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污染、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北大核心CSSCI

在老龄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吸引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提高地区人口集聚水平,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和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上升,城市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作用逐渐凸显。基于此,文章以空气污染表征城市的自然环境,公共服务表征城市的人文环境,探讨空气污染、公共服务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文章使用2007-2016年中国74个环保重点城市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空气污染、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空气污染与人口集聚呈现“倒U”形关系;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呈现“U”形关系,并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南方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尚未跨过拐点,伴随空气污染的经济发展依然对人口发挥吸引作用;北方城市已经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关系,部分城市的空气污染已经对人口集聚产生挤出作用。南方城市公共服务大多已跨过“U”形拐点,公共服务对人口集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北方只有部分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跨过了“U”形拐点,对人口集聚发挥作用,部分城市公共服务尚未跨过拐点。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空气污染与人口集聚均表现为“倒U”形关系,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均表现为“U”形关系。文章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发展要注重环境保护,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各城市应根据自身发展情况采取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效应与机制

构建全局参比技术下的超效率SBM(GS-SBM)模型对200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算,运用双固定效应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其影响的内在机制,并引入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探讨其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存在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大、中、小城市中表现较为明显,而在东部地区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中不明显;基础设施水平与能源强度在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会缓解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抑制作用,而能源强度的提高则会加剧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抑制作用;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均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人口集聚程度的提高不仅会抑制本地生态福利绩效,还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基于此,从构建生态文明共同体,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调整城市能源结构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持续提升生态福利绩效提供重要参考。     

人口集聚、经济增长与城市空气质量——基于274个地级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把握好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保证,文章选取了2005~2016年中国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口集聚、经济增长与城市空气质量之间的非线性空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口与雾霾污染的空间耦合性较强,东部地区呈扩大趋势,中部呈收缩趋势,区域一体化特征明显。2.人口集聚与雾霾污染存在倒U型空间关系,目前大部分城市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另外越过拐点的城市存在退化趋势;中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呈正U型关系,不符合EKC假说,且东部地区大部分城市已经越过拐点。3.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外商投资缓解了西部地区的雾霾污染,但在中东部地区没有发挥出正外部性。考虑不同形式的空间权重矩阵后以上结果依然具有稳健性。     

人口集聚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

在人口集聚的进程中,如何跨越双重环境规制的约束门槛、降低碳排放,对“双碳”目标的达成意义重大。以人口集聚为切入点,基于京津冀的经济、文化与产业的发展,探讨双重环境规制在人口聚集的城市群内,对碳排放存在的门槛效应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采用2006～2020年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和人口集聚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同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以人口集聚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在不同集聚程度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并进行区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京津冀地区人口集聚对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两类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效果更为显著。第二,在人口密集程度较低时,仅在两类环境规制共同作用下,降碳效果才初步显现;当人口集聚程度处于中水平区,正式环境规制抑制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逐渐显著;当人口密集度处于高水平时,正式环境规制依旧有着显著的降碳效果,但在两类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下,则出现显著负面影响,增加了碳排放强度。第三,就降碳效果而言,仅有五个城市处于人口集聚适当水平区,能够实现较好的降碳效果。基于此,从政府管制、绿色技术创新、人才引进、绿色供应链和...     

人口空间集聚与公共治理的绩效:基于城市权利的视角

人口空间集聚是宏观社会经济政策导向下的社会流动过程,也是基于个体理性决策的人口迁移后果。空间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演化",人口空间结构变化会带来社会关系和权利结构的演变,大规模人口乡城持续迁移带来中国乡土文化的凋敝和现代城市文明的繁荣。社会关系的排斥源于社会权利的缺失,权利贫困引致社会贫困,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致使农民工无法以平等的身份融入城市。文章基于城市权利的视角,提出城市公共治理的目标是赋予新移民平等的身份、公正的待遇、不歧视的就业、稳定的住所及体面的生活;保障其在城市公平获得生产、劳动、消费、进入、参与的主体性资格;同时,拥有平等获取城市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的主体性权利,从而在主体构成、主体资格和主体能力等方面实现城市权利的一致性,通过机会的平等、过程的平等,逐步实现结果的平等。     

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基于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受地域生态环境、商业条件和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而呈非均匀性特征。随着大中城市经济优势的日益扩大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政策藩篱的消除,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不断强化。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规模已经突破2 000万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对城市的交通、社会秩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人口疏解与人口控制成为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重要社会管理举措。同时,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背景下,人口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成为各个地区竞相吸引的宝贵资源。面对疏解人口还是集聚人口这一现实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人口集聚是否拥有经济增长效应并在实证上检验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为此,本文应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人口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了克服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应用工具变量、矩估计等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小学教师数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结果显示人口集聚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通过引入交叉项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引发的人口结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改善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基于此,应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发挥人口集聚效应,特别是通过人口集聚来改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这对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更有意义,在实行人口疏解政策时有必要考虑人口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空间溢出效应视角下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研究

