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从“数词+动词”结构到“动词+数词”结构的演变

先秦动量范畴的表达式“数词＋动词”具有表达功能上的歧义：可表动量，亦可作为一种从陈述到指称转换的功能结构式。这种蕴涵两种功能的单一结构式在表达上违背了话语交际中的“足量原则”，因此“数＋动”结构要么单袁动量，要么只是作为一种从陈述到指称转换的功能结构式。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数＋动”结构选择了转变语序——“动＋数”结构表动量，在词汇层面，“数＋动”结构保持了其造词功能（陈述性〉指称性）。但是由于“数＋动”结构在文言中表动量的优势语序不可能完全退出表动量功能的语序集合，在动量范畴演变过程中“数＋动”依然存在，在句法层面单表动量范畴的语例增多，在动量词范畴成熟后，“数＋动”结构的数词与动量词结合成为普遍用法。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能性“得”字研究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语料清晰展现了表“能性”的“得”字由元代至清末逐渐语法化的过程:由实义动词到助动词,再到表能性半自由动词,最后完全虚化为能性助词,“得”经历了由实到渐虚再到虚这样一个连续渐变的过程.此外,该语料还表明:由元代至清末,表能性“V得/不得”式结构由盛渐衰,与此相反,“V得/不C”式能性述补结构和一些能性助动词的使用频率却逐渐增大,这种语法格式兴替的根本原因在于语言社会属性的制约和影响.     

北方方言能性述补结构带宾语的语序类型考察——以部分方言点为例

汉语中北方方言能性述补结构的肯定式通常与普通话的不同,表现为不用＂得＂而用＂了＂,北方方言能性述补结构带宾语的语序类型也与普通话具有很大差异,不像普通话的能性述补结构的宾语置于整个结构之后,而是插入结构中。通过与普通话中能性述补结构带宾语的语序类型情况比较,发现北方方言能性述补结构带宾语的语序类型至少有三种。通过历时的追溯,揭示了北方方言能性述补结构带宾语的乙种类型中的补语＂了＂经历了一个由动词语法化为没有实在意义的补语标志的历程。     

构式压制下"是+能愿动词双+的"的构式特征及其能产性

文章从构式压制角度考察"是+能愿动词双+的"的构式特征及其能产性.该构式性质为表判断的"是"字句,是谓词隐含的结果.谓词隐含受制于构式压制,"能愿动词双"经构式压制被赋予了谓词性功能.该构式的构件特征包含"的"字结构的物性角色和"能愿动词双"的去范畴化,构体特征侧重表达凸显强调和主观评价.由其衍生出的"能愿动词双+的"...     

“言够”与“言多”——论“够”的量性特征及其副词规约化用法

本文基于构式互动来考察“够”在用变和演变中的量性特征及其副词的规约化用法。“够”可与名词、动词、形容词组配形成构式群。随着主观性增强,“够”由表客观的足量向抽象的程度量虚化,词性上由判断动词向程度副词演变。其语法化等级呈现出非均质性,其中“够+A”时语法化等级最高。功能上“够”实现了客观的定量评估向主观的模糊定性转变。     

基于构式语法的汉语"形(动)死我了"句式研究

“形（动）死我了”结构的句法语义特点表明,它是一个中心义为说话者经历极度状态变化的构式。与“形（动）死我了”构式规约相联的形容词或动词,与构式所表示的事件之间存在子类关系,在此基础上形容词或动词与构式整合。限定进入“形（动）死我了”构式的语义类型,统计类型频率,发现“形（动）死我了”构式中能产性最高的类型是心理感觉形容词,能产性最低的是表示人或事物特征的形容词。比较“形（动）死我了”构式与“我形（动）死了”构式,发现两者在语义上无差别,但在语用上有差异。     

