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早期社会理论中的“社会”概念

涂尔干关于“社会”的理论的形成,与由以卢梭为代表的自然权利学说演变而来的抽象个人主义给法国社会造成的现实困境紧密相关。通过对该线索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涂尔干试图通过确立社会既是一个社会体又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存在,来破除自然权利学说有关人的自然权利和社会人为性的基本观点,并以此来重新确立社会团结的基础。但是,这种两重性设定同时也暴露出涂尔干早期思想的内在困境：由于社会作为自成一类的存在,而其理论框架中没有搭建起个人与社会发生关联的方式,因此无法论证社会的正当性并找到社会团结的现实基础。     

道德感与自然权利——哈奇森道德哲学中的人性论与自然法

以霍布斯为代表的现代自然法论者对古典自然法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将个体自然权利置于公共善之上。帕森斯认为,"霍布斯的秩序问题"是将自利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政治强制来加以解决,从而避免了霍布斯式自然权利对社会的摧毁。哈奇森通过对人性的重新理解来对霍布斯加以反驳,并指出人性中的道德感使人自然地就具有社会本性,并能自然地将人类的普遍利益作为公共善置于个人自然权利之上,政治社会的建立是为了追求人类的普遍幸福。哈奇森关于道德感与自然权利的理论为我们深入理解苏格兰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线索。     

郁达夫对心理分析的徬徨

象“五四”前后的许多其他作家一样,外国文学哺育了郁达夫的创作。其中尤其明显的是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和日本的“私小说”。卢梭所主张的“返回自然”,就是要返回人的自然本性,就是对“自我”的肯定。郁达夫称颂卢梭为“大自然的骄子”,赞扬他“称许本性的善处”,“比那一个都要猛烈,比那一个都能彻底”,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怎么也掩没不下去的影响”。只要想想他在日本高等学校四年里所读的近千部外国作品中,很多就是德国、法国、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就不难理解欧洲     

个体、财产与自由——“自然状态”学说之于现代权利观念的意义

"自然状态"学说是现代自然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产生以来对整个现代政治哲学就产生着重大影响,甚至成为其基石。"自然状态"是相对于"社会状态"而提出的,主要是指人在社会状态之外,在没有法律约束情况下的一种状态,是人之本性的展示,因而,"自然状态"的具体内容将决定人类政治社会的建构。在现代自然法思想中,"自然状态"不仅将个体从封建等级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个体以自由之身,而且还强调了人之基本权利的根本性和重要性。     

自杀与现代人的境况——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及其人性基础

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出的“自杀类型学”是他对自杀研究做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他通过自杀的社会类型展开的广泛解释和论述,是和其著作中的一些实质问题密切相关的。本文检视了这个类型学的一些关键方面和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涂尔干的人性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强调了涂尔干社会理论的人性基础;这种分析也表明,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是他继《社会分工论》之后对个体与社会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推进。另外,涂尔干通过对作为社会事实的“自杀潮”的独特的社会病理学分析,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因此,《自杀论》的经典意义在于其将理论图式与时代问题紧密结合起来的研究范式,这充分体现了古典社会理论的本质特征。     

论卢梭文明与道德悖论的历史观

一、文明进步与道德堕落卢梭社会历史观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文明与道德的矛盾。从卢梭的思想倾向来看，他是站在道德主义立场上来反对洛克的功利主义观点的。但是卢梭的道德主义不同于盂德斯鸠的道德主义，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二者的价值取向不同。孟德斯鸠是一位法国男爵，他理所当然地站在贵族的立场上来说话，把贵族的出身和荣誉放在与私有财产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孟德斯鸠对平民始终怀有一种天然的戒备心理，他多次强调：“人民的本性就是感情用事”，“人民的行动永远不是过分就是不及。人民有时候千手齐下，搞得天翻地覆…     

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涂尔干的公共思想难题

在全球化时代,曾经作为个体或集体认同主要支配模式的宗教和民族主义,似乎已构不成为现代社会政治认同和公民权的牢固基础。因此,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深入理解涂尔干有关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关系的思考尤为必要。涂尔干的社会思想中蕴含着两大基本主题即“社会如何可能”和“社会学如何可能”,它们又融入于其一生所专注的“根据实证科学方法来考察道德生活事实”之研究中。从整体上观照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问题并基于现代社会中人性神圣性的社会事实,能够从方法论和实质性问题思考的交汇层面充分揭示现代社会团结的基础。按照涂尔干的思想,解决这对矛盾的根本出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厘清法团和公民国家的关系问题,换言之,关键在于阐明有关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关系的问题。     

