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解诂

刘彦和《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之解诂有极端化、简单化、模式化倾向。“博徒”词义自《史记》之后发生细微之变化。应当根据《文心雕龙·辨骚》之文意以定“博徒”之具体涵义。此博徒亦当训英杰,但又不同于完全褒义之英杰,即非正途出身之英杰,实属历经曲折而终入正途之英杰。《文心雕龙·知音》之“博徒”用为贬义不可作为《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也必用为贬义之证据,二者应依语境不同区别对待。     

论刘勰之道与“文之枢纽”的关系“

通过对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与《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四篇间的内在关系的考察,我认为刘勰之道的内涵有二：一指文质相契互存原则,二指文随质变的运动发展规律。这种观念贯穿于“文之枢纽”《在圣》、《宗经》、《正纬》、《辨骚》诸篇之中,同时也集中体现在《通变篇》。由此可见,刘勰之道既是《文心雕龙》的核心思想,又是其构设文论体系和进行具体评论的方法论工具。     

继承与拓展——刘勰之骚赋观管窥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与赋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刘勰在吸取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在其著作《文心雕龙》里对楚辞及赋进行了系统化的论述,并对前人的观点进行了拓展。其关于骚赋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文心雕龙》的《辨骚》篇及《诠赋》篇。本文主要结合刘勰以前研究者的论述来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关骚赋的论述进行分析,以探究刘勰之骚赋观。     

《尔雅》“二义同条”论及词义关系分析

“二义同条”是《尔雅》中一种重要的释义方式，“二义同条”的训字有的代表一个词，有的代表两个词，其训字与被训字之间的“二义”更是有着复杂的关系。以《尔雅》中的“二义同条”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以王引之、郝懿行认定的“二义同条”条目为分析语料，分析训字与被训字的具体义项，考察“二义”之间的内在与外在联系。     

刘勰论楚辞二题

从文体学的角度看,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具有特殊的意义。它第一次将"骚"单列为一种文体,萧统的文学观显然受到刘勰的影响。《昭明文选》按文体编排,将"骚"单列,在"赋"、"诗"之后,位居第三。《辨骚》篇中由于刘勰的宗经思想带来了理论上的矛盾,并对楚文化及战国文化对楚辞的作用论述不足。     

《文心雕龙·辨骚》“奇正转换”论——《文心雕龙·辨骚》“奇正华实”说补论

文章在《文心雕龙·辨骚》中的“奇正华实”说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加以补论。其一，补充介绍齐梁时期孙子《兵法》的研究状况，由此考察孙子《兵法》在当时产生的文学影响，以及《兵法》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和启迪；其二，在上一个层次的基础上，补充说明并论证“奇正转换”论是对作为艺术张力控制论的“奇正华实”说的补充。其三，刘勰引兵入文的“奇正”思想的影响。     

《文心雕龙》“文之枢纽”考论?

《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问题在学术界影响较大且观点繁多。从注重原典的角度出发,用文字学研究方法对"文之枢纽"相关内容进行文字考析,能够还原刘勰"文之枢纽"的本相。其实,"文之枢纽"中的"文"无论是指《文心雕龙》一书还是指"为文运篇",在刘勰心中都是有机统一的。其枢纽应该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这五篇,而不应省略《正纬》、《辨骚》中的任何一篇。刘勰已经意识到了文章与"经"之区别,建构了自己"为文之用心"(文心)和"雕缛成体"(雕龙)这样一个两者结合的完整的"文论系统"。     

屈原遇知音《楚辞》有妙用和赏——刘勰《辨骚》篇新探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是楚辞学史上第一篇从文学层面来全面而公允评价楚辞的专论，刘勰从批判汉儒以“经”解“骚”的错误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取熔经意”与“自铸伟辞”有机结合的艺术特征，由此总结出“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附其实”的创作原则与文学规律，刘勰的楚辞论，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     

求新须先求真——就《辨骚》“博徒”“四异”新解问题与李金坤先生商榷

李金坤先生在《文学遗产》发表《〈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认为《辨骚篇》中的“博徒”与“四异”,是刘勰由衷钦敬的褒美之词。观点虽新却失真,故不能成立。因“博徒”乃古代常用词语,古籍中均用为贬词,未见有用作褒词者;李先生引《知音篇》中的“博徒”来证明《辨骚篇》之“博徒”为褒词,属断章取义的曲解。刘勰在对《楚辞》的总体定位以及对《楚辞》作品的具体评价方面都存在深刻的矛盾,这是不可回避的。     

宗经辨骚

宗经辨骚不唯是贯串《文心雕龙》全书的一条主线,亦且是贯串自汉以迄北宋前期文学思想的一条主线。关于前一点,王运熙先生在他写于一九六四年的《刘勰为何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和写于近年的《<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     

