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儒家的“中庸”与“不”

儒家倡导“中庸之道”、“和为贵”,但在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等问题上,从来都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态度明确的,从未要人只说“是”、不言“不”。勇于说“不”是儒家的思想传统。“不”是“中庸”的应有之意。     

道德的经济学分析

一、什么是“道德”何为道德 ?比较权威的定义是 :“道德是评价人们行为的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此定义的缺陷一是可能会导致循环定义 ,因为“道德与不道德”往往又是人们判断“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的主要依据 ;二是由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比较模糊 ,因此这一定义难以使人明确究竟什么是“道德”和什么是“不道德”。有人指出 :“道德是利他的美德 ,比如奉献、牺牲、助人等等” ,而欺骗、“宰人”、违约等损人利己的举动则是“不道德”的② ,这种…     

高等教育的理念创新

黑格尔认为:“理念本质上是一个过程”,是“全部过程的进展的成果”,是“主体与客体”、“观念与实在”、“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作者认为:“高等教育的理念”就是“高等教育”这一社会主体在人类社会中出现、发展、变化的最一般、最根本的理论概括和总结。“高等教育的理念”体系主要应该包含“高等教育的主体理念”、“高等教育的价值理念”和“高等教育的发展理念”三个方面的内容。     

朱熹与王夫之的性情论之比较

朱熹主张“恻隐是情”、“四端皆情” ,强调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互动。王夫之则严格区分“四端”、“七情” ,批评朱子“以性为情、以情知性” ,混淆了性与情、道心与人心的界限 ,认定已发的道德情感仍然是“性”而不是“情”。王夫之对于“情”的警惕防范 ,超过了朱子。两人均认同情才本于性。但朱子的思考重点是“心”“性”“情”一体三分 ;王夫之的思考重点则是以“性”(道德理性 )为轴心 ,从“性”“气”二本出发来说明“情”“才”的善与不善 ,力图通过“正情”“尽才”“功效”以“尽性”     

关于清经学史的若干思考

对于清代经学的性质、特点、分期和历史地位，百多年来，学术界异说纷呈。作者认为，清代的经学，总的说来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经学，是宋明经学的延伸。这种经学，在内容上无疑存在矛盾的构成，但主导形态则是它的守旧性和腐朽性。“正学”与“邪说”、“心学”与“实学”、“宋学”与“汉学”、“中学”与“西学”、守旧之学与革新之学等等的矛盾和斗争，贯穿于清代经学的始终。     

汉代公羊学"大一统"概念辨析

“大一统”概念的核心是它的政治内涵,“奉天”与“法古”是其结构的两个维度。通过“奉天”,建立了本源论上的依据;通过“法古”,建立了“三统”、“三世”的历史观,它们共同构成了“大一统”概念的立体结构。这一概念贯穿形上与形下、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是公羊学自然观、历史观和政治观的结合,是宇宙的最高本源和普遍适用的法则。在公羊学理论体系中,“大一统”概念具有核心地位,诸如“尊王”、“三统”、“三世”、“华夷之辨”等重要命题,都从属于它。     

人民政府的良心与法治政府的道德——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道德之维

多种理论和逻辑在支撑着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人民”政府应该是有“良心”的政府,“法治”政府应该是有“道德”的政府。“人民”政府的“良心”主要体现在它应该是“有耻有格”的政府、“服务”的政府、“公益”而没有“私利”的政府、“讲理”的政府、“光明”的政府、“有责”的政府和“感恩”的政府。“法治”政府的“道德”主要体现在它应该是遵守法律的政府、尊重权利的政府、维护人的尊严的政府、正视人性的政府、理性民主的政府、谦抑克己的政府和宽容忍让的政府。中国社会有必要从建设和培育党政官员的私人道德与良心、公共道德与良心、职业道德与良心,以及强化和培育党政官员的常人关怀与平民情感等方面来建设和培育“人民”政府的“良心”和“法治”政府的“道德”。     

从“小宇宙”到“大数之谜”——现代人天观雏议

人天观,哲学上称“天人之辨”,古人则概括为“天人学”,是研究“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大宇宙”与“小宇宙”相互关系的理论。古希腊人提出人是“小宇宙”的学说,说人是“宇宙的缩影”,或者说人是同“大宇宙”(自然界)极其相似的“小宇宙”。古中国则有“天人学”,亦称自然界为“大宇宙”,那“秉天地之正气”而生之人体即为“小宇宙”或“小天地”,并以“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     

21世纪:审美形象建立的方法──否定论美学系列研究之一

”否定建立平衡”，这是本文作者对如何建立当代审美形象提出的规定性原则．并以此对“天与人”、“‘生存与存在”、““快乐与沉醉”、“不美与美”等范畴作了新的诠释。作者认为，“个体”否定“群体”，“美”否定“不美”．已经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克服、取消、征服之意．而是要建立一个与否定对象性质上不同的世界，来产生平衡、健康、丰富的当代性审美形象。这种形象不仅由“美”构成．而且由“不美”构成。这就是说．‘”美”不仅是在对“不美”的本体性否定中产生的．而且是在对“不美”的局限的发现中形成自己的内涵的．是为了弥补“不美”的局限而出现的。     

“箭锋”之喻与黄庭坚的诗学

“箭锋所直”是黄庭坚诗论之重要概念,它和“中箭追骑”、“箭锋相直”一样都是“中的”;黄庭坚的“箭锋”之喻与当时的禅学思想有关,也与他诗学中“有眼”、“无弦”、“韵”、“换骨”等概念密切相关。“箭锋”之喻既是境界论也是方法论,对其深入探讨是研究黄庭坚诗学的关键。     

传统之“乐”与人生“幸福”

