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建议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逐渐发现并开始打捞以往深藏水底的水下文化遗产,这难免对遗产造成严重破坏.中国现行有关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亟需完善以便更有效地保护这些资源.在完善相关立法时,应当考虑增加就地保护原则,进一步完善遗产发现报告制度和奖励制度,加大对破坏这些遗产的非法活动的制裁力度,并对合法的发掘活动进行规范和约束,对遗产客观上造成破坏的,应予以经济和法律上的处罚.     

法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与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法国的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位居世界前列。其《遗产法典》较为细致地界定了海洋文化财产的范围,规定了所有权问题、发现报告问题、考古发掘问题和相关奖惩措施。实践中,法国注重国家船舶豁免权,通过协定方式合作保护有关遗产。中国相关法律可以参酌《遗产法典》的相关规定和具体实践,进一步完善水下文化遗产的发现报告制度和相关奖惩措施,增加对军舰等国家船舶的保护规定,增加对水下文化遗产的授权发掘规定,以期推动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     

论两岸保护台湾海峡水下文化遗产之合作机制的构建

台湾海峡内存在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但由于长期政治割裂,无论大陆还是台湾,目前都无法独力完成对这些遗产的普查、勘探、保护、发掘和研究等工作。两岸应搁置政治分歧,构建一套合作机制以保护这些遗产。目前,两岸可以由海峡会和海基会牵头,达成一份《两岸合作保护台湾海峡内水下文物的协议》。该合作协议至少应明确合作的目标,合作的原则,合作的内容,合作的机构以及争端解决等问题,以期推动台湾海峡内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比较法评析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人的精神利益和经济利益在现代社会受到严重侵害。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国际焦点,但现有国家、区域及国际立法存在分歧。本文以利益平衡为目标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知识产权的权利性质、权利主体、权利内容等方面进行比较法分析,为我国立法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及制度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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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海作为作为国际航道,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多样的水下文化遗产,国家立法对这些沉船、淹没的古城、港口等水下文化遗产保存着的地域历史和海洋文明缺乏有效保护,通过文献梳理和比较评述,对中国、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相关的立法现状与发展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海外非法跨境贩运走私和拍卖使国家法律制度在保护水下文化遗产方面面临巨大挑战,水下文化遗产所有权的复杂性导致南海区域合作保护中产生主权问题,南海区域的政治分歧与经济竞争给国家层面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带来困难,中国南海沿线水下文化遗产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有深层的必要性;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开展,中国与南海沿线各国应在国家立法层面探索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区域合作策略,沿线国家应建立合作机制,缔结关于水下文化遗产的协议或行为准则,应互相沟通和合作挖掘水下文化遗产,进行水下考古学管理和保护方法的学术培训,应建立南海区域水下文化遗产数据库,提供关于共同的水下文化遗产信息,每个国家有义务与区域中的其他国家分享信息,有将水下文化遗产的发现和活动报告和通知给其他国家的义务,还应有协调国家计划,磋商与协调南海沿线国之间的合作方式与内容并作出决定。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法律问题分析——基于惠益分享机制视角

解决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前提是积极调动各方主体的能动作用,而促使各方主体协作的关键在于妥善分配所得利益。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关系复杂且利益往来密集,需要社会多方共同保护,特别是通过法律制度确立。文章以惠益分享机制为切入点,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各方主体利益进行分析,归结了惠益分享机制平衡各方主体利益的基本原则与制度,找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利益博弈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完善的惠益分享机制的法律制度。     

知识产权视野下的“原生态歌舞”保护——以泉州市为例

泉州市在抢救、发掘和整理"原生态歌舞"方面积累了丰厚的经验,代表了我国"原生态歌舞"的保护现状和水平.通过对泉州市采用的保护措施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现有的保护措施停留在"保存"阶段,而对于法律保护措施未有涉及.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相关立法缺位,保护"原生态歌舞"的组织不完善.时值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进入立法程序,各地方政府除继续加强抢救、发掘和整理工作外,还应当将"原生态歌舞"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相关联,切实保护"原生态歌舞"持有人的利益.     

论中国应尽快批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

业已生效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是全球首个专门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公约。公约界定了保护对象——水下文化遗产——的范围,指出了保护的内容,确立了若干保护原则,创设了多种保护模式,并规定了若干控制措施以确保其规定得到有效执行。为保护中国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资源,中国应尽快批准该公约,享受公约规定的各项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白鹤梁题刻博物馆修建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白鹤梁题刻是三峡石刻文献中的一种,有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和“水下碑林”之称。三峡枢纽工程蓄水后,白鹤梁题刻将永久沉入江底。为保证水下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中国政府修建了目前世界上唯一的遗址类水下博物馆,为国际上水下文化遗产的原址保护和展示提供了成功范例。此案例充分说明中国政府在合理引入最新国际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和技术的同时,针对中国水下文物的具体特点,坚持自主创新,正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集团公益诉讼模式