社会的制造与集体表象

本文通过对涂尔干思想中的社会概念尤其是集体表象理论的解读,深入剖析现代社会自我证成上的困境。涂尔干一方面继承了契约论传统对社会的人为制造性的强调,另一方面又反对该传统将社会还原为个体之间约定行为的结果。集体表象理论针对的正是这一理论困境。涂尔干认为,集会或集体欢腾之际所产生的集体表象犹如化合作用,不能还原为个体的约定或契约,它是社会的产物,优先于个体。它不仅表达了个体对社会的情感,而且在定期的社会再造中创造这一情感。图腾标记对集体表象的具体化,既构成了个体认识社会的中介,又成为社会定期再造的依凭。涂尔干反对将法国大革命诠释为个体意志主导的结果,而试图通过集体表象将其诠释为社会定期再造的体现并强调社会之于个体的优先性。集体表象的神圣性既不依靠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彼岸化的上帝,也不是个体意志的产物,而是社会性的,来自于社会的自我生产和再造。     

教育知识与圣俗二分：从涂尔干到伯恩斯坦

“知识是一种社会建构”命题是涂尔干研究人类总体知识的落脚点,也是伯恩斯坦理解教育知识的社会性质的起点。本文试图重新理解涂尔干这一重要却不断被误解的命题,从“圣俗二分假想”入手,还原涂尔干知识社会学背后的问题意识,并呈现伯恩斯坦对圣俗二分的思考。研究发现,伯恩斯坦一方面继承和推进了涂尔干对知识及其社会基础的思考,从双重社会性假设出发阐释了教育知识的分类原则,另一方面也阐明了圣俗二分所蕴含的教育解放的可能性。     

涂尔干:道德本原与现代潮流——以自杀类型为线索

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涂尔干的《自杀论》并不是一部通过统计分析达到实证性结论的“科学”著作,在《自杀论》的四种自杀类型背后,有着关于现代社会的完整的病理学分析。本文尝试从自杀类型入手,联系涂尔干有关道德教育与原始宗教的著作,揭示涂尔干有关人性与社会之健康道德本原的思想;另一方面则从文明史的角度出发,结合涂尔干关于法国中等教育史以及政治和法律史的讨论,深入发掘涂尔干对西欧现代社会之源起和演进的思考。在涂尔干看来,正是现代社会潮流的极端化发展,导致社会的种种危机与病态。要克服现代社会的这一危险倾向,必须回到历史来考察现代潮流的源起和演进,才能在变化的现实条件下接续传统,重建人心和道德秩序。     

“人性宗教”的起源与经过 ——一个塑造现代社会的过程

面对中世纪晚期以来宗教和政治的总体性危机,马基雅维利奠基的“公民宗教”提供了一种建立现代秩序的可能性,但它背后所预设的伊壁鸠鲁式的“自然观”并没有为“现代人”的人性与政治建立普遍性的基础。卢梭通过笛卡尔式的“我思”所建立的人性秩序,不仅证成了现代神义论,而且试图构建一种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道德共和国。因此,卢梭的“公民宗教”本质上是“人性宗教”。然而卢梭的“人性”宗教所崇拜的并非是人性（human nature）自身,而是人性背后的上帝以及其所“安排”的秩序。“人性”（Humanity）宗教总归要返回到自身,这正是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理论思潮对卢梭“人性论”的反叛与重新展开,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种过渡而形成了自身雏形的同时又面临着进一步的危机。     

墨子人性论研究

人欲即人的欲望和渴求,包括自然人欲和社会人欲;人性即人的本性和本质,包括自然人性和社会人性。人欲是人性的内在根据,人性是人欲的表现形态。墨子人性论分为自然人性论和社会人性论,其中,自然人性表现为欲生憎死、趋利避害;社会人性体现为相善相爱、兴利除害。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重视人性、强调人的劳动(力)的思想家,他倡导强力从事、节制人欲、克服异化、升华人性,其人性论与两千年后的马克思人性论十分契合。     

涂尔干“社会团结”理论的东亚际遇

涂尔干在社会团结论中试图通过对两种不同社会联结类型的界定，揭示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展轨迹。面对现代社会的失范状态，涂尔干主张重建职业共同体并以职业共同体的道德约束代替传统道德，在个体间、个体与社会间重系断裂的社会团结纽带。然而涂氏社会团结理论在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之间的过渡阶段、职业共同体特征等方面缺乏准确概括，对非西方国家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殊性方面估计不足，从而使其在东亚社会存在较为明显的理论缝隙。具体到东亚现代化的进程中，以中日为代表的东亚社会虽然存在着不同体制，但其企业内部传统的机械团结模式非但没有走向衰败，相反却呈现出愈加强盛的发展趋向。社会团结理论在东亚的际遇充分展现了人类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的复杂互动过程，足以引发研究者的深度省思。     

自由在契约论伦理思想中的有机统一——从卢梭到罗尔斯

从卢梭到罗尔斯,契约论伦理思想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显现了不可低估的内在张力。无论是卢梭的契约论伦理思想还是罗尔斯的现代契约论伦理思想,其理论基础均为"自由",并将其在各自所构建的思想体系之中高度统一。尽管对"自由"基本内涵的理解不同,卢梭的观点是它不等同于任意而应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并受理性所制约,罗尔斯则主张它是个体在自律与他律中的一种自我实现,但两者都受到一种从自由意志上升到公共意志的思维路径所统辖,在两者所确立的理论体系中蕴含着一种由个体自由上升到社会自由(社会正义)的价值定位。通过对卢梭和罗尔斯所阐述的自由在契约论伦理中的辩证统一的特征之研究,不难看出自由精神的价值意义和生命所在。     

