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经验中的身体——试论身体对于杜威哲学的意义

"身体"概念在杜威的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没有这一概念,就无法对其"经验"概念与"自然"概念、自然与经验的连续性,以及艺术经验的构成方式和最终根源进行彻底而有效的解释。身体不是与心灵对立和分离的封闭实体,而是表现为心理—物理事件的开放性主体。身体渗透着精神的因素,它具有综合功能。身体给环境赋予意义,身体是艺术经验的第一自然,是艺术的根源,也是艺术的原形。身体不但将艺术观念和艺术构思实现出来,而且通过工具介入对自然物的改变,它也在这种改变中改变自身。     

论杜威的经验本体论

国内外的杜威研究者一般都认为杜威没有形而上学或形而上学思想不够完整。其实,杜威构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相同一的形而上学。杜威的本体论是关于经验的本体论,不是关于存在的本体论。杜威认为经验具有双重含义。作为本体论的经验是与自然、事件、历史、文化同一的。存在就是事件。     

物自体——康德哲学的关节点——从“璀璨星空”到“道德法庭”

康德哲学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里哲学历史之整体把自身聚集到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中去了";康德哲学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开启,"从那一年起直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批判哲学'统治着欧洲的思辨哲学领域".然而,无论"璀璨星空",抑或"道德法庭","物自体"都贯穿其中;"物自体"更是二者的关节点."它是康德哲学认识论的归宿,又是通向伦理学的门户"在"感性论"中,它是感性的来源;在"知性论"中,它规定了认识的界限;在"理念论"中,它作为理性概念,亦是道德哲学的公设.     

从“经验”到“民主”——论杜威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的内在逻辑

“民主”问题是杜威政治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杜威从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到建立新的经验哲学的思考路径,亦即从逻辑上可以理解为从传统哲学所重点关注的“哲学家的问题”到“人的问题”的思考逻辑。只有理解了这个内在逻辑线索,我们才能够全面和正确理解其政治哲学的总体逻辑结构。杜威在解决了哲学所应该关注和研究的内容以及“经验”与“民主”关系的基础上,才最终确立了其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民主。     

幼小课程衔接中儿童经验发展连续性的理论路径探析——基于杜威的经验哲学视角

基于杜威的经验哲学视角,在幼儿园和小学两学段,即五大领域主题活动课程和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课程的双向衔接过程中,试图重申儿童经验的地位,探寻儿童经验作为桥梁在幼小课程经验中进行连续性生长和发展的理论依据。将作为解释和指导的课程与儿童的经验世界相衔接,揭示介于既有的儿童经验和课程中更为丰富而成熟的经验之间的各个步骤所达成的理论路径：从“起点”到“终点”的幼小课程经验应心理化和生活化;带着“地图”去“旅行”的向导式课程推进儿童经验的衔接转化;由“过去”向“未来”的实践取向课程促进儿童经验的主动创造。     

遭受不公的哲学话语：“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及其意义考察

经验事实告诉我们,自然科学以及由其产生的现代技术为当今世界所特别关注.因此有人以为科技是当代世界的绝对主宰,把哲学尤其是哲学中的"形而上学"视为过时或根本无意义.笔者不赞同此观点,本文通过对"形而上学"本质的历史考察,进而深入挖掘其深刻的时代意义.     

从哲学特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合法性

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哲学理论缺少哲学根基和逻辑合理性,以此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权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根基。反马克思主义者把哲学等同于形而上学这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错误评价的重要原因,从形而上学的视域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是不科学的。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是否为哲学理论要从哲学的本质特性来思考,划清形而上学和哲学界限是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基础。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理论是否符合哲学特质,只有从哲学性质出发来对问题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才能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     

神话思维与转向“经验”的历史哲学

当代历史哲学正在经历着从"语言"到"经验"的转向.历史固然是具有文学和美学的性质的文本,但文本之下埋藏的是其经验根基.而神话思维所依托的,正是基于经验的感知逻辑.经验转向化解了"真实性"与"话语"之争,使得历史不仅在"史实"和"表述"的意义上可能是我们的神话,在"经验"的意义上更是如此.     