屈原遇知音 《楚辞》有妙赏——刘勰《辨骚》篇新探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是楚辞学史上第一篇从文学层面来全面而公允评价楚辞的专论。刘勰从批判汉儒以“经”解“骚”的错误观点出发 ,充分肯定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取熔经意”与“自铸伟辞”有机结合的艺术特征。由此总结出“酌奇而不失其真 ,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创作原则与文学规律。刘勰的楚辞论 ,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     

《周易》与《文心雕龙》关系研究综述

结合《周易》审视《文心雕龙》的理论思想有极强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此类研究成果丰硕，且大致可以“《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及“《文心雕龙》对《周易》的阐释”两类视角进行划分。具体而言，前者又可分为“征引内容”与“话语体系”两大层面，而后者主要以“五经皆文”的观点为线索。经梳理发现，《周易》与《文心雕龙》的关系研究，应主要围绕《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相关内容展开探讨，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关节所在。     

《文心雕龙&#183;隐秀》篇补文的由来与真伪

关于《文心雕龙&#183;隐秀》篇补文问题由来已久。至迟在元代，《文心雕龙&#183;隐秀》篇已成残篇，现存最早的《文心雕龙》刻本为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本，此篇自“始正而末奇”至“朔风动秋草”的“朔”字共四百字整为阙文，此本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所缺四百字，正合一板。明代诸刻本也沿袭了这种状况。这种情况在明末清初得到了改变，据载，先是明末人钱功甫从阮华山那里得到宋刻本《文心雕龙》，     

《诗经》中“伐”字“攻治”义考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名物制度的材料。《诗经》中还保存了大量音韵和训诂材料,这些都是我们研究上古汉语的重要资料。历代注疏家对《诗经》中大部分"伐"字的训释都是可信的,但也有一些"伐"字的训释不合理,将这些"伐"字训为"攻治"义更合乎文意。     

《文心雕龙·辨骚》臆说——兼与张志岳先生商榷

研究《文心雕龙》的人一般都认为自《原道》至《辨骚》五篇是全书的理论基础,是总纲。但也有一部分持不同意见的论者认为《辨骚》一篇不属于总论部分,而是专论楚辞的,应当属于“文体论”,与《明诗》以下二十篇同列。到底哪一种意见正确呢?当然是前一种正确。有什么根据?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早就作了回答: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刘勰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等五篇作为“文之枢纽”,并没有     

论《文心雕龙·原道》之“道”

《原道》篇作为《文心雕龙》的首章,是为艺术本体论,《原道》即从根本上阐释《文心雕龙》的思想。＂原道＂,源于道,本乎道也。犹言《文心雕龙》之源在于＂道＂。所以,＂道＂是理解《原道》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哲学史上,各家讲的＂道＂与＂道＂之间有同有异。就《原道》而言,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其思想在根本上取自《易传》,即＂《易传》的思想是《文心雕龙》的精魂＂。     

“文之枢纽”的逻辑新探

《文心雕龙》的篇章中,被刘勰称为“文之枢纽”的是:《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五篇。这五篇的基本内容和关联,已故刘永济先生曾做过准确的说明。他认为“前三篇揭示论文要旨,后二篇抉择真伪同异”,“五篇义脉,仍相流贯”。“揭示论文要旨”的三篇专论,就是刘勰自称的《文心雕龙》全书的“纲领”,其他诸篇则是“毛目”。(《序志》)纲举目张,所以刘勰自服地说:“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序志》) 这个“文之枢纽”,论证了“为文之用心”的一些关键问题:“道”、“圣”、“经”三个概念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道”、“圣”、“经”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又是怎样的呢?此类问题,正好构成了《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骨架。而对这个“骨架”理解     

刘勰的"为文之用心"

“敷赞圣旨”能力的缺乏,促使刘勰将通过发表自己独立见解所实现的“立家”作为了“立德”的替代目标,其“为文之用心”的实质也随之转向自我“立家”,由此导致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离开“圣旨”的自我发挥。而刘勰对“立德”目标的难以割舍和有效实现“立家”的考虑,又促成了《文心雕龙》对“敷赞圣旨”名义的借重。由此造成了《文心雕龙》在“敷赞圣旨”的名义下没有“敷赞”以至偏离“圣旨”的奇特现象。     

《说文解字注》“三字句”研究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是注释《说文解字》的权威性著作。段氏在注释《说文解字》时针对一些释语的构成特点,采取了“三字句”这种独特的训释体例。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从“三字句”概况和“三字句”的类型与评价两个方面进行说明。同时指出将“三字句”体例等同于“连篆读”的说法是不妥的。     

《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兼论刘勰"执正驭奇"的创作原则

刘勰《辨骚篇》列于《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总论 ,是第一篇全面而高度评价《楚辞》之专论。然龙学界却普遍认为“博徒”与“异乎经典”之“四异”皆为贬词。其实不然。它们恰恰是充满感情色彩的褒美之词。《楚辞》之所以能够博得“《雅》、《颂》之博徒、词赋之英杰”之美誉 ,关键是因为它“取熔经意 ,自铸伟辞”的通变创新精神。刘勰由此而归纳出“执正驭奇”的文学创作原则 ,迄今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