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吏分途”到“群体三分”:中国地方治理的人事结构转换及其政治效应——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一文的一个补充

官吏分途作为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人事制度安排,依然具有其延续性和再生性。中国地方和基层治理中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的三分,与官吏分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本文作为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一文的一个补充,提出群体三分是更接近官吏分途的延续者与变异者。层级分流与群体三分,共同构成了地方和基层治理的主干。官吏之间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对称与目前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对称是相通的。雇佣群体是影响地方和基层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进入层级分流的精英群体或干部群体,除了具有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理性之外,还拥有政党所赋予的使命。使命政治是对晋升锦标赛政治的一个补充,它是解释中国的巨变和崛起的重要视角之一。     

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官吏分途”是中国官僚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官员的空间流动状况,提出以“官吏相对谱系”为特点的“层级分流”模式。文章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分析框架出发,借用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来认识和解释人事制度安排与帝国治理逻辑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这一人事制度造成了官僚体制的二元结构及其迥然不同的职业生涯、激励设置和利益群体,为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打上了鲜明烙印。本文充实和扩展了“帝国逻辑”的理论思路。     

代理人困境与国家治理:兼评“风险论”

向下分权是治理幅员辽阔之国家的必然选择。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统治者采取向下分权的时候也会面临治理风险,即如果地方政府取得足够的资源和权力,它们可能对最高统治者构成威胁。曹正汉在考察中国古代统治体制演变时,提出郡县制是帝王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制度安排,因为郡县制具有避免让单一地方政府强大到可以挑战帝王权威的作用。本文探讨向下分权对于集权体制政治稳定的影响。分权在为最高统治者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同时,也为统治者创造了规避责难的空间。但向下分权在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同时,也给统治者造成了多重代理人问题。具体而言,代理人如果没有受到有效约束,他们不但会削弱国家能力,还可能损害政权的合法性,引发社会风险。如何约束代理人始终是最高统治者面临的难题。     

历史的理论研究路径和理论模型——对《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一文的几点评论

本文强调，在研究集权和分权这一反复出现且类型多样的历史现象时，建构适度抽象、概念和逻辑明晰的理论模型以助分析是有效的。本文指出，将“风险论”和“效率论”对立起来有欠妥当，“风险论”就是一种效率指向的理论，重要的是区分何种治理、何种效率、谁之效率。沿着这一思路，本文建构了分析统治者风险治理效率和日常行政效率关系的模型，指出当一种制度赋予统治者以统治风险最小化的行为特性时，其日常行政治理效率的最大边界在哪里；建构了统治风险治理效率下的集权和分权选择模型，并考察过度集权与过度分权的概念；讨论了效率区分在理解中国历史中非均衡割据现象方面的意义。本文通过理论模型的建构，考察了统治者收放权边界内外运作的差异。     

中华帝国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与治乱周期:从“风险论”出发

本文由曹正汉提出的“风险论”出发，以威权政体政权存续的理论视角，探究中国治乱周期与统治者风险治理策略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治乱之间，统治者透过何种机制调节动态平衡以维系政权，又为何调节风险平衡机制在某些时候能奏效在另一时点上却失灵。藉由历史制度主义的时序分析，本文提出风险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以解释治乱周期的波动，并发现风险调节机制之所以越到朝代后期越难奏效，肇因于开朝初期统治者为防制政变风险所采取的政治吸纳策略。这些策略随着时间演化及一连串反应序列后，破坏了统治者用来防治民变及外患风险的机制，并进一步弱化了国家的基础权力，导致国家能力下降，风险平衡机制失灵，从而陷入统治危机。     

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

本文重新梳理了行政发包制理论中“行政”与“发包”的关系,将政治晋升机制正式引入行政发包关系,定义了行政内部发包与行政外部发包的组织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诠释了历史上的“官吏分途”以及当今的“层级分流”现象。本文认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经历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这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官僚体制组织边界的重大变化,即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过程,而推动整个过程的驱动力是帝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压力。本文还对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进行了重新表述。相同的历史现象,不同的解析框架,本文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理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学术对话。     