基于构式语法的汉语“形（动）死我了”句式研究

“形（动）死我了”结构的句法语义特点表明,它是一个中心义为说话者经历极度状态变化的构式。与“形（动）死我了”构式规约相联的形容词或动词,与构式所表示的事件之间存在子类关系,在此基础上形容词或动词与构式整合。限定进入“形（动）死我了”构式的语义类型,统计类型频率,发现“形（动）死我了”构式中能产性最高的类型是心理感觉形容词,能产性最低的是表示人或事物特征的形容词。比较“形（动）死我了”构式与“我形（动）死了”构式,发现两者在语义上无差别,但在语用上有差异。     

反讽性构式“美得+PP”的共时特征与习语化

现代汉语反讽性构式“美得+PP”在语用上多用于对话语体,分布于对话中的回应性话轮中;语义上,该构式带有反讽意味;语法上,该构式中的PP限于第二、三人称代词.“美得+PP”构式是“美得+[PP+VP]”句式中“美得+PP”这个跨层组合习语化而来.在习语化过程中,源句式经历了补语的结构简化与语义主观化、结构关系的重新分析和使用环境的窄化过程,其习语化是由言语礼貌原则下的得体准则和慷慨准则促动的.     

从处置义句式的原型范畴看形式动词句的特点

形式动词句具有处置义，与“把”字句、SVO结构、受事主语句等构成处置义句式的原型范畴，在形式上它们具有变换关系。除了SVO结构，其他三种句式都是将受事置于核心动词之前。形式动词句和“把”字句在结构形式和处置义方面表现出平行性，非典型“把”字句和典型形式动词句共性较为显著，常可以用来对同一事件进行编码，但形式动词句的结构比“把”字句更松散，处置意味较弱。典型“把”字句是一种对“把”后受事有所移情的主观处置式。形式动词句则是一种客观处置式，具有表好表多的语义倾向，是编码复杂事件的优选项。客观构式的形成借助了介词“对”的语义、语法特性，以及语块“形式动词+动词”对动作过程的凸显。     

中国英语学习者对英语动补构式习得认知的实证研究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英语动补结构是一种能产的构式(Construction),其构式具有独立于具体词汇的语用语义。本文以原型-构式理论及母语迁移理论为理论框架设计了实验研究方案。研究工具以综合英语能力测试和个人访谈为主要手段,考察了来自三个不同层次英语水平的90名中国英语学习者对英语动补构式的习得情况。实验研究的主要发现有:第一,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语言水平与他们对英语动补构式的习得程度呈现出一种明晰的因果关系;第二,中国英语学习者对于英语动补构式的习得遵循一定的习得顺序;第三,在二语习得过程中,母语同时发挥正迁移和负迁移的作用。     

“X无可X”构式研究

现代汉语中“X无可X”是一种很有表现力的结构。它不仅在结构组成上具有鲜明的特点,在感情色彩方面基本上倾向于贬义,具有独特的语用价值。结合语料库,从构式特征对“X无可X”结构进行考察,利用“多重压传观”揭示其认知生成机制,认为该构式是由拷贝构式、否定构式、四字格构式等多重压制以及承袭“忍无可忍”的用法中概括类推出来的。     

“V+个+VP”构式研究

本文拟从认知构式语法角度探讨V+个+VP这个汉语中常见结构在形式、功能上的独特性。我们认为V+个+VP是不可替代有着独特构式义的构式,具有以下两个主要语用特征:表达随意,彻底等特殊情感;个突出焦点的作用。在现实需求的基础上,由同一层面的五个图式构式经过传承压制而成,而具体构式又是图式构式的例示,双方互为理据性。形成了由处在两端的原型子构式(动宾构式和动补构式)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连续体构成。     

汉语三类非作格结果构式的 句法语义界面研究

三种类型的非作格结果构式“哭湿”类、“站累”类以及“气哭”类,在论元配置及句法结构上有差别,与它们语义上的差别有关系。直接宾语限制以及完成性的语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作格结果构式的论元配置,并在它们的句法结构上反映出来。三类非作格结果构式有不同的历史来源,宾语指向的非作格结果构式一部分是由广义连动式发展而来,还有一部分是动结式发展成熟后,通过概念域之间的投射产生的。主语指向的非作格结果构式则是由主体论元同指的两个不及物动词构成的连动式语法化而来的。从演变过程上看,汉语非作格结果构式经历了从合并到融合的发展变化。     