我国劳动力就业和环境规制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外溢效应,相对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而言,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要小一些。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上存在逐底竞争倾向,环境规制的就业创造效应仍显不足,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环境绩效考核,相邻地方政府要形成环境规制协同机制,探索不同地区环境规制的创新触发机制,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使环境规制驱动创新带来的就业创造能弥补因污染产业减少带来的就业损失。     

中国人力资本集聚的空间效应:虹吸还是扩散?北大核心

建构引入人力资本的Solow经济增长拓展模型,采用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和铁路运输时间距离权重矩阵,分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探讨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作用机制,通过考察省域间铁路运输时间距离变化,持续测度两类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集聚在空间上的主导效应分别为扩散效应和虹吸效应,两类人力资本表现出空间作用机制的异质性;伴随时间距离的增加,两类人力资本的空间效应分别呈现倒U形和U形变化规律;相对于非高铁时期,高铁时期人力资本集聚的空间效应更显著;健康资本投资倾斜与分散是调节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平衡增长的有效政策工具。因此,人力资本投资要系统考虑时间和空间协调性,适度集中的教育投资是较优的投资方法,健康资本则要选择空间均衡的投资方法。     

中国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的空间一致性研究

人口流动的一个典型化事实是绝大多数微观个体向特定地区流动导致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即发生人口集聚现象,同时这些特定地区的经济集聚特征明显,人口集聚和经济集聚形成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本文以2000年至2015年我国省级常住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数据为样本,根据空间四分位图和莫兰指数识别我国人口和经济分布的空间特征,分析人口和经济集聚地区的同一性情况;利用不均衡指数测算我国人口和经济分布的协调性。研究发现我国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布一直呈集聚状态,经济指标的莫兰指数数值更大,经济集聚的程度要高于人口集聚,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19个省份的空间相依类型相同,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省份相互临近,各省份人口和经济比重的匹配度非常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匹配度在持续地优化提升,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一致性。应通过弱化户籍制度、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重视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来促进人口和经济集聚,提高人口经济集聚协调性。     

人口规模、结构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目前关于人口对碳排放影响的经验研究,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基于这种背景,本文以STIRPAT模型为研究起点,运用中国1997～200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Driscoll和Kraay基于固定效应中纠正异方差、序列相关和截面相关的估计方法,具体考察了地区人口规模、结构对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在考虑人口结构因素的情况下,人口规模的排放弹性显著为1,因此,以中国为样本研究碳库兹涅茨曲线(CKC)并不会产生太大偏误。在反映人口结构的变量中,劳动年龄人口对碳排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户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城镇化率对于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教育溢出效应——基于贫困儿童人力资本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一项专门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政府无条件转移支付项目。基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利用2012年和2014年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面板倾向得分—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低保对贫困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并从家庭教育物质投入和时间投入两个角度检验了其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深度贫困还是轻度贫困儿童,农村低保均能够显著提高其认知能力,尤其是对深度贫困儿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异质性分析显示,相对于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儿童,农村低保对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贫困儿童认知能力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同时,相较于东、中部地区,农村低保对西部地区贫困儿童认知能力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进一步路径分析显示,农村低保主要通过影响家庭教育物质投入,间接提升农村贫困儿童的认知能力,但并未改变贫困家庭父母的时间配置偏好。因此,政府应该适当提高农村低保的补助标准和瞄准效率,并从儿童的教育、健康等方面设置合理的受益条件,使得农村贫困家庭优先将一定比例的补助金用于儿童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充分发挥出农村低保的教育溢出效应。     

首都圈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集聚力与离散力的“博弈”

当前首都圈人口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以京津为中心向外围递减的格局,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这一分布格局的形成机制,得到以下结论:当前首都圈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初始的人口规模和自然地理禀赋是其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首都圈"中心—外围"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是一系列集聚力和离散力"博弈"和"对抗"的结果,其中就业机会、工资水平以及反映科教实力的高校数量是主要的集聚力,而房价、交通拥堵以及水资源短缺是主要的离散力,水资源短缺的制约作用最大;该分布格局也是各城市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反映,中心超大城市已处于工业化发展后期,对高端劳动力和为高端劳动力服务的低端劳动力均有较大的需求,而首都圈外围城市还处于工业化初期或中期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仍是主导产业,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弱。今后除了需要遵循城市化发展本身的规律以外,改善和调节上述导致人口过度集聚的集聚力和离散力及其对比关系,通过政府力量介入,尤其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大力推进和实施,加快河北省城市化发展的步伐,尽快缩小与北京、天津的区域发展差距将成为合理布局人口空间格局,促进首都圈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人口红利、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基于经济结构转型和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现实背景,深入研究人口红利变动、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耦合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3~2019年中国19个行业门类面板数据,以2010年为时间节点,分段探究人口红利、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探究人口红利、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2010年以前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2010年以后人口红利总体消失;(2)当纳入产业结构因素,2010年以后人力资本红利仍然存在,但人力资本红利对不同资本装备率行业存在异质性影响;劳动力数量红利只在高资本装备率行业存在且显著性水平不高;(3)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不同时段、不同产业结构下都十分显著,且资本装备率越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越强。     

