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介效应和面板门槛效应实证研究

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产业升级和中国高质量发展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数字经济的提升对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中介变量强化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无明显的影响,这种中介效应还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中介效应显著,中西部地区无明显影响.最后,为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当数字经济处于较低水平时,会阻碍经济发展质量;反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强化作用.     

数字贸易、产业集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将数字贸易、产业集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统一框架,对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从全样本层面来看,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总效应显著为正,但是传统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传统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的主要原因是传统技术进步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发生阻滞导致的。提升市场化程度对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从而使得作用路径得以畅通。进一步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在东部地区传统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传统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都不显著。进一步对中、西部地区中介效应中阻滞的路径进行调节,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在中部地区显著为负,在西部地区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基于系统G MM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的分析

基于中国201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同时检验传统金融发展、消费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传统金融发展、消费水平以及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但表现为遮掩效应。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同时还应推动传统金融转型、刺激消费,推动科技创新,形成一条可持续的实体经济发展道路。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增长

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农村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产业结构优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能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间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2)在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而增大,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农村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增长,且区域差异显著,即东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最明显,中部次之,西部较弱。     

数字金融与产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是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此,文章利用中国大陆2011-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2SLS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1)数字金融对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数字支持服务程度的促进作用较大,其次是使用深度,覆盖广度相对较小;(2)数字金融对产业高质量发展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包括绿色转型、动能培育、结构优化、福利改善、价值创造和效率提升;(3)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对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最后,依据实证结论得出相关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

根据数字金融通过技术创新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三个渠道的特点,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嵌入数字金融引起技术创新的产出弹性,理论上论证了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中介作用;并利用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及中介效用模型的因果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和系数乘积Bootstrap抽样检验法,对技术创新水平在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效应,数字金融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利用工具变量法缓解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可能的内生性,结果仍显著。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经济基础更优的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总效用水平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用强度更加突出。     

数字金融、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核心目标,本文从经济发展的三个方面构建了全新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2010-2020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基础,利用半参数模型从全国、区域两个层面分析了数字金融和产业结构优化对高质量发展各维度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均能对发展成果产生正向影响。从区域层面来看,数字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存在地区差异。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

论文采用熵值法测度了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以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通过动态面板的系统GMM方法,检验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及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U"型非线性影响,与绿色技术创新间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态势,且绿色技术创新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正向中介的作用;市场化程度对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使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U"型曲线变得更为平缓。伴随着新时代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应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采取多种环境规制方式,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     

数字新基建、金融资源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我国2011—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金融资源配置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新基建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金融资源配置可显著增强数字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新基建可通过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政府改革有利于增强数字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实施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基座;加强数字政府治理,助推政府治理现代化;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能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吗?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业态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其迅速发展必将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2013—2019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并从金融监管视角检验其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结构性差异;数字金融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中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最低;门槛效应回归发现,数字金融对于中部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金融监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呈U型特征,且在数字金融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明显的U型调节效应。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政府创新偏好调节效应的研究

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以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考察单元,在利用改进的熵值法测度了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接着探讨了政府创新偏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两者存在着“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考虑抽样误差、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政府创新偏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区域、城市群与非城市群的约束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制定与调整以及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分析

在测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其促进效应为10.4%;门槛效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边际效应溢出”趋势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溢出强度具有空间异质性,在区域上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征,但相比东北和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所带来的乡村产业溢出红利更为敏感;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区划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增进效能呈“N”字型布局。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11~2016年全国25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界定,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对城市层面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测算,并结合地级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创新驱动的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势赋能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水平有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存在一定的网络技术门槛;异质性分析发现,由于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数字鸿沟”,数字普惠金融的非线性影响在大城市中存在“收敛门槛”,而在中小城市中则体现为“加速门槛”;最后,技术创新在这一传导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激励中小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微观基础。     

数字经济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运用工具变量估计、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异常值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地区创新能力是数字经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的重要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具有负向的溢出效应。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效应相比中部、西部地区更显著;南、北方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北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的积极作用比南方更显著。最后,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实现地区间协调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与机制——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研究基于2011—2019年273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乡村产业振兴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着中介效应,即存在“数字普惠金融—乡村产业振兴—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数字普惠金融、乡村产业振兴均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分维度存在单重或双重门槛效应,随着门槛值的提高,对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越明显;进一步分组检验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存在区域异质性,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作用效应要强于非试验区,在粮食产销平衡区的作用效应依次强于主产区、主销区,在二线城市的作用效应依次强于一线城市、其他城市。在样本的分位数层面,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地方主导产业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应呈U型趋势,乡村产业振兴的传导效应强度呈先强后弱的趋势。     

中国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揭示了金融中介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机制.进而从实证上研究了我国1991-2001年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1991-2001年,我国金融中介规模指标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金融中介效率指标对经济增长影响很弱;而金融中介结构指标则明显地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选取移动电话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数字金融不同维度对经济质量的驱动作用存在差异性,强化服务深度和提升数字化程度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突出;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著,但在中部地区并不明显。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创新能力和优化产业结构是数字金融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最后,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模型,发现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和空间溢出的特点。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 ——基于空间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如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看,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互补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等促进市场化程度的提升,通过消除市场分割实现产业的非中心化,通过降低金融支持门槛提升共同富裕。文章采用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验证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具有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正向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大于直接效应,但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中介效应都不太显著。进一步,文章基于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中介效应不显著的原因,研究发现,当产业去中心化程度达到0.7986时,数字经济可以显著地提升共同富裕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