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性理解环境伦理学

环境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既有一般伦理学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自然作为环境伦理学中最直接的对象，具有与人相似的生命特性，这是有德性的人将其道德情怀和品性投射于自然的重要原因。人的环境行为和态度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和间接性，这削弱了道德规则和规范的效力，稳定而内在的德性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也能保证现有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规则的实行。德性的实践品性、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统一性决定了在环境伦理学中德性的现实性。立足于德性观察和理解问题，有利于环境伦理学的建构，也有助于实现环境伦理学的最终目标。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论德性伦理学的规范性诉求——从科尔斯戈德规范性概念出发

基于科尔斯戈德对道德概念规范性的分析,可以发现,当代德性伦理学面临的质疑和挑战实质上大多源于批判者对德性规范性的诉求。而这种规范性诉求的产生以及引发的相关争论,实则忽略了两种实践性概念的区别,即古代伦理学与现代伦理学的人应该如何生活与人应该如何行动之间的差异和裂隙。为了弥合这种裂隙,必须规范伦理生活目标,将古代伦理学的人应该如何生活融入现代伦理学语境中,这种融合将使得德性伦理学的应用呈现为一种弱规范性解读。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自然的价值与环境伦理学

随着当代社会科技、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伴随着诸如自然界是否有价值,人应如何对待自然等一系列问题,环境伦理学也应运而生,它要求人们从道德的意义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      

儿童品格教育的内涵、价值诉求与实践路径——基于德性伦理学的视角

儿童品格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德性伦理学以“德性”为研究主旨,以“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 人”为核心议题,以“人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为理论旨归,重视德性的内在价值和实践品性、人的完整性以及生活的公共性,对 儿童品格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基于“德性伦理学”的视角,儿童品格教育以立足品格的内在价值培育具有实践品性的 “好品格”、成就完整的“好人”、创造共同的“好生活”为价值诉求。为此,品格教育应注重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重塑教师对品格 的价值观念,以弘扬品格的内在价值;第二,立足于实践活动,以彰显品格的实践品性;第三,打破品格教育的时间和空间限制, 以促进儿童的优良品格在不同时间和场域中的完整性;第四,重视公共品格教育,以培育关心集体生活的儿童。     

创造中国环境伦理学学派，建设中国环境伦理学

二十多年来,中国环境伦理学已经初步形成了独自的理论观点、科学框架和学科模式,为创建中国环境伦理学学派提供了可能性和条件。环境伦理学的精华在于实践性、普适性和开放性。创造中国环境伦理学学派,要发扬这些特点,吸收、借鉴、兼容国外先进文化,在相互交融中发展自己,特别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中国传统思想大树上建设中国环境伦理学。     

德性伦理研究的当代视野

2 0世纪末以来 ,“德性伦理”研究有着丰厚的理论背景现实基础及其重要意义。文章在概括中外德性伦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 ,梳理了德性伦理研究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以及学者们提出的相关论点 ,指出了德性伦理研究中存在的缺陷及进一步研究的思路     

自然主义环境伦理学的伦理基础与环境问题的解决

环境问题的产生不仅有其现实根源,更在于其理论根源,即传统伦理学.传统伦理学是建立在传统人道主义基础上的,其伦理基础是人类共同的人性价值.因此,传统伦理学是仅适用于人类内部的伦理学.在传统伦理学那里物不再是具有存在论根基的自在之物,自然也不再是具有自在的存在论本性的自在自然,而是成为为主体产生又为主体所用的人化自然.因此传统伦理学堵塞了人类通向自然的伦理之路.面对这种情况,西方自然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应运而生,其建立的伦理依据是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自然界的权利.他们认为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是不依赖人的评价而改变的,是内在的存在于事物的本质当中的.自然界的权利是指自然界中的自然物一旦存在,便有按照生态学规律继续存在下去的权利,是任何人都无权干预的.这对于把自然界纳入伦理学研究对象这一方面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也使得人能够正确认识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为环境问题的解决奠定理论基础.     

