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对王船山哲学思想的态度

<正> 谭嗣同对王船山推崇备至,他把船山的思想看作是复兴民族、“昭苏天地”的一声春雷。他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在老师欧阳中鹄、刘人熙的教导下,“为学专主船山遗书,辅以广览博取。”(《潭嗣同全集》261页,以下简称《全集》)因此,学习能深造有得,“多发前人之未发”(唐才质《戊戌见闻录》)。     

浅析恽代英伦理思想

<正> 恽代英从小就喜欢读书,有较好的家庭教育和基础教育。1913年夏,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预科班学习。1914年10月1日发行的《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上刊登了他撰写的《义务论》,“为投稿之一新纪元”(《爱澜阁自叙(续)》。见《恽代英日记》第7页。以下凡引此书只写《日记》和页码),从政治上谴责了资本主义的所谓“文明”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从伦理学方面初步阐述了有关道德问题的一些看法:揭露了宗教道德家唯心主义的“义务论”,指出了一般“义务论”的历史地位。“宗教道德家,     

论薩克雷的《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纪念薩克雷逝世一百周年

一十九世紀英国批判現实主义作家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写了許多部长篇小說。其中最有名的是:《名利場》(1847)、《潘端尼斯》(1848—50)、《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1852)和《紐可謨一家》(1855)。《名利場》和《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有中譯本。①《名利場》是薩克雷的成名作,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他自己也承認这一点。②《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也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薩克雷对十八世紀英国历史十分熟悉。他曾广泛閱讀过十八世紀英国文学作品和历史材料。1851年他經过充分准备发表題为“十八世紀英国幽默作家”的一系列演說。这使他对十八世纪英国历史知識的掌握更为牢固;③因此薩克雷才有可能写出以十七世紀来到十八世紀初年的英国为     

萧伯纳的《苹果车》评介

<正> 《苹果车》(“The Apple Cart”,1929)是萧伯纳创作的第四十个剧本,也是他的创作生涯后期一出最重要的戏剧。剧名《苹果车》来自英国俗语“弄翻苹果车”(“upset the applecart”),意为“搅乱如意算盘”。在《苹果车》这个“政治狂想剧”里,萧伯     

论怀特海的“永恒客体”及价值相关性

怀特海(A·N·Whitehead,1861-1947)是英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他与英国哲学家罗素被尊为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在哲学上同属于逻辑主义者。1924年定居美国后,他在哈佛大学发表了《科学与近代世界》(Science and Modern World)一书。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出自于该书第十章──“抽象”。(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51-165页。     

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又名光汉,号左(今酉皿),江苏仪征人。他生活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二十岁(1903年),他与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结识,卷入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至1908年,他的政治思想几经变化,向西方学习,他写成《中国民约精义》一书,有“东亚卢骚”之称;继而又与邓实等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与章太炎并称“二叔”,却成了国粹学派“巨子”;1907年和1908年,先后创办《天义报》、《衡报》,倡“废除人治”,在     

如何使正义感成为立法活动的指南——黑格尔《论英国改革法案》（1831）

本文讨论了黑格尔在逝世那年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论英国改革法案》,说明黑格尔确如他自己所言,“我一向对政治有一种偏爱”;而这种政治立场的核心就是在竭力维护近代以来的启蒙原则的同时,张扬人的“正义感”(道德意识的苏醒)。具体到英国(作为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化的领头羊)1831年通过的一系列“改革法案”,黑格尔正面讨论了如何在以法的实定性质给贵族阶层以特权(法权)的同时,唤醒人们心中的“正义感——反特权”的道德意识,并以此作为立法活动的指南;这里面既涉及到如何理解“原则”(先验前提)与“需要”(利益的维护)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到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哲学传统”与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传统”在处理社会改革的具体事宜上的差异。     

张谦宜论诗之“意”

<正> (一) 《(纟见)斋诗谈》系清初诗人张谦宜所撰,被郭绍虞先生认为有“真知灼见”而收入《清诗话续编》一书。张谦宦生于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卒年不详,但据他“年八十二自作传”一事来看,当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以后,张谦宜字稚松,号山农,自称“山南书隐老人”,山东胶州(今胶县)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进士。张氏“少落拓,以诗名”,晚年中进士后不仕,闭门撰述,有《(纟见)斋诗选》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诗出入于香山、剑南之间”。《(纟见)斋诗谈》是张谦宜的一部诗歌理论与批评的专著。全书共八卷:卷一《统论(上)——大旨》,     