技术自主性与国家形塑: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研究的政治脉络及其想象

技术治理进入国家视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相关研究先后拓展和增加了专家治国、技术官僚、信息技术和微观政治等概念，并分化为两个研究维度：一是一以贯之的国家如何以“技术性方式”进行治理；二是由“信息技术在政府应用”这一研究分支发展而来，分析国家如何将新技术手段引入治理。其中，前者是技术治理概念的逻辑起点，本文从这一起点展开分析国家与技术治理的关系，试图还原技术治理的本来面貌。基于技术治理具有自身发展和运作的自主性，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呈现三种基本形态：“吸纳”状态下国家对“可控”技术治理的应用、“扩散”状态下国家对“自主”技术治理的干预和“分途”状态下国家对“失控”技术治理的监管。最后，本文还进一步提出“超越技术治理”的两种路径构想，由此系统呈现了国家与技术治理相互形塑的整体图景，为技术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反思与关注的视角。     

论中国古代的皇权与相权

中国古代的皇权与相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自秦朝以来，一直驾驭着古代官僚帝国的政治运作。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皇权与相权曾发生过无数次的重大变化以及激烈的权力冲突。其中许多次的变化和冲突，直接导致了朝代的盛衰和兴亡，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选择和命运     

法家治国与国家治理:从统治逻辑到治理逻辑的现代性重塑

先秦法家鲜明的统治逻辑奠定了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专制政治理论的基石,后世的制度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表现出一种路径依赖,传统的统治逻辑不可比避免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的过去与现在。中国正在经历从统治逻辑向治理逻辑的嬗变,厘清法家的统治逻辑内在机理,剥离其中的痼弊,从逻辑的起点、哲学基础、主体、手段、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等方面进行现代性重塑,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方案。     

中国古代社会的资本治理及其启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视域下的资本

中国古代社会积累了丰富的资本治理思想和实践。通过对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梳理，我们发现中国古代思想家不仅很早形成了对资本正反作用的辩证认识，而且在传统经济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对民间资本和官营资本的不同态度。与此同时，由于认识到了资本无序扩张导致的政治、经济风险，中国古代政府探索了一套包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层面的治理措施。传统社会资本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我国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视野中的日本政治经济

“主银行制度”（main bank system）是一种跨越组织、金融交易和政治多个领域的制度安排，是包括工商企业、各类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和管理当局间，一系列非正式的惯例、制度安排和行为在内的公司融资与治理体制。“官僚制多元主义”（bureau pluralism）是在分权的官僚机构与民主代表制的框架之下，以所谓“铁三角”即财界、官僚、政治家的精英分子所形成的排他性的勾结性结构进化而成的。它最初以政府和产业界的勾结为主导力，随着产业成长的成果逐渐为处于弱势地位的阶层所均沾，成为超越单纯产业界的极其广泛的利益集团。     

胥吏·衙役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机构是一个完备而庞杂的系统，大致可分为君王、官僚、胥吏三个子系统，彼此协同，互相制约，对"天下"进行统治．君王系统具有至高天尚而被神化的绝对权力，"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天下"的百姓和土地都相对他为他们私有，君王的意志有着唯命是从的权威．官僚系统受制于君王而实际上又制约着君王，因为君王的"圣旨"、"王法"、"纲纪"、"诏今"等要靠"朝廷"中的大臣和遍布各地的官僚去执行．尽更是各级官府、衙门的目员，即"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更"。《周礼·天宫》上说："胥，…     

民主党执政后的政官关系

民主党执政后锐意推行政治主导路线,致使日本沿袭多年的官僚主导统治结构受到强烈冲击。但由于官僚系统的抵制及民主党的先天缺陷,这场旨在打破官僚主导体制的攻势逐渐减弱,在某些领域甚至有所后退。东日本大地震后,政府的赈灾不利更凸显了民主党执政团队在驾驭官僚队伍方面的失败。这一轮政官博弈最终以民主党放弃其竞选公约中的部分承诺为代价,形成了一种脆弱的妥协。     

