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政改革创新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县政改革及其创新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极为重要。针对当前我国县政改革创新存在的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和制度化转成等问题,我国县政改革要从"上下互动、左右制衡、整体设计、协同推进"的改革思路出发。既要从纵向上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理清市县权力关系和县乡职能划分,实现市县平级分治,均衡发展;又要从横向上推进县级政治的民主化进程;既要每一项改革纳入整体的县政改革当中,完善配套制度建设;更要"协同推进",加强中央与基层、政府和社会、实践与制度的协同推进。     

县政改革的目标和路线图

县域经济发展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基础。从县级机构改革入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央和省级政府的立场更加中立、更加理性,给整个政治体制带来的风险也最小。因此,县政改革最为可行。将县政自治作为中国县政改革的目标,对县级人大、行政与司法系统进行综合改革,以新的权力来源实现县行政主官对一县政治经济和地方民众的真正负责。只有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县域上层建筑,即县域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才能为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     

抗战时期的贵州县政建设

抗战时期,为配合国民政府的县政建设运动,贵州省建立了县政人员训练所、县政研究会、县行政人员训练委员会等县政建设的相关机构,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不仅教育、卫生、农林、交通、财政、金融和工商矿业等通常县政建设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同时包括兵役、工役、粮食、捐募等临时县政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仅促进了贵州的发展,也为抗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这一时期贵州的县政建设仍然存在着明显昀缺憾.     

中国佛教界对民国政治的参与——以1927-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佛教界内部对于政治参与存在分歧,但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运作的政治事件、由派系之争引发的政治风潮及达赖班禅关系的协调,都有一定程度的参与.佛教界的政治参与,既有利于协调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有助于促进佛教界自身的整顿和佛教的复兴.     

基于协商民主管理视角的学生议事会论析

学生议事会是一种架构于现代大学民主管理框架下的议事组织和协商平台,具有较为深层的民主意蕴,如议事范围的普遍性、话语的平等性、过程的论辩性等。同时,还具有较为积极的现代价值,如扩大了学生的公共参与、提升了学生的公民意识、推进了高校的决策科学、保障了校园的和谐稳定等。在高校推行学生议事会制度更有其内在的政治逻辑,如保障公民权利是政治民主的核心原则、注重民主协商是代议民主的必要补充、凸显公共理性是现代民主的基本要求、主张多元诉求是政治民主的价值追求、参与公共治理是民主政治的终极目标等。     

双层共创与动态均衡：政村合力下村级议事协商制度现代化实现路径

积极发展村级议事协商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亦是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形式。乡村人口结构、业态结构的变化必然带动乡村治理内容和结构的变化。近年来，党和国家持续地通过政策实验推动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创新，提升制度的适应性和有效性，从而能够促进制度现代化转型。在尊重创新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基础上，分析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案例发现：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创新差异实为制度在实践场域中的结构化路径差异，基层政府制度供给策略与村庄自主调适共同影响了制度创新的结果差异。在推进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创新过程中，要注重和坚持乡村治理系统的动态均衡，把握影响村级治理系统动态均衡的关键变量，找到一般经验与具体实践的连接点，实现政府与村庄的有效互动、村民与居民的有效共治、新制度与旧制度的有效互嵌，从而逐步推进和最大限度地提升村级议事协商实践的治理效能。     

论抗战时期的政治参与机构——国民参政会

国民参政会是为适应抗战需要而设立的政治参与机构,是国民政府的第一个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机构,在中国政治参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国民参政会在战时国民政府政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权利来源、成员产生方式和法定职权都决定了其难以承担起引领中国政治从"威权"达至"宪政"的重任.它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活动轨迹显示着中国政治参与的艰难发展.     

统合治理与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基于县域议事协调机构的经验分析

当代中国基层的统合治理,是以党组织的领导权威为基础,依托党政体制的组织架构,实现对“条条”与“块块”的整合协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合治理模式,既克服了科层制的弊端,又超越了西方整体治理、弹性治理等理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独特优势。近年来,随着中心工作的多元化,一方面,县域统合治理的需求大量增加,县域党委政府频繁启动政治动员,建立议事协调机构,基层各层级、各部门都被卷入政治动员体系之中,使得基层治理体制刚性化;另一方面,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日益增加,但统合效能并未得到同步增长,统合治理出现“内卷”局面。诸多议事协调机构只具有形式、象征意义,而并未发挥实质性的统合功能,催生了大量的“软协调”。大量软化的议事协调机构的出现,成为基层形式主义的重要表现。     

乡政改革四论——以湖北为视角

对比湖北乡改的预设目标,县政成为乡政改革成功的关节点,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和构建基层服务型政府,都有赖于县政的转型.乡改所导致的某种程度的"虚乡"和"实县",既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连续性的体现,也暗合了中国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的当然轨迹,即国家权力下沉乡村和乡村自组织生长双向趋势.对乡政改革的疑问,实质是对乡村治理体制转换的疑虑,而乡村治理体制转换的核心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调整.单一的乡政改革,不与县政转型互动难以成功,必须建立面向乡村社会的职能异构的县政体制.     