可能补语的不对称成因探析

对现代汉语北方方言中,可能补语的肯定式和否定式与普通话相比呈现出的不对称现象,从历时演变角度,即构成可能补语的标志“得”和“了”的语法化过程进行解释是十分必要的。由于“得”、“了”的语法化程度的差异,致使在绝大部分北方方言中,可能补语的肯定式为{VC了},而不是普通话中可能补语的肯定式[V得C]。     

跨层结构“据V单”的演化过程及影响因素

借助语料考查分析了跨层结构“据V_单”的来源形式、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影响因素,以及“据V_单”的性质和功能。跨层结构“据V_单”的初始结构为“据+NP+V_单”,在语言经济性原则和话语交际“适量准则”的推动下省略NP变为“据+Ø+V_单”结构,“据”和V_单在省略和外部句法环境的双重推力下功能悬空,其后语用需求和语用推理导致构式“据V_单”产生并表传信功能。在构式压制的作用下,构式内的“据”和V_单弱化和改变其本身的意义和用法,与构式整体相和谐。同时,词汇也反过来压制构式,迫使构式“据V_单”具备动词的性质和一部分V_单的句法功能。“据V_单”在现代汉语中具有动词性,具备传信功能、话题标记和话语标记功能。但受同类差异和竞争的影响,构式“据V_单”的内部成员使用和发展是不平衡的。     

“少不了”与“免不了”的功能表达与历时演化

近义构式“少不了”与“免不了”在功能表达及情态特征上具有不同特征,这需要从事件的模态性、语用的偏向性、时体的实现性等方面进行研究。从意义的虚化过程来看,“少不了”由表客观状态发展到表主观评注,“免不了”由表客观强调发展到表主观评注,都是副词情态化和主观化不断增强的具体体现。       

可能式“V得C”和“VC了”的文白层次

历史文献中的可能式“V得C”和“VC了”语义相同而语用价值有别,分属于文白两个不同的层次,反映了通语和方言口语中实际存在的两种说法。这两种可能式自产生后在南北方言中的发展脉络并不相同,二者并不存在先后替代的关系,今天部分北方方言二者并用是受语言之外的因素影响而造成的,并非语言系统内部因素发展的结果。     

英汉非常规双及物结构的构式语法阐释

近年来,在新闻报道和网络语言中频频出现“非常规双及物结构”的表达,非常规双及物结构的高频使用和非典型论元实体的参加以及不断被泛化让典型双及物结构的语义产生了多义。这不仅反映出语言与社会共变的现象,而且体现出人们认识社会的方式和再范畴化的机制。非常规双及物结构对进入构式的动词音节及动词义都有制约作用,进入构式的动词对非常规双及物结构也有反压制作用。非常规双及物结构是人们在概念化过程中运用词汇压制和构式压制共同作用、相互融合的结果。简单来说,它的产生历经了一个自“构式压制”到“词汇压制”再到“概念识解”的认知加工过程。     

中古汉语半虚化的“去”

"去"在中古汉语中除继承上古汉语作谓语或谓语中心的功能以外,还可以在动补式中充当补语,表趋向、结果等语法意义,成为一个半虚化的动词."去"在动趋式中非常活跃,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在动结式中受到了一些限制,其结果补语的用法还不是十分成熟.充分发展和不够成熟两种情形影响到"去"在中古以后的演化.     

构式化理论与敷衍情态义应答语“那是那是”的产生

运用构式化理论着重论述了敷衍情态义应答语“那是那是”产生的原因及其作为新构式的具体表现：图式性、凝固性增加,组构性降低。“那是那是”构式在主观化和重叠形式类推机制作用下产生,其语义的减量用法是礼貌原则与虚化机制矛盾作用的结果,也展现出词汇化和语法化在构式化进程中的错综关系。文章认为,“那是那是”构式在Post Cxzn CCs阶段将进一步产生语言形式的凝固,且此重叠式寒暄语具有类型学意义,可以利用此应答语的重叠形式对留学生进行寒暄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