再论哲学“三态”——由吴晓明先生《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所引发的思考

在《论哲学“三态”》提出原生态哲学(即智慧哲学)、对立哲学(即形而上学哲学)、和谐哲学三种理论形态的基础上,对哲学“三态”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阐述,主要包括关于“轴心时代”产生的文化根基及其历史性发展,西方形而上学哲学和中国和谐哲学的形成及其核心理念与基本特征,以及中西文化哲学的根本差异。西方哲学的本质是形而上学,中国哲学的本质是天人合一。西方哲学的本质特征表现为“分割”与“对立”,是树立斗争的哲学;而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表现为整体的“统一”与“和谐”,是对立统一的哲学。     

罗蒂“后哲学文化观”剖析

美国著名哲学家罗蒂在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批判的同时 ,构建了其“后哲学文化”。在这种文化中 ,没有那一个文化部门再具有特权 ,哲学、科学、文学、政治等文化部门都是平等的 ,而且哲学只是一种教化哲学 ,其实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文化观。     

安全哲学新理念:"优态共存"

理解安全内涵的不同视角,导致了不同的安全实现的可能性限度."优态共存"的安全哲学新理念源于<易经>"保合太和"的安全思维,合于"建构主义"的安全理论."优态共存"倡导"和合共建"的安全模式,以超越"隔离防守"、"进攻拓展"、"结盟协作"的安全模式及其相应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安全观,并为非传统安全的维护确定重视"人的安全"、"社会安全"与"全球安全"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诊断中的“总和”概念初探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诊断中,“总和”是作为一重要的哲学概念来使用的,其深刻内涵有两层：一是指事物本质属性的抽象概括;二是指构成事物全部要素的有机结合。     

黑格尔哲学当中的“类”思想

"类"在黑格尔哲学当中显得尤为重要,它是理解整个黑格尔哲学的基础和源头。黑格尔哲学当中的"类"概念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指外在的思维形式,另一方面是指内在的事物本质或共相。其中外在的思维形式是主体先天所具有的,它是主体用以把握实体的逻辑方式,是对康德的先天范畴的理论推演。内在的本质和共相来源于柏拉图的理念,它是世界的本质和动力,它是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的普遍性,是事物当中不变的永恒。由于本质存在于事物内部,这样,就无法通过感觉感知它的存在与否,于是"类"作为事物的本质只能通过反思才能获得,而不可能透过事物"看"本质,因为本质是离开了经验界的存在。     

论冯友兰“新理学”之和谐思想及其形上学依据

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体系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和谐哲学思想。就丰富而言,“新理学”体系既有社会生活方法论中的人与人和谐;又有“天地境界”说中的“天人”和谐。就深刻来讲,以“理”为主要范畴的“新理学”形上学体系,通过其心性论为“境界说”和“社会生活方法论”提供了“最哲学”的形上学依据。     

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

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由于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以往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后者,未对前者展开过系统研究,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因此应转换方向,回归于思想史的正途,对先秦名学重新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     

"新理学"中"理""气"范畴的问题与症结

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中 ,冯友兰借助于逻辑方法和柏拉图主义的新实在论思想对程朱的“理”“气”范畴进行改造性的诠释 ,力图给中国哲学重设一个纯形式的本体论基础 ,但这一努力却造成了冯氏“理”本体中人性道德内涵的缺失 ,以及形上与形下两个世界的二元对立。     

"科学":概念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

历来的外来语辞书和论著,都误将"科学"列为日源词,本文考证,"科学"本为中国古典词,是"分科举人之学"、"科举之学"、"分科之学"的简称,宋代已经出现。"科学"一词传入日本,在"分科之学"意义上被日本人使用。至幕末、明治时期,日本人以"科学"翻译Science,因作为西方近代文化产物的Science具有"分科之学"的意蕴。清末、民初,中国留日学人把此一意义上的"科学"作为新词传回中国,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     

实学:"打假"的哲学

哲学应该关注现实问题,而"打假"这样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却为我们的哲学家所忽视,令人遗憾!"打假"问题与哲学认识论的真假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由此提出建构一个"打假"哲学的设想,并将"打假"哲学命名为"实学".     

分析哲学中的“分析”概念

分析哲学是以"分析"著称的,这种哲学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分析方法.无论是从历史的还是从逻辑的角度看,分析哲学中的"分析"概念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含义.本文试图对这一概念作更进一步的阐明与梳理.     

麦金太尔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比较

麦金太尔将马克思"实践哲学"作为启蒙思想的直接继承者,而自身则沿袭着启蒙批判的历史传统,企图回到"个体目的论"与"生活目的论"相统一的古典实践哲学传统,这一理论路径根本不同于马克思从"生活世界"向"实践主体"生成的实践哲学.而二者截然不同的理论气质,可区分为后现代的历史主义的"道德理解"和(反)现代的"生存实践"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