传统之“乐”认为．“乐”是“安而不忧”、“善美愉悦”与“自然顺适”心理体验;也是“生生不息”、“云淡风轻”、“率性而为”人生状态：还是过程的、信仰的、指向未来的幸福,甚至“幸福”本身就是理想与信仰。在传统之“乐”这种理想与信仰包括两个方面：“天人合一”与“各得其所”。通过分析,传统之“乐”具有以下一些特征：包括四个方面即“静底”、“善底”、“天底”、“和底”。     

《周易》对中国意象理论建构的重要贡献

意象是中国美学的中心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美学是意象体系。中国美学的许多重要范畴,如“比兴”、“兴象”、“形神”、“神韵”、“意境”都建构在“意象”的骨架上。“意象”的基本要素是“象”与“意”。“象”包招物象、心象,二者相互联系。心象是物象的反映,物象是心象的基础。“意”包括“理”与“心”。“理”指物理,客观事物的规律,“心”指心理,包括思想与情感。“意”与“象”的关系既体现出事物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又体现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以人为本”的历史诠释与当代解读

“以人为本”是新时期中央政府的执政理念,也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依据。它包含着对中国古代“人本”思想资源的继承。中国古代的“人本”思想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富涵义,它要求在处理人与国、与君、与官、与神、与天、与物的关系时,不是以“国”、“君”、“官”、“神”、“天”、“物”为根本和依据,而是以普通的“人”为起点和归宿,对今天的政治家具有非同寻常的警示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人本”思想经过创造性转换被注入新的意义,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焕发出新的活力。     

孔子君子人格和中庸之道中仁、知并重思想——兼论孔子“知”概念内涵的缺陷

“君子”是孔子为人设定的应当达到、经过努力也能达到的具有现实性的理想人格。“中庸”是道德的极致。“仁”与“知”是构成君子人格的两个基本因素。“知者利仁”、“知及仁守”,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作为至德的“中庸”是“仁”与“知”、道德与智慧的完美结合。在“中庸”中,“仁”起着为行为定向的作用,“知”则起着使行为适度,无过不及的作用。孔子“仁”、“知”并重的思想涉及了真与善、知性与德性、智慧与道德的统一等重大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在我国古代这一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在人类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充分肯定孔子“仁”、“知”并重思想时,必须看到,他在“仁”、“知”并重中已存在重心略向“仁”倾斜的倾向,同对孔子对“知”的理解也存有缺陷。     

超越二元对立——论“纯”与“不纯”的辩证关系及其现实意义

正确认识和处理“纯”与“不纯”的关系,是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哲学问题、实践问题和思想方法问题,因而具有普遍性。任何事物都是“纯”与“不纯”的统一体,“纯”与“不纯”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正确认识“纯”与“不纯”的辩证关系,对于指导和促进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学习研究宣传"三个代表"的几个问题

学习、研究、宣传、贯彻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是新时期最大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在“三个代表”提出的历史背景和特征 ,“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及辩证统一关系 ,“三个代表”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科学体系、是深化“三大规律”认识的重大理论成果 ,“三个代表”的历史地位与指导意义等六个方面下工夫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清楚 ;要牢牢把握“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三个代表”与党的先进性、四项基本原则、“三个有利于”、干部素质、党的建设的关系 ,真正使人们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入脑入心。这是从事宣传思想工作者的根本任务。     

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问题的求解思路

如何实现大道理与小道理的统一、理想信念与对现实认识的统一、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 ,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 ,本文分别从“虚”与“实”、“高”与“低”、“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统一的角度提出了求解思路。旨在增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新见封泥与秦县印制变迁

秦印制度对战国至秦统一的历史进程多有反映,由封泥所见县印切入,可揭示相关面貌,并增进对秦汉、汉唐政治制度演变的认知。秦印称谓经历由“玺”而“印”的变化,时间非以秦统一为界,而在统一前夕。天子印称“玺”、吏民印称“印”,与秦统一“正用字”“正用语”的旨趣尚不尽同,后者属“非制度”行为,故曰“群臣莫敢用”。“通官印”指可通于上的“通官”群体用印,对称概念是“小官印”。“官”指官吏而非机构,“小官印”不是“小”的“官印”,而是“小官”的“印”。秦代“小官印”“少官印”是指少吏所持官印。与后世唐代不同,秦官印主要是吏员印。机构主官用印使用职官省称,凸显机构名称,反映秦主官用印时吏员印、官署印属性合一。秦县、乡印存在不同写法,如“绵者”与“绵诸”、“灋丘”与“废丘”、“卿”与“鄉”,是秦“同书文字”的体现,时代分属统一前后。用字之外,界栏也是判断用印时代的重要参考。秦及汉初“道”官不置乡,或设“部”管理,部印之“部”与马王堆地图所见之“部”的性质相近。     

论邓小平的“务实”与“务虚”

本文集中而较系统地论述了邓小平思想中最突出的特点—坚持“务实”与“务虚”的辩证统一。一是明确“务实”、“务虚”的内涵界定;二是阐明国外学者在研究邓小平“务实”与“务虚”问题上的局限性和偏见;三是肯定国内学者对邓小平“务实”思想的研究成果;四是重点论述邓小平关于“务虚”的思想观点;五是论证了邓小平是“务实”与“务虚”的统一论者,从而说明,邓小平不仅在“务实”上功勋卓著,而且在“务虚”上有着丰富的思想和远见卓识。最后指出研究邓小平“务实”与“务虚”的重大现实意义。     

“新疆精神”探析

“新疆精神”作为“现代文化”的精神内核,涵盖了“爱国、感恩、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主流思想。“新疆精神”是时代要求与历史传统的统一,是义与利的统一,是惠民生与聚民心的统一,是知与行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