“风起于青蘋之末”——孟子性善论探析

作为《孟子》一书的灵魂，性善论的影响至深至远。孟子的人性论建立在人的主体精神日益自觉、人们对人性的探讨日渐深入的基础之上，是对孔子的人性观念的发展。孟子认为，人的善性是一种先天的资质与倾向，通过心的感受与省思得以培养，通过本性来完成天的意志。性善论虽未能有效地行诸当世，却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政治，并为社会锻造出一个士人阶层，最终沉淀于儒家的基本品格之中。性善论还是士人阶层乌托邦精神的根底所在，作为士人价值观的核心，乌托邦精神体现为“道”对“势”的制衡，并在个体人格领域以审美自由的方式获得彰显。     

社会的自然——论吉登斯超越左右的政治

社会和自然相统一的原则是社会发展必须遵循按自然的规律,尊重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一直是治理社会的首要原则,所谓的社会的自然就按社会的本性去治理社会。吉登斯的超越左右的政治正是为了使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符合自然的要求,或者说自然地治理社会。左与右有合理的一面,也有错误的地方,而纠正这两者偏颇恰好能够使社会按其本性要求发展,超越左右的原则就是要使社会按自然的原则发展;激进政治不仅体现在尊重社会存在的理性内容,同时也体现在尊重社会存在的非理性内容,这既有利于消解激进主义对社会理性构想的现实影响,又有利于真正从人类生活的深层处去构想治理社会的内容,从而使其政治内容符合社会本性的要求;吉登斯强调发掘既有利于使社会中的个人“幸福”地活着,又有利于社会稳定持续的发展,既有利于克服社会的外在的“救世主”的束缚和引诱,又有利于社会整合团结。     

市场经济与人性发展的互动

人做为十分复杂的社会存在物,从事经济活动是其最本质的活动。然而,人的经济活动又受制于社会的经济结构,人与自然的矛盾决定了人性中自然本性与精神因素之必然发生许多冲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为每个人的自然需要的满足提供同等条件和机会,在这一过程中人性为满足需求而积极进取的一面被激发出来,虽系人性中低层次的初级要求,但个人为满足它们所激发出来的主动性、竞争性、奋发拼搏等,无疑是人性的重大进步表现,这不仅符合人性的价值目标,而且也是历史的必然。     

法人团体：一种“总体的社会组织”的想象: 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研究

功能分化和领域分离被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构成许多建基于启蒙理性的社会建设理论的核心观点。但分化条件下不同社会领域及功能之间如何整合的问题在启蒙理性传统中却付阙如。本文在M.莫斯的“总体的社会事实”的启发下,尝试构建一个“总体的社会组织”概念来考察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文章认为,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是以在社会组织层面整合国家与个人之间,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以及社会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道德功能之间的人为对立为目标,“法人团体”属于中介性的“总体的社会组织”范畴。虽然涂尔干的这一想象有简单化和乌托邦化的嫌疑,但其对于洞悉和超越高度分化状态下的社会生活弊病有着很强的启示意义。     

试论荀子对先秦人性论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是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①。这一论断告诉我们,人是在双重关系中生活的,一方面要与自然打交道,形成自然关系;另一方面要与人打交道,形成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了人的自然本性,人的社会关系体现了人的社会性。自然本性指人的生理本能;社会性指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又表现为经济、政治、法律、道德、思想、文化、宗教等丰富内容。人的本质就是由人的自然本性和人的社会性共同构…     

卢梭的公民观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存在着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公民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人性的自我分裂表现为人的"市民"和"公民"二重身份的紧张.Citizen概念的两歧性,表征着人性的分裂以及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冲突.卢梭是第一个反思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家.他的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正是围绕公民与布尔乔亚的二元对立而展开的.令卢梭忧思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现代性与道德的冲突,亦印市民的财富世界与公民的美德世界的对立.其现代性批判的焦点,是布尔乔亚的反公民性的异化本质.卢梭对现代性与人的困境的反思,对布尔乔亚和市民社会的批判,对代议制的公民参与缺失的揭示,显示了一位社会批判家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然而,卢梭的困境在于:古代公民的政治自由以奴隶的受奴役为代价;现代公民则以出让主权换取市民的个人自由.现代的商业社会、民族国家、民主社会,与卢梭小国寡民的古典城邦式公民政治理想格格不入.卢梭心仪的公民城邦毕竟属于业已衰落的小共同体.因而卢梭的最大困境,在于其以小共同体的美德政治模式来作为组织大社会的政治原则.