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妇女地位的变迁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晋西北行署建立之前,晋绥边区的广大妇女不仅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外在压迫,而且还饱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思想的内在束缚,毫无社会地位可言,生活处境极为艰难。1940年2月,晋西北行署正式成立。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妇救会的广泛动员下,晋绥妇女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学习文化,为争取家庭和社会地位而勇敢斗争,她们逐渐打破封建束缚,积极投身晋绥边区的生产运动和政权建设,成为边区抗战的一股强大力量,为边区的抗战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 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审视

[提要]陕甘宁边区所辖地区曾经是一个封建落后、陋习盛行的地方，妇女社会地位十分低下。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的建立，为边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政治保证，而民族解放运动的推进又为边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契机。面对边区妇女过去的悲惨生活，中国共产党以边区妇女为中心，从文化教育、放足、改革婚俗、妇女参政议政等方面领导了边区妇女解放运动。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从有序到走上正规的三大阶段，每个阶段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都始终把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融为一体。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运动不但提高了边区广大劳动妇女的地位，改良了边区的社会风气，还有力地支持了抗战，使边区广大妇女对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运动为新时代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妇女事业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自主意识的觉醒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民主建设,促进了边区妇女自主意识的觉醒。边区妇女在参政意识、家庭自主意识、受教育权利意识等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强。边区妇女在党的领导下,从无我到有我,从被动走向主动,基层妇女增强了群体自主意识。但是,由于时代和自身的限制,边区妇女在自主意识的觉醒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辛亥革命前夕婚姻家庭新观念

辛亥革命前夕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婚姻家庭观念变革的现实土壤。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在挑战传统和瞩目欧美的同一过程中，形成了水平不等的婚姻家庭新观念，主要有婚姻自由和家庭变革思想、废婚和毁家论。其中，婚姻自由和家庭变革观念适应了社会生活近代化的要求，在思潮中占有大部分比重，影响颇为深远。废婚和毁家论超越和违反了历史进程和现实，当时只在国外少数知识分子中流传，消极作用十分明显。随着中国社会向近代化迈进，辛亥革命前夕适应时代的婚姻家庭新观念在政治革命和现实土壤中寻找生命力，逐步发展为革命意义上的婚姻家庭新观念。     

论朱德区域产业发展思想与实践——基于“南泥湾政策”的实践考察

产业发展是区域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革命战争时期,朱德非常重视通过产业发展推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在边区产业建设中,他提出并指导实践了著名的“南泥湾政策”,推动了边区多元产业和优势产业的蓬勃发展。他基于边区革命与建设需要,在探索边区产业发展之道中,形成了以因地制宜、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和市场导向为内容的区域产业发展思想。这些宝贵的经验对新时代乡村产业发展,推动乡村产业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农民组织化与边区乡村建设——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为主的考察

经过八年抗战,晋冀鲁豫广大乡村面临着生产崩溃、村落荒废、人口锐减、自然灾害频发等状况,急需建设.受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和中国共产党乡村革命思想影响,晋冀鲁豫边区开始"组织起来"进行建设.通过历史文献法和对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文本分析,探寻解放战争时期边区乡村建设的逻辑.研究认为,农民组织化是边区乡村建设的基...     

论离婚案件中半流动家庭留守妇女权益的法律保护

近年来我国半流动家庭的离婚率呈现上升趋势,农村留守妇女群体的婚姻家庭权益保护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有待于通过完善立法和强化司法保护来加以解决。我们应当根据半流动家庭离婚案件和留守妇女权益保护的特殊性,认真贯彻保护妇女权益的立法精神,进一步完善我国《婚姻法》中有关妇女财产权益保障的相关内容,修订离婚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加强对留守妇女离婚案件的调解工作,以加大对离婚留守妇女权益的法律保障。     

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妇女运动的时代主题

以时代主题视角探究妇女运动的主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妇女运动紧紧围绕时代主题，着眼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始终融入阶级解放、民族解放、民族复兴进程之中，经历了革命中觉醒、建设中解放、参与中发展和逐梦中创新四个阶段。在参与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妇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半边天”作用，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为农民谋幸福的百年历史和基本经验

为农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内在要求,贯穿着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党领导农民从封建土地所有制束缚下解放出来,重新分配了农业生产资料。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农业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实行农地“两权分离”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十八大以来,党继续探索土地“三权分置”、实行“精准扶贫”和推动乡村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不懈努力。系统梳理和总结党在不同历史坐标上为农民谋幸福的基本经验,能够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历史启迪和经验借鉴。     

建国初期妇女观念的现代化——以山西省为中心的考察（1949—1959）

民众的妇女观念从封建到开放,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变和进步是中国从旧社会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步骤之一,也是衡量新中国妇女解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妇女解放工作,大批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产与建设,人们逐渐意识到妇女同国家、社会的紧密联系,妇女思想意识不断现代化,广大群众落后封建的妇女观也有了根本性转变。     

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主政权建设的历史研究

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主政权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背景下的艰辛探索。陕甘宁边区设乡、县、边区三级政权，包括参议会和政府两大系统。其中的乡村政权体制、乡村民主选举和“三三制”、乡村政权的议行合一与“一揽子会”、乡村干部队伍建设与管理，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乡村民主政权建设的创新，其本质是农民政权的真正确立。     