我国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现行立法的模式和现有学术研究成果,多将惩罚性赔偿与私人执行结合的模式纳入个体利益激励模式的框架,该模式存在较大弊端。集团公益诉讼模式,通过扩大诉讼主体范围、限缩诉讼请求为公益性诉求,区分适用本身违法原则的垄断行为和适用合理性原则的垄断行为,在集团公益诉讼中前者可判处惩罚性赔偿,而后者不可判处惩罚性赔偿等制度设计,不仅可以避免个体利益激励模式的弊端,且符合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价值功能,与反垄断法的公益性间保持协调一致,同时具有现实的可行性,故应作为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新思路。     

论土地争议的性质及其解决方法

土地争议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权益纠纷,根据国际通行做法和我国仲裁法的规定,应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但是我国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做出相应规定。相反,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土地权属纠纷的行政机关强制介入制度,这种制度有许多弊端。因此,应该完善土地争议解决方法的立法,尽量保持与仲裁法的统一。     

论立法公平之程序构建

立法程序的公平是现代法律制度中立法公平不可或缺的法理内涵。我国在立法实践中存在着“部门立法”等立法不公现象,其直接原因应归结为我国的立法程序中的制度瑕疵。为求构建公平合理的立法程序,我国应该努力推进立法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立法组织的民主化、立法过程的理性化,在立法实践中强化立法听证制度,推行立法助理制度,建立立法回避制度,适当延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期,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对我国行政听证主体制度完善之探讨

完整的行政听证主体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实现行政行为民主、公开、公正的要求,因此以行政听证主体为对象,通过与各国听证主体制度的比较,解析我国行政听证主体制度的不足,并通过借鉴美国等国家的做法及挖掘我国地方立法实践运作的创新举措来探讨我国行政听证主体制度的完善。     

上海文物保护立法的若干问题探析——以不可移动文物为中心

本文针对上海市文物资源状况和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特征,探讨上海文物保护地方立法前期研究的相关课题,通过分析文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和亟待完善的制度缺陷,论述在《文物保护法》制度框架下,制定符合地方实际条件的文物保护条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建立与历史文化风貌保护机制协调驱动的文物保护条例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与法规体系的可能路径。最后,建议尽快修订《文物保护法》,以完善国家文物保护制度体系。     

集体土地增值收益权归属的分析与重构

我国现行的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归国家所有的制度,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土地利益。现行征地制度和各级政府对土地利益的追逐,影响农民土地增值收益权的实现。要想真正实现农民的土地权利,就必须建构农民和国家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权的利益共享机制,实现对集体土地增值收益权的重构。重构集体土地增值收益权,对缓解人地冲突、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及促进理性政府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农民利益表达的意义、困境及对策

利益表达是主体与政权机构之间在政治层面的交流互动,是主体维护自身利益、权利,提升政治地位的有效方法,是政治系统有序运行的基础。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面临着利益能力有限、弱组织性、立法机制不健全的困境,严重阻碍了农村的民主发展。在此形势下,我国应通过增强农民利益表达能力,加强农民利益表达组织建设,完善农民利益表达的制度和法律保障等方法,构建农民利益表达的良性机制。     

"权能分离"语境下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安徽省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实践的分析

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作为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制度创新, 在实践中, 还存在着诸如产权主体模糊、信托财产界定不清、多重委托人主体结构和监管缺失等问题, 特别是地方政府信用的介入, 行政干预的加强, 不仅阻碍了原生性的农地经营主体的发展, 而且存在涉嫌挤压农民利益的问题, 带来农村社会治理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 应完善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的相关立法, 为构建产权清晰、流转有序、监管适度的农地集合信托流转制度提供法律保障, 这对我国农地经营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进程研究

中国曾是海洋强国,海上活动频繁,因此在近海遗存大量的水下文化遗产;水下文化保护从上世纪50年代起步,大致经历了艰难起步阶段、交流合作阶段和稳步发展阶段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在考古理念、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水下考古人才培养、水下考古力量整合和国际交流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以“南海Ⅰ号”的发现、发掘前调查、打捞出水和存馆保护为标志,中国的水下遗产保护工作逐渐走向成熟,取得很大的成就.     

现代俄罗斯法上的公共地役权制度

俄罗斯法上的地役权制度由私人地役权制度和公共地役权制度构成。私人地役权为解决私人之间的土地利用而设,而公共地役权则是为了解决不特定的人群为使用特定的私人土地而设。为了过滤和平衡土地所有权人与土地使用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护供役地权利人的利益,俄罗斯土地法规定了通过立法方式设立公共地役权的程序;同时,强调必须进行公众听证,并赋予了供役地所有权人的多项救济权利。     

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法理基础和具体路径

反垄断法私人实施赋予私人主体参与执行反垄断法的权利,更加全面地拓宽利益救济渠道,私人实施推动反垄断法公平与效率目标的实现,在增强反垄断法实施效果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私人执法的合理性和司法成本的低廉性是私人实施反垄断法的法理基础,特别是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为私人实施提供了激励机制。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可选择性具体路径应包括启动反垄断私人监督制度、完善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设置反垄断私人和解制度、构建反垄断私人仲裁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