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

根据数字金融通过技术创新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三个渠道的特点,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嵌入数字金融引起技术创新的产出弹性,理论上论证了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中介作用;并利用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及中介效用模型的因果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和系数乘积Bootstrap抽样检验法,对技术创新水平在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效应,数字金融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利用工具变量法缓解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可能的内生性,结果仍显著。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经济基础更优的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总效用水平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用强度更加突出。     

金融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分析

基于中国31个省市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PVAR模型分析金融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就全国而言,金融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都能给区域经济增长带来正向的冲击效应,但是这种效应并不能持久;在发达地区金融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有正有负,而在欠发达地区这种冲击一直处于正向的稳定状态。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要高于金融产业集聚水平,技术创新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非常微弱。应从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和金融发展的深度融合以及加大研发投入等方面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高技术服务业集聚水平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关系探讨：中介作用与门槛效应

作为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产生的新业态,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华东地区五省一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区位熵法、主成分分析法与非期望导向超效率SBM模型构建了测量指标,探讨了华东地区高技术服务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相互关系,并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的中介作用与产业结构升级发挥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当前华东地区高技术服务业集聚水平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均呈现上升态势;高技术服务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且数字经济发展在二者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但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提升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为此,需要针对性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强化技术引领、区域协作与资源配套,推动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工业与高技术服务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临空经济对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临空经济发展使得空港城市成为集聚高端生产要素的承载地,在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选取2004—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从区域层面和产业层面,分别探讨临空经济影响高技术产业集聚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临空经济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集聚作用显著,航空货流是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临空经济对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程度存在地区差异,西部地区的影响系数最大且最显著;临空经济对高技术产业的集聚效应存在产业异质性,其中对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集聚效应最大;航空客流引发的高端人才流动是高技术产业内部集聚的主要动力源.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政府创新偏好调节效应的研究

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以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考察单元,在利用改进的熵值法测度了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接着探讨了政府创新偏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两者存在着“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考虑抽样误差、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政府创新偏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区域、城市群与非城市群的约束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制定与调整以及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     

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分析

用2004-2019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利用区位熵和SBM-DDF模型,测得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借助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两产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两产业协同集聚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且大部分省份位于倒U型曲线左侧,即促进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累积循环效应,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作用,中部地区具有正向作用,还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分行业来看,高新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贸易、产业集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将数字贸易、产业集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统一框架,对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从全样本层面来看,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总效应显著为正,但是传统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传统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的主要原因是传统技术进步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发生阻滞导致的。提升市场化程度对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从而使得作用路径得以畅通。进一步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在东部地区传统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传统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都不显著。进一步对中、西部地区中介效应中阻滞的路径进行调节,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在中部地区显著为负,在西部地区不显著。     

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介效应和面板门槛效应实证研究

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产业升级和中国高质量发展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数字经济的提升对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中介变量强化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无明显的影响,这种中介效应还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中介效应显著,中西部地区无明显影响.最后,为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当数字经济处于较低水平时,会阻碍经济发展质量;反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强化作用.     

数字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影响研究

利用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调节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数字金融能够显著驱动本地区及周边地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数字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存在产业规模与资源富集度异质性;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推动科技创新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素集聚在数字金融与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据此,提出促进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打造科技创新“新高地”,加速推动要素集聚的政策建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理论参照。     

数字经济会洗牌城市规模分布吗?

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且对城市规模的正向作用随城市规模扩大而存在异质性,表明数字经济促进城市规模扩大的同时能维持已有的中心—外围式分布格局,甚至一定程度上强化该格局.理论上,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业互动和集聚效应出发,基于冰山成本、劳动力互补和知识溢出的理论,提出了数字经济对城市规模异质性产生作用的机制.实证方面,应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引入数字经济和产业集聚的交乘项验证数字经济与产业集聚互补效应的异质性,证明了数字经济对城市规模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假设.以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注重区域协调发展,谨防重现区域性贫困.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分析

在测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其促进效应为10.4%;门槛效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边际效应溢出”趋势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溢出强度具有空间异质性,在区域上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征,但相比东北和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所带来的乡村产业溢出红利更为敏感;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区划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增进效能呈“N”字型布局。     