改造“二流子”话语的再解读——以延安鲁艺文艺精神为中心

改造“二流子”话语以秧歌戏的形式表达出来，实则是延安时期党的文艺在为工农兵服务过程中对传统文学形式的借鉴与成功转化。成功改造“二流子”作为八十年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全社会、管理社会的重要成果，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除了保障根据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与道德风尚之外，实则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管理全社会提供了一次成功的管理经验。延安文艺中的秧歌剧、小说创作则以现实主义为指归，积极呼应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实践，对这一历史壮举做出合乎历史，又关注世情与风情的写法，给后来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较为优化的思路。改造“二流子”是包括延安秧歌剧在内的延安文艺的重大题材之一。改造以好吃懒做、带黑恶流氓性质、影响边区生产生活稳定为特征的“二流子”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及政权建设的需要。改造“二流子”部分解决了边区政府的劳动力相对不足，有助于改善彼时广大乡村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有机组成。在具体改造过程中，改造“二流子”带有翻身与“翻心”的双重性，翻身相对简单，“翻心”更具难度。改造“二流子”运动再现了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文艺治理，规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离婚妇女身份法益保护问题研究——基于男女平等法律制度的考量

离婚妇女身份法益是指在离婚时基于原有特定的妻子身份而产生的合法身份利益。由于现实生活中男女社会分工不同、家庭分工不同,男女实质平等难以实现。基于男女平等原则涵义,应从婚姻家庭生活实际情况出发,而要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应采男女两性差别立法原则,建立差别诉讼救济制度,充分肯定妇女家事劳动价值,建立离婚妇女扶养费给付制度和离婚住房保障制度等,以切实维护离婚妇女身份法益,实现正义社会所要求的男女无利差平等。     

中国共产党推进陕甘宁边区治理现代化的“延安之治”

为了“作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主要任务是打造一个强大的边区，着力推进边区的治理现代化，构建一个模范的善治的边区。在模范边区的构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当时的执政条件和实际境域出发，通过不断优化党、政、社、群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开启了治理民主化、法治化、有效化和纵深化的“延安之治”。虽然这一时期边区对治理现代化的探索是初步的，但其蕴含的政党逻辑、人民逻辑、发展逻辑和本土逻辑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探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逻辑”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中的妇女参与及其当代启示

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公民参与的规模、程度和有效性成为人们判断一个国家民主水平状况和现代化程度的核心指标之一,而女性地位的特殊历史发展历程使女性公民参与更深刻地体现了现代民主的内涵与本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发展成为民主进步的模范农村抗日根据地,这与边区妇女的广泛参与密切相关。妇女参与陕甘宁边区的各项具体工作,不仅推动了边区的各项建设,更为当代妇女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借鉴基础,现实意义深远。     

延安时期外来新女性对陕北妇女解放的积极作用

延安时期外来的新女性以其新的女性形象和生活方式不自觉地影响着陕北乡村妇女的主体意识,同时在新女性大力宣传妇女解放理论、积极投身农村扫盲运动、对陕北乡村妇女进行放足、新法接生训练、充当边区政府和妇女群众的桥梁,积极为边区政府制定合理的妇女政策献计献策等一系列努力和带动下,陕北妇女开始走出家门,积极参政议政、参加生产劳动、学习文化,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发生了翻天当地的变化。     

陕甘宁边区民主的理念、环境和特色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当时中国革命的独特国情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恩格斯基本的民主理念运用于陕甘宁边区民主建设的具体实践。随着革命的发展,陕甘宁边区民主建设的基本理念日益成熟和完善,在此指导下的边区民主建设因而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色和边区特色。边区执政者领导边区人民进行的民主建设,充分利用了边区特定生态环境的有利因素,减小或化解了不利因素。陕甘宁边区民主建设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执政的始终坚持、民主建设中强有力的民主制度保障、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等历史特色。     

农业农村现代化视阈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百年考察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广泛、深度参与乡村建设有助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演变历程,总结基本经验,为有效发挥农民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作用提供有益借鉴。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演变历程可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及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关键节点,划分为动员农民自愿参与、组织农民投工投劳参与、缴纳“一税两费”全面参与、贯彻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参与、探索农民主体参与等5个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重视农民主体地位,统筹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农村建设投入、重视农民意愿,把“三农”发展放在乡村建设首位、重视结果导向。在未来引导农民积极参与乡村建设中,应加强党的领导、稳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把向地位,合理引导农民参与、逐步夯实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主体地位,紧扣时代发展主题、强化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目标管理。     

人的初级本质是家庭关系

“人是什么？”这一斯芬克斯之谜在哲学研究中具有恒久的磁力。近年来，哲李界对人的本质的研究，深入到了本质的各个层次。本文认为，人的初级本质是婚姻家庭关系。一、入的初级本质是婚姻家庭关系马克思指出：“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入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又成为（钻国除外）从属的关系了”．①入的种种社会关系，首先表现为以两性差别为基础的婚姻家庭关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个体婚制…     

宋代蕃法与蕃汉关系法

“蕃汉不同法”是封建羁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宋初，周边民族地区形成了以“和断”为原则的各类专法，之后随着边区的开拓与经营，部分地区的专法逐渐向汉法过渡或转变。为恰当处理日益突出的蕃汉关系问题，又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蕃汉关系法规。文章认为，这些有别于内地的边区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充分显示出宋代民族关系的进步，以及作为多民族封建国家整体的有机联系性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