浅谈张祜和他的诗

张祜是中晚唐之间的一位诗人,两《唐书》皆无传。《新唐书·艺文志四》上仅有“张祜诗一卷,字承吉,为处士,大中中卒”这样一句。我们从《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唐摭言》、《桂苑丛谈》等书的片断记载和张祜的诗中,可以看出他的一些大致情况。张祜,字承吉,(《唐诗纪事》为“长吉”),南阳(今属河南)人,一说是清河(今属河北)人。关于他的生卒,今人有几种说法,我们同意闻一多先生《唐诗大系》中的提法,即生于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大中”一共是十四年,“大中中卒”,我们暂定为大中七年(853)左右。这样,可以说张祜生于公元292年,卒于公元853年左右,享年六十一二。     

论荀子的礼法观

荀子在阐发礼的起源时,注意到了礼所包含的相应于法的规范功能,从而异于孔盂对其道德教化功能、对其与血缘关系相联的那样一种脉脉温情的强调。他认为礼的社会功能涵盖了人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荣辱》)所以“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议兵》)。这种意义上的礼与法密不可分。荀子称礼义为“治之始”(《王制》),而法为“治之端”(《君道》),“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成相》),“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道》),这些强调的都是礼与法的一致性,他并由此提出了“礼法”的范畴:“故学也者,礼法也”(《修身》),“礼法之大分也”,“礼法之枢要也。”(《王霸》)     

浅谈田汉五四时期的话剧创作

(一) 田汉是我国五四以来著名的戏剧家,他在剧坛上崭露头角,是从1922年他的《咖啡店之一夜》在《创造》月刊发表后开始的。 田汉(1898·3·19——1968·12·10)出身于没落地主家庭。“自从十岁那年,祖父同人家定完了卖最后遗产的文契后,”他家就与“咸同以来的大地主的荣誉告别了。”子孙们“从此就打上丁无产阶级的新文印了。”(《上海》),少年的田汉“插秧、打稻,车水、放牛、推车子”(《田汉选集·前记》),贫困的生活培养了他热爱劳动的品质。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热爱反映在他后来的话剧创作中。     

孔子司马迁治史态度比较

<正>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史家之一。关于他著《春秋》之事,屡见于先秦、两汉人的记载。他的治史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史家,司马迁就是其中一个,然而他们毕竟有所差异,今试作比较如下: 一,直。孔子主张“秉笔直书”,他赞美“书法不隐”的董狐,许以为“古之良史”(《左传·宣公二年》)。他的《春秋》也由此而使“乱臣贼子惧”。这一点与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直录”(《汉书·司马迁传》)笔法是一致的。但孔子又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治史风格,以     

《秋风红豆图》不是程伟元的作品

<正> 以与高鹗合作补续《红楼梦》后四十回闻名于世的程伟元(小泉),同时也还是一位能诗善画(自然也擅书法治印)的名手。综计现知他的画,已重新见世归入公私家收藏的有:1、1801年即嘉庆六年辛酉夏五月摹董其昌“米家山法”山水扇面一帧。2、1802年即嘉庆七年壬戌为晋昌祝寿“指画”《十二尊象·罗汉册子》一件(实系从六条屏幅上剪贴、改装而成)。3、不知年月的松柏交缠“双寿”大中堂一     

孔子美学思想片论

<正> 关于学习,孔子曾说过一系列非常有名的话,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君子博学于文”(《雍也》),“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但这里讲的都是学习的重要性及方法问题,并不能构成有意义的认识论。孔子所关心的不是客观自然规律及其对人的影响,而是以全部热情和一生不懈的努力,孜孜于人类自身感性与理性、个体与整体的协调问题。因此他尽管说过那么多有关学习方面的激动人心的话,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也是循循善诱的导师,但由于他对人以外客观自然的无知,对超验世界的拒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使他最终无法成为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哲学家、美学家。从而也就使他苦心经营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仅具刍形的“认识论?伦理学”思想框架,由于认识论事实上缺席而宣告倒塌。不过孔子毕竟认识到了以《诗》、乐为代表的艺术审美对人的生存发展、人格完善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     