协商民主视野中的农民工政治参与制度创新

协商民主作为当代民主理论的新思维,是指利益相关方或其代表通过自由、平等和公平的对话、讨论和审议等方式,参与政治生活并进行公共决策,它为我们构建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新机制提供了新的视野.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和推进包括农民工群体在内的广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结合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活,发展协商民主,扩大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可以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政治协商制度、构建行政协商制度、丰富基层民主协商实现形式和培育农民工社团组织等国家制度和政策机制层面进行创新和探索.     

从确认性选举转向竞选性选举:动因与意义--以2003年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竞选群体性案例为解读对象

中国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制度长期以来按照自上而下的确认式模式运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深入进行,这种确认性选举制度正在向竞争性选举制度过渡.推动这一制度变迁的深层动力,是公民社会的维权行动以及由此引起的在制度框架内进行的政治参与.2003年中国深圳经济特区的区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多发性地出现了这种政治参与的案例,这些案例在当前中国基层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符号象征意义.     

乡村民主的塑造:制度创新与精英主导

作为整合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村民自治制度,在推进过程中首先面临着制度创新的任务,这是实现二者良性互动的必然选择。但在与基层村民的碰撞中,村民自治的实际运行却离不开社区精英的积极参与。当前,精英主导下的政治参与和村政发展更有利于基层社会矛盾的合理解决以及村民自治的纵深演进。     

从定县到全国：国民政府县级卫生制度的起源、形成与推广

近代中国的基层卫生建设长期缺乏统一明确的规章制度,发展极为迟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规划进行县级卫生建设,但迟迟未能制定出合适的县级卫生建设方案。1932年以后,国民政府效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创造的卫生模式,逐渐制定出县级卫生制度。定县卫生模式的经济高效以及平教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是国民政府迅速采取这种模式的主要原因。国民政府县级卫生制度从制定到最终成型,再到全国推广,过程漫长而曲折,最终国民政府将县级卫生制度融入新县制当中,才使县级卫生制度推广到整个国统区。国民政府县级卫生制度的设计与实践之间虽然存在巨大差距,但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基层卫生事业的发展。     

议事恳谈会:扩大基层民主的一种新机制

议事恳谈会作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旨在畅通群众意愿表达渠道,拓宽群众参政议政途径,提高基层治理水平,是扩大基层民主的机制创新。本文就议事恳谈会的基本含义及建立目的、特点与功能、发展取向与前景展望作了初步探讨。     

民国时期贵州的保甲制度与乡村社会秩序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为对抗共产党在贵州的影响,强化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从1935年至1949年在贵州乡村强力推行保甲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州乡村社会传统的权力格局,对稳定乡村社会秩序发挥了作用,但由于地方精英的不配合,保甲长素质的低劣,加上制度本身的缺陷,最终没有达到其政治目的,也没有实现对贵州乡村特别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有效整合.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民主制度供给与公民精神化育

由于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制度供给与公民文化培育之问不相协调的时滞效应,因此,在公民观念淡薄、公民精神缺乏与制度供给不足并存的现状下,应该通过完善和创新制度,在民主制度供给下使公民在嵌入式的政治参与实践中养成公民精神,以期民主制度在公民精神的关照下得到更加理性的建构.为此,当下应该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培育公民社会,推进和创新基层民主,在民主制度建构中化育公民精神,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民的政治参与愈显重要。当前,我国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普遍还处于自发状态,以动员型参与为主,参与本身也处于较低的层次,且许多参与都以非制度化的形式出现。扩大政治参与,必须推动社会主义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一是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公民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二是要促进公民政治参与从一般参与、事务参与、基层参与向高层参与、监督参与、决策参与转变;三是要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以制度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     

试论民国时期农村宗族的变迁

民国时期农村宗族的变迁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一方面 ,农村的宗族制度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政治变革和社会革命的冲击 ,而呈现出逐渐衰落的趋势 ;另一方面 ,由于这一时期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并未被动摇 ,国民政府无力也无意于摧毁宗族制度 ,加之宗族制度本身发展的惯性 ,使得民国时期宗族在缓慢衰落的同时 ,又呈现出一些发展和变异的新特征。     

论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如何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今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选举是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领域。当前,我国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通过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人大选举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选举制度,以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九一八事变与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确立了国联外交解决中日问题的决策,并对其保持相当程度的信任。但国民政府并未单纯依靠国联,而是根据事态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外交策略:即在不失国联同情的前提下,同时展开直接交涉与武力抵抗;塘沽协定后,又将国联外交转换为大国外交和推进国联的对华经济技术援助。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一直处于一个动态的转换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