幸福论而非德性论：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旨趣与结构

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并不足以完整地描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幸福既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理论旨趣,又是其伦理学理论结构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实践哲学都是围绕幸福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幸福来展开的。德性虽然对于幸福的实现不可或缺,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幸福。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的地位是由他对幸福的独特理解所赋予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遵循古代幸福主义伦理学的传统,重新完整地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描述为幸福主义的伦理学,而不是仅仅将其定位为当代美德伦理学在古代的典范。     

当代环境伦理学对旅游道德的深层启示

旅游是人与自然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从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反思和理论创见出发,可从四个方面提升旅游道德境界:热爱大自然,大自然的善良公民;珍爱生命多样性,尊重其他生命的价值;克服个体小我,实现生态大我;反对破坏环境的行为,维护生态环境和谐。     

农业伦理学对环境伦理学的补充与超越

农业伦理学旨在探究农作活动的行为规范和农业的应然状态,与发展相对成熟的环境伦理学相比,它具有不同的理论侧重点,可对环境伦理学作出补充甚至超越。表现为农业伦理学聚焦作为基本实践活动的农作,关注人与环境间的关系,对环保有直接性和主动性;农业伦理学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直接促进人的完善。     

关于环境伦理道德教育地位的再认识

本文针对目前我国对环境道德教育地位的认识之不足 ,从道德教育、环境教育、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环境伦理学四大视角 ,对环境伦理道德教育之地位进行了再认识 ,从而全面揭示了环境伦理道德教育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世界宗教文化史中的环境伦理思想和道德习俗

宗教伦理和道德习俗在人民生活中颇有影响。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及中国上生土长的道教反映出东方传统思想文化特点,与代表西方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督教相比,明显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伦理思想。尤以佛教更为卓越、深刻,是其他宗教无可比拟的。     

论环境伦理的哲学基础

环境伦理的哲学基础是在解决“自然主义谬误” (从“是”推出“应该”)问题上形成的。环境是“人化自然” ,当然具有工具性价值 ,并且不包含伦理关怀因素。只有在“自然的内在价值”即目的性价值前提下 ,才能推出伦理关怀的理论和实践。因此 ,环境伦理的哲学基础转变为“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哲学依据问题。     

论环境科学的道德取向

文章旨在以人类自身为研究的出发点,却不以人为中心;又以生态学知识为基础,却不以自然为中心,透过生态科学对自然整体的了解,重新审视人类的命运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事实,得出人对自然的正确态度是与自然协调而不是破坏自然的结论,基于这种认识来思考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及环境问题,分析批判了当今环境伦理学界存在的“人类中心论”与“生态中心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     

道德的中庸与伦理的中庸

儒家的中庸学说可多层面解读,从道德与伦理两个层面考察中庸的意蕴,道德的中庸并不完全等同于伦理的中庸,道德的中庸侧重德性,伦理的中庸侧重规范。我们辨析儒学的现代价值,目光应更多地投向儒家所主张的道德的中庸。     

道德偏好：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融合统一的中介

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关系受到当代学界的高度关注。规范伦理成为现当代社会道德生活的基础性框架和德性伦理被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规范伦理迫切需要德性伦理的支持。如何实现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统一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道德偏好不失为联结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实现二者融合统一的桥梁和纽带。     

环境伦理中的价值排序及其方法论

环境伦理话语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冲突,各自的论证及其争论可以理解为价值哲学的方法论尝试。在价值哲学的视野下,探析环境问题中的价值冲突及其价值排序的原则、方法与限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因此,需努力澄清不同立场的价值序列及其基本冲突格局,指出权利是价值排序的约束条件;强调生产性价值需要被认真对待,需反思将生产性价值与其他价值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借助生产性价值的桥梁作用,能够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践入诸善并存的理想境界。     

论法治的制度伦理和个人道德

法治的道德基础包含制度伦理和个人道德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制度层面上,法治的人道主义内涵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维护。对个人来说,自觉守法对法治的维系至关重要。制度的正义性配置有助于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和法律信仰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