试论孔子

<正> (一)孔子的身世孔子名丘,字仲尼,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羊传》和《谷梁传》如此说,即公元前五五一年),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据《史记·孔子世家》),相差仅一年。前人为此打了许多笔墨官司,实在不必。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四七九年。孔子自己说“而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上》),就是说他是殷商的苗裔。周武王灭了殷商,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宗室,因为距离宋国始祖已经     

蒙古族画家松年先生评传

松年、字小梦,号颐园,蒙古锒蓝旗人。姓鄂觉特氏,生于清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六月廿九日(见《奉直同乡齿录》)。其祖上系驻防天津的八旗四翼蒙古人。幼年入八旗“官塾”读书,在三十二岁那年才正式拜当时名画家如山(字冠九、满族)为师,系统全面地学习了中国绘画的理论和技法。他是否应过举,抑或是“捐纳”得官,现不可考。据《榆园画志》中说他“曾官汶上知县”,《八旗画征录》则说他“官游山左,曾任范县知县”,而《奉直同乡齿录》说他“清光绪间以知县来山东候补,曾睾单县”。《八旗画征录》又说他“不阿权贵,不久罢官,流寓济南,以书画自娱”。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殁于济南,享年七十岁(《奉直同乡齿录》作享年七十五岁,恐误)。六十一岁(光绪丁酉年即公元1897年)脱稿所著《颐园论画》一书,多甘苦有得之言。     

康熙的选才、用人、察吏

清朝皇帝康熙是历史上颇有作为的人物。他懂得政无大小,得人为本的道理。登基不久,他就指出:“致治之道,首重人才”,(《清圣祖实录》卷44,页11。以下凡引此书,只注明卷数与页码),“治国家者,在有治人不患无治法耳”(卷83,页17)。他在位六十一年(1662—1722),对选才、用人、察吏始终殚心竭力、慎密图维,虽谈不上能知奇士,善驭雄才,但却扭转了登基伊始文治不光的局面,一度“廉吏辈出”(《清史稿》卷111《考绩》),成为他在守成之中兼寓创业之勋的一个重要原因。     

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吗?

读了刘心予同志的《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辨》(见本刊1981年第1期),大为惊诧。这一“辨”,把战国大诗人屈原对《九歌》的创作(或据民间祀神曲加工)的权利“辨”掉了。如果照此办理,“屈赋”就差不多被淘汰了一半。其实,这并非刘心予同志的创见。1951年,朱东润同志发表《<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12日),便对《九歌》(包括“东皇太一”)持此论;郭沫若同志当即发表《评<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26日)给以批驳。假若再往前追溯一下,解放前有一个何天行,也持此论。(见《楚辞作于汉代考》)三十年来,坚持此论者已经销声匿迹,今天刘心予同志又来旧话重提。刘心予同志也许会说,他只讲了“‘东皇太一’之名,可能是汉初人加的(或改的)”,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时,并未剥夺屈原对《九歌》(包括《东皇太一》)的创     

热血微笑谱新声——读聂绀弩《散宜生诗》

《散宜生诗》的作者散宜生即聂绀弩(1903—1986),他本是著名的杂文家,并不以诗名世,虽然他早年写过新诗,并出过诗集。但他写旧体诗却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受到异口同声的赞美。胡乔木同志称他的诗是“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形成了“在艺术上很难达到的新的风格和新的水平”(《散宜生诗·胡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今人写旧体诗有如此创造,这是难能可贵的。     

通古变今 自成一格——读顾浩的“新古体词”

近几年来,顾浩以他别具特色的文学创作实践,即以他的那种富有新气息、新气象的“新古体词”(以下简称“新词”)创作(计有《金陵春草》、《江海涛声》、《盛世风情》三集),在江苏乃至全国的文坛上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旋风,同时也给文人学士们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感受。这种新感受的引发,就在于他的文体创作的“新”上,具体表现为“似花还似非花”——是词又不完全是最传统、最严格意义上的词。换句话说,他所创作的词,是通古变今、自成一格的“新词”。文学体式,无论是散文还是韵文,无论是诗词曲赋还是其他什么样式,并非永古不变。刘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