数字金融发展、区域基础设施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分析

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以中国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区域基础设施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研究显示:(1)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均呈现正向推动效应。但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力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数字支持服务程度最强,使用深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弱；(2)区域基础设施水平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信息基础设施的正向效应最为显著,而交通基础设施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呈现区域分异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特征,而中部地区的正向作用尚不显著；(3)经济干预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和本地市场效应均是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 ——基于空间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如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看,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互补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等促进市场化程度的提升,通过消除市场分割实现产业的非中心化,通过降低金融支持门槛提升共同富裕。文章采用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验证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具有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正向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大于直接效应,但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中介效应都不太显著。进一步,文章基于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中介效应不显著的原因,研究发现,当产业去中心化程度达到0.7986时,数字经济可以显著地提升共同富裕的程度。     

市场化程度、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效率

该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引入产业集聚作为中介变量,采用系统GMM方法,探究了市场化程度如何通过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影响。研究表明：从全国来看,产业集聚在市场化程度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高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传递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0.5%。从各地区来看,在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在市场化程度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发挥着遮掩效应;在中部地区,市场化程度可以通过产业集聚来提高区域创新效率;在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对区域创新效率虽然有促进作用但并不显著,且产业集聚在该过程中不能发挥中介效应。因此,各地区应当在提高市场化程度的同时,充分考虑本地区产业集聚的规模,实现市场化和产业集聚的协同联动,从而提高本地区的创新效率。     

知识产权运用、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知识产权运用是促进知识产权实现价值,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理论分析,揭示了知识产权运用、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并基于2012-2019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知识产权运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正效应,并且产业转型升级存在正向的部分中介效应,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比合理化具有更强的中介效应;从分区域来看,“一带一路”重点省份的知识产权运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显著正向影响,非重点省份的知识产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民用航空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模型检验

民用航空产业集聚是构建高端供求市场、高度产业协作、高度交通便利而实现区域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采用2009—2020年省级数据,探究民用航空产业的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和竞争效应3种集聚模式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一步检验集聚效应的阶段性作用。结果表明,随着集聚水平的上升,民用航空产业的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呈先抑制、后驱动的影响,竞争效应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正相关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兼论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

着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支撑。我国正处于由农业大国转型为农业强国的关键时期,农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等问题突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任重道远。作为农村金融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的内在要求,通过构建并测度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采用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约提高0.08%,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东西部差距约缩小0.15%;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数字普惠金融供给侧存在由信息不对称的缓解所带来的正向调节效应,在需求侧存在由农业规模化经营所带来的部分中介效应;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溢出性。以数字普惠金融促农业农村金融供需适配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着力点,未来可进一步补齐农村数字通信基础设施短板,鼓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释放规模经济效应,加快区域协调发展,进而推动农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蕴含的“增长”与“公平”要义紧密相关。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和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均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正向推动效应，但数字排斥等现象的存在致使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并未对经济包容性增长产生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其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会因规模效应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城市规模和创新创业能力异质性。经济增长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渠道。     

陕西省高新区产业集聚与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三个高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7-2012年陕西省三个国家级高新区及城市面板数据,将产业集聚与FDI纳入同一经济计量模型,研究高新区产业集聚、FDI技术溢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验证产业集聚与FDI技术溢出的交互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弹性为0.2307,显著正向促进高新区所在城市经济增长;交互作用下,除劳动投入在5%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外,资本投入、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与FDI交互项均在1%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高新区产业集聚与FDI技术溢出相互促进共同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     

我国东部地区产业集聚与金融发展的互动关系——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研究

针对产业聚集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动态耦合协调关系问题,利用产业聚集与金融发展的耦合互动特征构建了动态耦合模型,并将耦合协调度模型应用到东部地区产业集聚与金融建设的研究当中.研究结果证明了东部地区产业聚集与金融发展具有正向耦合协调关系.此外,对两者耦合系统各指标值及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我国东部部分区域的耦合强度高于协调程度,两者还未达到良性的协调共振.金融发展对产业聚集的短期效应并不显著,而产业聚集对金融发展具有明显的拉动效应.以此提出东部沿海地区要进一步推进与产业聚集相适应的多元化、多层次、多功能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建立,尽快形成金融发展与产业聚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实现东部地区产业集聚与金融发展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