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公“制礼作乐”看西周礼乐文明的高度与深度

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融合了夏、商和先周时期礼乐文明的精髓,呈现了西周礼乐制度的高度与深度。从传世和出土文献的记载来看,周公"制礼作乐"并非皆是其原创或者是独创,与此前文化应是一种"因革""损益"的关系。周公的贡献则是以先周传统的"德治"为主线,参照殷商、先夏时期礼制的基本框架进行整合与创造,最终形成"新"的周代礼乐文明。"积德行义""敬德保民"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根本和总纲,是中华传统礼乐文明活的灵魂。     

文明论、社会思潮与中日关系--以福泽、梅棹文明论为中心

随着战后日本社会的起伏发展,产生了诸多的文明论.它们与日本主要社会思潮有着内在的联系.福泽谕吉、梅棹忠夫的文明论皆以世界舞台为背景,且与中国深有关涉.     

中国的“轴心文明”及其突破

基于“轴心期”概念的批评性反思,本文认为,中国的“轴心时代”是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而不是所谓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的春秋战国时代。西周的礼乐文明,确乎代表了自尧、舜以来某种积古流传之价值体系的制度性显化。西周解体之后,中国文化经历了思想上与制度上的多重突破,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汉武帝时代,方始重置了时代思想与西周“轴心文明”的相互关系。经过“后轴心时代”思想与制度之多重突破,儒学终究凸现为古代社会公开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轴心文明”价值的坚守者与看护者,也因此而成为现实政治的监督者与批判者。正是在儒学展开其自身的历史绵延之中,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遂得以清晰显现,并为其筑就了独特的“价值屏障”。     

“社会资本”理论述评

本文对“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流派、代表人物以及近期发展状况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与评述,并认为该理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对社会行动、社会不平等和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上     

论构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话语体系的价值立场与基本原则

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理论话语存在着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深绿"思潮、以现代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浅绿"思潮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红绿"思潮。"深绿"和"浅绿"思潮由于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维度,单纯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客观上推卸了资本对全球生态治理应尽的责任,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话语";红绿"思潮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看作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只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或市场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生态危机,是一种"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话语。从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范式看,存在着"深绿"思潮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研究范式"、浅绿"思潮的现代主义研究范式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建构中国生态文明理论话语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秉承"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维护中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既作为一种发展观指导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又作为一种境界论以促进全球生态治理。     

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初探

针对国内学者在后现代主义研究中偏重文化及人文精神这一不足,本文在深入研究后现代主义主要作家思想的基础中,认为后现代主义中存在着一个完整的社会理论维度。福科对现代社会权力运作机制的揭示和反抗,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精神分裂与多元社会的论述,鲍德里亚对高科技社会的后现代反思,利奥塔对多元公正与后现代状态的揭示,构成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维度的重要景观。与传统社会理论相比,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表现出四个重要特征微观分析、文化主义倾向、无构想与无目标、把社会看成一个“没有主体或个体的社会。”     

“我不能想象一种没有它的生活”——与亨德里克斯·斯塔姆教授谈理论心理学

本文结合斯塔姆教授的个人学术经历,围绕理论心理学的定位、性质、作用这一框架,就理论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之间的内在关联、社会建构论在理论心理学中的历史地位、马克思哲学对理论心理学的可能效用、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的共存关系,以及心理学知识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     

社会建构论：社会问题理论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西方建构主义理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概念范畴和分析框架，并产生了许多经验研究成果。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异于对社会问题的常识性理解和传统的研究视角。该理论认为社会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主题不是“有问题的”客观事实或状态，而是这些事实或状态被宣称成为社会问题的活动和过程。经由这些活动和过程，社会问题建构性地存在着。本文通过与传统社会问题理论的比较，着重探讨建构论所进行的社会问题新的理论研究转向及其启发意义。     

本土文化与“文明社会”

西方文明由于对土著文化和异质文化的摧毁正引导世界走向终极毁灭,因此需要反思所谓"文明"及其价值。透过充满进化论色彩地认识背后所隐含的逻辑,这种"文明"的历史不过是胜利者的历史和城市文明的历史,以对大自然的异化为前提,而真正的文明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并与之和谐相处。     

社会层级结构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范式

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过程中,有关研究范式的讨论显得十分重要.目前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在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上,有的学者强调应采用微观研究范式;     

论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及其隐微论

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在于其独特的隐微-显白论,这个理论揭示了哲学和社会之间的深层冲突以及由这种冲突导致的哲学写作的双重教诲特征。面对政治哲学的当代困境,施特劳斯试图通过重振古典政治哲学找回失落已久的古典文明理想。这种文明理想既有对政治现实的清醒认识,又不甘于沦入政治洞穴,因而矢志不移地通过哲学追问揭示政治的不完善性。     

儒家社会和谐模式论初探

在中国传统社会和谐理论中,儒家的社会和谐模式论居于主导地位。儒家社会和谐模式论可以概括为一个“一二三四”的模式:中和———社会和谐的核心;仁与礼———社会和谐的两大纲领;养均齐———社会和谐的三大基石;君本论、官本论、民本论、农本论———社会和谐的四大支柱。儒家的社会和谐模式论对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     

“空间转向”与社会理论的激进化

空间转向改变了传统历史叙事时间相对于空间的优先性偏好,并把测度知识的权力条件纳入人文社会研究旨趣,把知识社会学推进到知识政治学方向上,从而为左派理论摆脱传统困境提供了一种路向,并促进整个人文社会研究的激进化。以"后现代"为基本方向的激进社会理论打开了许多新的批评地形,但基于差异逻辑而对边缘空间的偏好同时也面临着独特难题。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观与“两型社会”建设

“两型建设”是近年来党和政府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贯彻落实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真正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当前,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观,对于我们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两型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分三个部分：首先,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观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其次,重点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观的三大核心理论,即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理论、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理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解理论。最后,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观对中国“两型建设”的指导意义。     

论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启示

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根本上说是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史。生态环境演变的历史,呈现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生态环境的演变过程、特征规律和建设实践与人类文明孕育、发展和盛衰紧密相关。中国古代文明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并给予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启示和借鉴。     

历史哲学危机时代的史学理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柏林墙的倒塌和经济全球化使历史哲学及其所维护的历史感陷入了危机。进步主义历史哲学从此失去其统治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史学理论,即叙述理论。但叙述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全球化呼唤建立一种新的史学理论：整体历史论     

论法治的政治意识文明功能

法治与人治相对,内涵＂良法＂,植根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和社会文明,是近代以来各个国家的法律实践过程和追求目标。政治意识文明是指人类政治意识进化发展的积极成果、状态和过程。法治对政治意识文明功能主要体现在治国理政上的＂克服＂人治功能、政治参与中的＂激发＂功能、政治目的的＂主导＂功能、政治意识的＂强化＂功能、政治意识文明实现的＂保障＂功能等五个方面。     

构成差异的技术与媒介的关系——走向技术化的社会实用论

什么是技术观点的转变技术通常被界定为人类制造的工具,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有效手段,或是物质制品的整体。但是,就像工具与机器的创造、制作和使用一样,技术也包括工具性的实践;它也囊括了物质和非物质技术制品的全部内容。它与制度化的需求以及技术所服务的想象目标密切相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