产业协同集聚与城镇化耦合的经济增长效应北大核心CSSCI

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互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理,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GMM估计方法和门槛回归检验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至2018年多数省市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已建立初步耦合机制。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伴随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弱—强—弱”特征。当产业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的经济效应具有大幅跃升。     

大城市人口郊区化与住宅空间分布的效应研究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人口郊区化已经成为一些大城市 ,尤其成为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人口郊区化与城市住宅空间分布呈现出新的关系 ,本文以上海市为例分析了人口郊区化与大城市住宅空间分布的效应关系。     

人口与家庭发展:基于协调耦合关系的指数构建北大核心CSSCI

在人口形势发生重大转折性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人口与家庭的关系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但现有研究对人口与家庭发展的概念、测量和基本态势还缺乏统一的认识。文章基于转变理论和人口与家庭两个系统的协调耦合关系,利用CRITIC权重法计算指标权重、拟合指数,从多维视角出发构建人口与家庭发展指数并实证分析近30年来中国人口与家庭发展的基本态势。分析结果显示:1990年以来受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我国的人口与家庭发展呈现总体平稳的态势。人口系统中生育、健康、迁移、结构等各要素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人口发展指数在20世纪90年代后趋于下降,2000年以来略有回升。同一时期,尽管我国的家庭结构指标蕴含风险,但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家庭人力资本水平大幅度提高,经济发展降低了城乡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这些都有助于家庭发展,家庭发展指数不断升高。人口和家庭系统的协调度和耦合度保持稳定,人口与家庭发展更多受到人口发展的影响。我国当前人口与家庭发展的短板在人口发展,需要尽力解决好生育率低、人口结构失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人口与家庭系统耦合度长期保持较高水平的稳定将为中国实施促进家庭发展政策奠定较好的基础,有助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家庭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伴随着全球减排行动的不断深入,中国明确提出了“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国内的碳排放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家庭碳排放成为新的碳排放增长点,有必要全方位探析家庭碳排放新趋势背后的驱动力量。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从家庭层面实证分析我国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引入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作为家庭异质性的依据,考察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作用方向与影响程度。此外,依据家庭碳排放的划分进行渠道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特征、家庭人口学特征与家庭户籍地域特征具有异质性影响,家庭规模与家庭年龄分别成为影响家庭碳排放最强劲的促进因素与抑制因素。在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差别较大,分别形成家庭构建期的“均衡型”家庭碳排放、成长期的“经济导向型”家庭碳排放及衰退期的“人口导向型”家庭碳排放,呈现出具有家庭生命周期性的碳排放足迹。同时,借助于渠道检验辨别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及各生命周期家庭碳排放的直接或间接渠道。因此,节能减排政策应不断适应我国人口与发展新形势,将降低家庭间接碳排放作为工作重点,提升家庭在节能减排中发挥作用的空间,针对不同类型家庭施以差异化的减排政策,构建“环境友好型”家庭。     

中国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与集聚状况研究——基于地级区域的视角

基于“六普”资料,对中国流动人口在地级区域层面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进一步对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状况进行研究,在分析过程中着重对比了“六普”与“五普”的差异、省内流动与跨省流动的差异.研究结论如下:(1)从分布特征看,“六普”流动人口的分布集中趋势尤为明显,一些重要的人口流入地的流入强度表现出“强者更强”的特征.(2)从空间集聚状况看,显著热点城市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五普”相比,中国流动人口集聚地最显著的是长三角而不是珠三角.(3)对比跨省流动人口和省内流动人口,跨省流动人口规模在空间上呈现出“东南沿海集中连片、中西部一枝独秀”的特点,在东南部沿海地区跨省流动人口规模呈现出现明显的圈层结构;省内流动人口分布相对均匀,中西部地区城市的省内流动人口数量要远大于跨省流动人口数量.     

贸易开放、人力资本与制造业劳动力工资差距——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1998～2010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效应模型,研究了我国人力资本在贸易开放对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影响中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以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为依赖变量时,人力资本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并且当人力资本小于门槛值时,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当人力资本大于门槛值时,则会显著地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以进口开放为依赖变量时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人力资本小于前两个门槛值时,进口开放会显著地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当人力资本大于第二个门槛值后,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扩大的趋势变得不再显著。同时,本文以贸易开放的人力资本门槛值为标准划分出到2010年17个省市处于低人力资本区,11个省市处于高人力资本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