钱、钞、银的竞争是币制演变的主题。明代中叶,大明宝钞废弃,银钱并用币制确立。但铜钱的流通一直处于危机状态,近半地区为"不行钱之地",流通铜钱的地区受到官铸钱不足和私铸泛滥的困扰。明政府推广制钱的努力屡告失败,明末滥铸又加剧了危机。由于铜钱危机的存在,加之明中后期赋役折银和海外白银内流的推动,落后的称量货币——银两过度流通,在民间金融领域占据统治地位。     

光绪末年锦州官庄土地丈放执照考述

顺治初年，清廷在山海关外辽西走廊狭长地带设置了锦州官庄。由于锦州官庄的内部矛盾日渐加剧，盗典官庄土地的情况日益严重，加之清末外兵入侵，国内变乱频仍，清朝决定丈放锦州官庄。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在锦州设丈放局，开始丈放锦州官庄土地。     

明清时期银钱比价初探

本文考察了明清时期(1368-1911)白银和铜钱这两种金属货币的比价变动情况及其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明清时期白银和铜钱的比价一直是变动不居的,而中后期银钱比价波动尤为剧烈。从总体来看,明清时期一两白银所能兑换的铜钱数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白银和铜钱的数量及其本身的价值、海外贸易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银钱比价。市场上劣质铜钱的大量涌现则是导致银钱比价剧烈变动的最主要原因。     

天一阁本《石鼓文》之递藏误读及拓本年代

天一阁本《石鼓文》,自全祖望发现后,先后被数次重摹,甚至在光绪年间重摹至国学韩文公祠与石鼓原物交相辉映。因此本毁于咸丰兵燹,后世多以重摹本为参考,故对其递藏少有梳理。全祖望是此本的最早著录者,但其所录诸家递藏时,存在顺序颠倒,致使后世对此本递藏之误读延续200余年。递藏者的改变,使得此本的传拓年代成为新问题。借助钱大昕、张燕昌等相关文献,基本可以推测此本的年代应在北宋中后期的70余年间。     

旧题秦氏或秦观《劝善录》考论

在元代《居家必备事类全集》和明代《由醇录》中有一种题为秦氏或秦观的《劝善录》,此书实际上并非秦观所撰,而是宋元之际的人杂抄《善诱文》十五则、《乐善录》二十一则拼凑而成的一部伪书。秦氏《劝善录》是宋元时期劝善小说流行的一个表现和事例,正反映出宋元时期世俗化社会对劝善小说的爱好和需求,此书的小说史意义和思想史背景值得关注。     

“忠义”符号: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关岳祀典

近代关羽和岳飞祀典在官方塑造国家“忠义”典范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晚清时期,清廷为激励将士在内外战争中为国尽忠,将关羽祀典的规格从“群祀”升为“中祀”.由于参加关羽祭礼的官员敷衍与懈怠,这一祀典的“神道设教”功能并未得以有效实现.民国初年,关羽和岳飞被塑造成军人“忠义”于国家的楷模,并同时进入国家祀典.不过,关岳祀典无助于解决北洋时期不同政治集团以武力操控中央政权的格局,反而激起了有识之士对“武治主义”的批判.南京国民政府废止了关岳祀典,但其又被日伪政权扭曲性地改造成粉饰自身正当性的文化工具.近代关羽和岳飞祀典的变迁,表明传统“忠义”符号在近代中国政治语境中具有复杂的面相.     

清末东三省林业的管理及近代林业的萌芽

清中叶以前,清政府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东三省森林处于极盛时期。道光至光绪年间,这一地区的森林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一方面,清政府解禁东北,大量移民涌入,在开垦过程中滥砍滥伐;另一方面,日、俄势力进入东北,砍伐林木用于修建铁路等,大肆掠夺森林资源。光绪三十一年（1905）后,在实业救亡思潮下,东三省大力发展实业,林业作为实业的重要部分得到重视。政府通过将林业纳入行政管辖,组建林业公司统一经营以及与俄国改订购木条约等方式,加强了对林业的管理,严禁以往任意砍伐的行为。这一时期,林业保护观念得到增强,政府进一步意识到先进的林业技术对发展林业的重要性。为此,各地开始兴办农林学堂和林业试验场,林业成为一种专门之学,近代林业教育出现萌芽。     

《上官拜命玉历大全》考

陈元靓是南宋末福建地区一位有名的书坊人物,编撰了不少流传广远、影响较大的书籍,其中有一部名为《上官拜命玉历大全》。此书属阴阳五行类典籍,成书之后虽曾风行一时,然时过境迁,逐渐被人遗忘,几近失传。本文运用考证、辑佚的方法,首次对该书的来源、流传情况、成书时间、内容及书名的异同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与辨析。     

姬志真《创建清梦观记》碑文考

~~姬志真《创建清梦观记》碑文考@霍建瑜$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关羽红面考

关羽的形象变化是一个世代累积的过程，直到元代才演化出红脸的特征。元代是关羽神格提升的关键时期，大红司命主等红色怀爱本尊是关羽红脸特征的形象来源，让关羽从传说中的地方性的冤魂恶鬼变成了全国性的佛教大护法，并具备了怀爱本尊所拥有的征服、聚财、钩摄等功能。     

“跨有荆益”与“天下有变”———论《隆中对》的战略及其实施简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对刘备的发展提出了两层战略：一层是前期战略,旨在夺取荆州,进而入蜀,跨有荆益;另一层是后期战略,包括宛洛、秦川二策。但是这一举措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前期战略因为孙权对荆州的战略意图而困难重重,“跨有荆益”之策因为刘备的割据心态、关羽的莽撞和诸葛亮的人微言轻而失败;另一方面,后期战略的触发,依赖于“天下有变”这一条件。诸葛亮“天下有变”所指应为曹操势力内部士人群体发生的叛乱,而其根据并不充分,后来也未被诸葛亮坚持,加上诸葛亮晚年性格的巨大变化,使得《隆中对》的后期战略从条件到精神都无从实现了。     

唐朝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督述论

唐朝前期实行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完全没有财政收支自主权,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督主要是派遣御史台官员、监察使臣、以他官摄御史出巡进行事后监督。由于财政监督的法制依据比较健全,地方官员的财政违法行为较为少见。肃、代时期,财权严重下移,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常规财政监督陷于瘫痪。其后唐朝以实行两税法为契机,建立中央与地方划分收支、定额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督依据、监督执行主体、监督范围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     

论关羽形象的演化

《三国志演义》的关羽形象所蕴涵的文化和美学内涵异常丰富。这既是作者对创作素材　　取舍、整合与再造的结晶,也是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这需要从关羽形象演化史中去探究。历史上的关羽是一个有着忠义品德、武勇才能和刚傲禀性的名将奇人,同时,其思想性格中也有一些难下断语的复杂因素。《三国志平话》中的关羽故事有一半与史载大体相符,而在道德、才能等层次又有所丰富和强化。在元杂剧家的笔下,关羽成了汉民族的象征,其果敢刚毅、勇猛顽强、斩钉截铁、宁折不弯等性格特征,充分体现出令人仰慕的阳刚之美。罗贯中融合了在关羽形象中凝聚的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精华,最终将关羽形象熔铸成了忠义的楷模,武勇的化身,意志和力量的代表,寄托着士人与大众的道德理想与审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