《巴黎协定》下全球气候治理的俱乐部模式及其功能和风险

气候俱乐部是国外常年关注的气候合作方案，但很少有人直言俱乐部式治理能否创新性补充和完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多边体制。规范型、论坛型、联合行动型等开放包容型俱乐部较能保障政治可行性、制度合法性，可缓解《巴黎协定》“大而弱”所导致的治理规制困境，实现国家间的合作增效，但分别存在沦为空谈、大国操纵、透明度低的风险。封闭排他的布坎南俱乐部政治可行性和制度合法性都比较低，制度设计要求高，较难建成，并存在背离多边规则、与协定相冲突的风险。总体来说，俱乐部式气候治理或能成为协定和公约框架的有益补充，但需警惕其弱化“共区”原则的风险，避免其沦为发达国家弱化和逃避气候责任的迂回手段。从引领气候治理和应对国际气候政治变局的角度出发，中国有必要关注俱乐部式气候治理，对开放包容型俱乐部保持开放态度，积极参与和创建；对封闭排他型俱乐部保持警惕，有所防范。     

论沦陷区殖民社会的亚权力结构─—汉奸帮会

论沦陷区殖民社会的亚权力结构─—汉奸帮会史会来，夏潮帮会与土匪，本不属社会政治权力的范畴。不仅如此，因帮会团体对社会正常统治秩序的反动，历来便是社会统治者所治理的对象。但在沦陷区殖民社会里，帮会团体的相当部分，在侵华日军的军事威逼和政治利诱下先后汉奸...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集权演进与社会治理能力的双重约束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演进呈现出权力向职位和君主集中的双峰并置集权格局。官僚组织行政能力的衍射边界受限和官员自主性受制于君主偏好共同构成古代社会治理能力发挥的双重约束。古代社会治理事实表明权力集中与治理能力提升不存在直接关联。当代中国权力集中体现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其目的在于从宏观维度搭建起客观、稳定、系统性的治理规范。充分维护和调动基层政府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搭建政府同社会良善的伙伴关系对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也有着深远的积极意义。     

试论明清书吏作乱的制度根源

书吏是古代行政的执行人员,是官员在行政运作中不可缺少的辅助力量.书吏作乱是明清政治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而且清代比明代更为严重,竟然达到"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的地步.可以说,书吏在明清政治中操纵权力,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已经造成严重的"吏弊".从制度角度而言,明清书吏、尤其是清代书吏作乱主要是科举制度、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引发的.科举制度造就的迂腐无能的官员为书吏作乱提供了土壤,人事回避制度加强了官员对书吏的倚重;等级制度森严造成书吏升迁无望、生活无着,使书吏作乱成为现实;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官僚政治使书吏作乱成为整个封建吏治败坏的组成部分.上述制度因素,才是隐藏在"清代与胥吏共天下"背后的根本原因.     

血缘文化和虚拟血缘文化与贪腐的关系——古代社会贪腐成因研究

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从宗法制度中培育出来的,从其出现开始就带有很强的血缘文化的特点。这个基础决定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官僚系统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圈子文化是血缘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官场上的圈子文化就是血缘文化或意识在官场上的镜像或放大,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科举制下的座师与门生的关系。血缘文化反映在朝堂之上就是朋党,以亲情、乡情和友情关系为纽带,官僚集团拉帮结派形成朋党,进而对皇权形成巨大威胁,历代最高统治者都对此痛恨不已。     

杨翠喜:一个民女引发的监察大案

<正>"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对官吏的管理,很早就开始探索朴素的制度化与法律化进程,提出了"善治者治吏、不善治者治民"的思想,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治官之法,其中,对官吏的监察制度和监察法是一个重要内容,它在提高行政效率、整肃官僚队伍、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今天我们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廉政文化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刊从今年起开设专栏,请焦利教授讲述我国古代治吏的故事。     

论古罗马共和国新贵的发展

西方学者称为“等级斗争”的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简称“平贵斗争”),在古代罗马史上持续了两个多世纪。这场斗争以氏族贵族日益没落,最后完全丧失了对国家政治的垄断,平民取得胜利而宣告结束。但是“平民的胜利并没有导致罗马奴隶占有制的民主制的建立。起而代替氏族贵族的是奴隶占有制的新贵……”①新贵是平贵斗争的产物,由那些共和国高级官吏的后裔构成。新贵取代旧贵族,成为罗马共和国的统治者,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过程。 平 贵斗争促进了罗马共和国的成 长。平民要求政治上的平等,势必要打破旧贵族对国家的垄断,对高级官职的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